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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20年来，构建“中国边疆学”已俨然成为显学。据统计，自1992年第一篇题名中含有“边疆学”的文章发表以来，见诸中国知网的论文有105篇，[1]此外还有众多有关边疆学的著作问世。[2]最近几年来，因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需要，有关中国边疆学构建以及边疆理论的评述文章多了起来，有学者力图指出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3]还有学者专门对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述评，[4]甚至还有综述性质的专著出版。[5]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对“中国边疆学”构建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在基本的概念定义以及学科内涵上，还远未达到共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20年来(1998-2018)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和边疆理论的发展做一评述，以求教于方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关边疆的研究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在19世纪，“这次高潮酝酿于康雍乾时期，形成于嘉道咸时期”[6]；第二次是在20世纪前半叶。前两次研究高潮形成的主要背景都是国家面临危机之时，形成了有关边疆研究的群体和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以及国家需要，形成了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这三次研究高潮主要由马大正先生阐发其义[7]，其观点亦为学术界所认可。这三次研究高潮，背景虽然不同，但在学术理路上殊途同归，即都有三个来源：古代传统、西方理论及现实实践。王国维在概括有清一代三百年的学术演进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8]，虽然他的评论来源于清末西北舆地学之代表人物张穆对清代先儒的评论[9]，但“道咸以降之学新”还是基本概括了当时学术的取向，而这个“新”，就在于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而又力图经世致用，学习西学，以希解决现实问题，这是第一次边疆研究学人们的集体写照。第二次研究高潮亦是在出现民族危机之时，只不过此时随着列强入侵的深入，尤其是一些留学归来学者的推介，一些西方理论随之而来。而这些西方理论遇到了中国传统，曾一度水土不服，中国学人们也一度陷入挣扎，最后还是在现实实践中试图结合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顾颉刚由疑古转向“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10] 截至目前，第三次研究高潮方兴未艾，概括起来，我认为第三次研究高潮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边疆学构建问题”，所以不妨称第三次研究高潮为“中国边疆学构建时代”。 “中国边疆学构建问题”需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学科的边界和内涵问题；二是学科的内容问题；三是学科的理论创新问题。20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三个问题发表了众多成果，并有一些理论创新，诸如“大一统”理论、“夷夏观”的多角度阐发，“中华民族”以及“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化，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以及“朝贡体系”“藩属体系”的进一步研究等等。 一、 “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两大“阵营” 早在1992年，邢玉林先生就发表了第一篇带有“中国边疆学”概念的文章[11]，初步探讨了中国边疆学的定义、功能、学科内容等。1997年，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马大正先生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2]可以说，“中国边疆学”命题正是边疆研究老一辈学人上承清末西北边疆史地学及民国“边政学”的余绪，下启构建具有中国边疆学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多年来，马大正先生一直对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进行思考，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他认为：“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13]周伟洲先生认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14]上述定义发端于深厚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传统，大体代表了历史学者的思考，但在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看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属性或学科定义显然并非如此。多年来值得瞩目的是吴楚克、周平等学者所力图构建的中国边疆政治学，很多学者误解为他们所力图构建的“边疆政治学”与所谓“边疆经济学”“边疆民族学”“边疆社会学”等一样，是从属于“中国边疆学”下面的分支，这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在吴楚克看来，“‘边疆学’自身是否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不制约‘边疆政治学’。”“边疆政治学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成长于历史上的‘边政学’，发展于当今的民族学和政治学的复合之中”。[15]在周平看来，“边疆政治学”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一门科学。[16]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中国边疆政治学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虽然在学科属性上，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边疆政治学应该属于“政治学”下的分支学科，[17]但在学术雄心上，他们其实是另辟蹊径，力图建立与中国边疆学齐头并进的中国边疆政治学。实际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设立的名为“中国边疆学原理”的研究项目，也反映了与主要构建在历史学科上的“中国边疆学”大异其趣的学术路径与学术雄心。 据笔者观察，现在中国边疆学的构建研究方面，似乎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如马大正、李国强、邢广程、周伟洲、方铁、李大龙等，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立足于中国传统，同时关照西方理论与现实实践；另一个是以政治学学者出身的或者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以周平、吴楚克、罗中枢、孙勇、杨明洪等人为代表，主要关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实践的适应性问题。当然，这两类学者并未形成有明显区别的学术共同体，只是笔者为方便研究而做的大体分类。近几年来，正当构建中国边疆学久攻不下的时候，以政治学研究为志向的学者开始质疑以历史学为方法的学者，认为应该摒弃以历史学为基本方法来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理路，认为“当代中国边疆理论状况是丢掉了传统思维的优势，踉踉跄跄跟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理论的后面，我们做不到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也没有真实地理解中国现实的本质。”所以应该构建一个全新的研究体系，把研究思路上升为“原理”高度，“从哲学理性的角度重新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18]实际上，“边疆史地学科不能完全覆盖新形势下的边疆问题研究”[19]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需要摒弃一种学科方法而用另一种学科方法加以解决。邢广程指出：“研究中国边疆学问题应在研究方法方面寻求突破，应运用多学科来解决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拓宽领域，完善理论，注重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着力解决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要善于把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发展。”[20] 这两年，还产生了以周平为代表的“边疆建构论”与以杨明洪为代表的“边疆实在论”的争论。杨明洪认为周平等人所说的“边疆是建构的产物”是值得商榷的，国家从“王朝国家”转为“民族国家”后，边疆就变为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国家建构的结果。[21]周平目前并未对此观点进行回应，但方盛举[22]以及朱碧波、李朝辉[23]已发表两篇商榷文章，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探讨。对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李大龙认为“二者和‘文化边疆’概念提出的视角一样，着眼点在‘中国边疆’呈现的不同样态，不能简单以对错进行区分，因为只有整合从这些不同视角审视下的‘中国边疆’认识，我们对‘中国边疆’的诠释才有可能更加系统和客观，更有助于我们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24]孙勇、王春焕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分析“建构论”与“实在论”，认为：“边疆本体既包含了建构也有着实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从实践到理论的鸿沟。”[25] 在有关“中国边疆学”的概念问题上，两个“阵营”也没有达成共识。在孙勇和杨明洪等学者看来，以“中国”限定“边疆学”，实际上就限制了学科的发展，他们主张构建“一般边疆学”。[26]然而，在以历史学为方法的李大龙看来，“边疆”概念的确定才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他认为，政治属性是“边疆”得以形成的第一要件，或称之为决定性因素；“主权国家”理论较“民族国家”理论更适合阐述多民族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边疆”是动态的，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陆疆”和“海疆”是构成今天“中国边疆”的两大基本要素；“边疆”具有地缘优势，既是军事防御的前沿，也是连接连个乃至多个国家的纽带；“边疆”不能脱离“疆域”而存在，将其泛化也不利于对“中国边疆”的研究。[27]这是基于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边疆”概念的进一步认识。但有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历史学界的长期研究，认为“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民族国家”，[28]这种观点既未立足于中国传统，也未评估来自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危害。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在清朝中期，就有传统“夷夏观”的转向，乾隆时期以文化加行政版图为单位的“中华民族”，已成为整体基调，而且，“来自清朝外部的压力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就越强，以至英法等欧洲列强打着‘民族国家’幌子来插手新疆、西藏事务时，欧洲那一套理念和做法并没能收到其预期的效果”。[29]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理论具有狭隘种族主义的危险性，李大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案。他在关照中国传统和中国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批判性借鉴西方理论，认为应该用“主权国家”理论来代替“民族国家”理论，用以阐述多民族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因为“‘主权国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单位，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民族国家’理论主张的‘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30] 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属性问题，目前在研究生招生等实践层面，都放在了历史学学科中，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中国边疆学应该属于法学学科。[31]李国强长期思考和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建问题，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边疆学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也不是边疆+某个学科的简单公式。中国边疆学既然是一个学科，就一定有它的学术定义，有它的学术边界，而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安全学等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学’”。[32]他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边疆学”重新定义：“何谓‘中国边疆学’？简单说，中国边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知识体系。其所包含的第一个要素即为‘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把中国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边疆起源、演进的规律以及国家治理边疆的全过程。其所包含的第二个要素即为‘独立知识体系’：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包含了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在空间格局上，以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为主体，涵盖我国所有边疆地区；在时间脉络上，遵循历史发展轨迹，覆盖中国边疆由古至今的全时段；在研究内容上，通过对边疆历史和边疆现实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诠释国家历史疆域与国家领土的形成与演进、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的嬗变与精髓。”[33]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边疆学”的最新定义，这个定义是依据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延性、唯一性六原则而提炼出来的。目前，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正在完成有关“中国边疆学构建”的“登峰计划”，这是集体项目，这个“中国边疆学”的定义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导向性意义，对“中国边疆学构建”的“登峰计划”具有指导作用。 总体而言，主要以历史学为方法的学者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并兼顾现实实践，努力构建“中国边疆学”，但对西方理论的了解较为欠缺；以政治学为方法的学者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与中国实践结合，考虑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努力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或“一般边疆学”，考虑中国边疆“原理”和本源问题，但对中国传统研究得不够。习近平主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实际上不但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更强调中国传统为现时实践提供思想资源的必要性。所以构建“中国边疆学”，需要借鉴多学科的方法，立足于中国传统，借鉴西方理论，在现实实践中用中国传统理论与西方理论不断对话、修正，从而才有可能构建完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34] 二、 “大一统”理论与“夷夏观”的多角度阐发 “大一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自发性理论，也是边疆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多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与“大一统”理论相关的，是“夷夏观”，两千年来争论不休。李大龙多年来在边疆理论方面用力颇勤，在夷夏观方面，他认为可把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由远古到唐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华夏族，或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五代到清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对中国疆域形成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夷’，而非‘夏’”。[35]这一分期法很有启发性。李大龙又对“夷夏观”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在先秦其实就已经有两种“夷夏观”了。他在分析《礼记》之《王制》篇[36]后认为，《礼记》划分“夷”“戎”“狄”“蛮”的依据是以物质文化、分布区域不同来区分的，这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但在先秦，还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用夏变夷”的思想，即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化“夷”为“夏”的目的。与“夷夏观”相伴而生的，则是先秦以“王”为中心构筑的“大一统”理论体系。[37]吕文利认为，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比喻为是一枚硬币的话，则“大一统”和“夷夏观”为硬币之两面，它们构成了“天下观”的全部认知，缺一不可。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着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而被意识形态化。”[38]李大龙、吕文利的观点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韩东育则在先秦这个时代进一步用“放大镜”发掘这两种“夷夏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中还有古代，传统中还有传统，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都有自己的当代性，春秋与战国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先秦，详细扫描这两种“夷夏观”的话，会发现与《礼记》成书年代相仿佛的《论语》中，记录了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对“夷夏观”的看法。因为礼崩乐坏、传统尽无而又“夷狄”环伺的时代，孔子发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9]的感慨，并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0]“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1]对管仲有很高评价的同时，对“被发左衽”的“夷狄”显示出鄙夷的态度。这就是以生产方式和文明程度区别“华夷”，因为儒家的正统地位，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东育认为，除了“将孔子‘攘夷’思想推向极致的严毅苛刻的‘华夷观(经)’外，还有着不乏变通精神和包容气度的另外一种‘华夷观(权)’。这一观念的提出和弘扬者，是孟子及其后学”。[42]到了战国时期，世易时移，“春秋时期的内部夷狄已逐渐消失，人们的意识当中，夷狄已成为七国以外乃至更遥远的存在”，所以孟子提出了天下“定于一”思想，“天下一体”原则，使孟子“超越了以往‘严夷夏之防’的逼仄视野，为‘夷夏融合’的同质化运动，赋予了无限的空间。”孔子和孟子的这两种夷夏观，在后世不断被用来作为理论来源，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根据现实实践而进行选择，从而争论不休，到清朝雍正皇帝与曾静的争辩，作了一次系统总结和彻底清算。[43] 三、 有关“中华民族”形成以及“多元一体”问题的 讨论和深化 清朝皇帝以“大一统”成功消解掉了曾静等读书人的狭隘“夷夏观”，但并未一劳永逸。随着清王朝行将就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成为革命的正当性口号。但此时与中国古代大不同的是，中国面临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即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中国迫切地需要“一”：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民族一统。当时的知识人也有这方面的集体焦虑。但所有的解决方案，竟由《清帝逊位诏书》提出来了：“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44]郭成康对此有极高评价，认为这一提法是“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他认为：“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45]韩东育则发掘了《清帝逊位诏书》重要的文本意义，认为《逊位诏书》的提法“以足够巨大的力量把伊始疾驰于‘民族革命’途路上的孙中山扳回到‘五族共和’的轨道上来”。[46]这成为此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等人的思想来源。李大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认为应该抛开民族国家视阈，从传统王朝到主权国家转变过程中“国民”凝聚的视角来审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正是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等学人前后相继的对话，才使得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得以提出。[47]李大龙进一步指出：“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主要动力。近代以前, 对这些族群凝聚融合的记述是按照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体系书写的。而后从西方传入‘民族国家’理论体系，它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它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仍有疑问。从20世纪直至今日，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名词的重复阐述基础之上，依然受困于‘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之中。需要构建有中国特色,更适应阐述中国边疆发展历史的边疆理论话语体系,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给出一个科学合理且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述。”[48]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华民族自然凝聚”论，认为“自然凝聚”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和国民(中华民族)形成轨迹的突出特点。[49] 王铭铭在与费孝通等人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systems)理论，他认为，存在着凌驾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之上的体系，如果说社会、民族、地区、国家等概念昭示着某种断裂的话，那么“超社会体系”则志在揭示“断裂”的延续性。[50]汪晖又试图与王铭铭的这一理论对话，提出了“跨体系社会”理论，他试图用“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何为中国的问题，认为“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51]在对区域主义研究方法的观察之上，汪晖提出了“横向时间”概念。[52]王铭铭和汪晖的洞见在于，他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社会、区域等等既定的认识和分析框架，强调各社会、区域、体系之间的“超”性或“跨”性，即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网络的特征。汪晖对“横向时间”的强调，其主要意义也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各区域、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性。 吕文利在与上述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嵌入式互动”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多种力量合力而成的结果，也是所有民众互动的实践综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社会、区域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嵌入式互动是以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为表达手段的一种横向的历史互动。清代蒙藏意识形态联盟和满蒙军事—政治联盟的轴心是蒙古，满蒙军事-政治联盟和“满汉一体”政策的轴心是满洲，彼此之间形成了嵌入式互动的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格局，改写了满、蒙、藏、汉等各个族群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大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的文化已经深深嵌入了对方的骨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处于非儒家或汉字文化圈的蒙古、新疆、西藏才能够纳入到中国的版图，而相反的是，处于儒家或汉字文化圈之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并未纳入中国的版图。土尔扈特部东归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的最好诠释，土尔扈特部或许对于中原文化没有认同，但正是因为信仰藏传佛教，促使他们不远万里由伏尔加河流域向东迁徙，梦想回到信仰的中心。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才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得以形成，也是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关键。[53] 四、 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研究的新动向 疆域理论不但研究人，还要研究人所赖以生存的疆域。“中国疆域”的含义和指称范围，建国之后有很大争论。对此，马大正有过详细总结，认为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以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二是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三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四是以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五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54]对于这几种观点，马大正、[55]李大龙、[56]刘清涛[57]等学者均有过详细评述，本文不做重复，仅对近年来有关中国疆域研究的新动向作一评述。 近年来有关中国疆域范围的文章，主要用历史分期法来说明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马大正把中国疆域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中国疆域是形成阶段；隋唐至元时期的中国疆域是发展阶段；清代的中国疆域是奠定阶段；清中叶以来至民国时期的中国疆域是变迁阶段。[58]杨建新认为，一个中心、两种途径是中国疆域形成的主要模式。一个中心是指中国的中原地区；两种途径是指开拓式和嵌入式。[59]周伟洲认为马大正所划分的历史分期是“基于古代中国疆域以现今中国疆域或清初疆域为准的主流观点，回避了古代中国疆域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否存在，及其具体发展、变化的情况”。[60]他认为：“对于中国疆域发展阶段，应主要分为古代疆域和近现代疆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疆域又可分为古代疆域的初步形成期(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期(统一的秦汉时期)，发展期(从分裂到再统一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巩固期(由分裂的五代经宋、辽、金、西夏局部统一直到元代大统一时期)，最终定型期(明至清初)，也即是向近代疆域的转化时期。中国近现代疆域又可分为列强侵略下疆域变化时期(1840年至1949年)及现代疆域时期(1949年至今)。”[61]李大龙多年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碰撞底定”论，他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王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参照系，把中国疆域的形成划分了四个时期：一是自然凝聚时期：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二是疆域明晰时期：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三是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是现代疆域巩固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维护疆域完整而做的种种努力。[62]这个分期是很有启发性的，是在整个东亚这个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结合王朝国家和主权国家不同的性质而做的分期。 五、 “朝贡体系”“藩属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 与上述问题相关，“朝贡”“藩属”体系，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为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以及藩属国和贸易国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制度，是古代“夷夏观”的制度化表达。 有关“朝贡体系”的研究，美国学者费正清开创于前，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承继于后，都对“朝贡体系”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费正清将朝贡制度纳入到中西冲突的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方法论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即把任何在19世纪中国发生的变迁，都和西方冲击扯上关系，从而否定了中国内在变迁的可能性。在上个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西方中心观，比较有代表的学者是日本的滨下武志。他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观，具体就是：“要从体现着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总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形态的亚洲的近代。并且只有从亚洲的近代中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方法。”[63]在他看来，与欧洲国家体系不同，东亚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朝贡体系。他认为这种“朝贡”关系更多是一种贸易关系，即“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64]而把朝贡关系看成是贸易关系一直是滨下武志的研究特色，在这里，他显示了和费正清对朝贡关系的看法完全迥异的研究取向。但是，滨下武志的研究只是把东亚的朝贡关系看作是贸易关系，而忽略了或有意忽略了其中的礼仪的和政治的意义。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西方和中国的，在抵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把中国中心主义相对化了，暗含了经济中心主义和日本中心主义。 费正清和滨下武志以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作为思想资源，关照现实，取得了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成就，这不但说明学术无国界，也说明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在现实实践中的契合性。在他们之后，形成了研究朝贡体系、藩属体系的热潮。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65] 李云泉多年来一直研究朝贡制度，他系统研究了朝贡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礼仪原则等，认为在文化上，朝贡制度是“用夏变夷”的途径。[66]在对待西方理论上，他认为，“西方中心论的破除并不意味着中国中心观的建立，反之亦然。或许，从中心与周边互动的视角，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朝贡制度、朝贡关系差异性及其与通商体制、条约体制内在关联的阐释，方能揭示朝贡制度之历史实像和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多重面相。”[67] 实际上，除了朝贡体系，很多学者还用“宗藩体系”“藩属体系”“藩部体系”“册封—朝贡体系”等概念来研究相关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相关概念混用的情况也很多。刘志扬、李大龙在分析前人研究以及历史上对“藩属”“宗藩”一词的用法后，认为“历代王朝和边疆民族乃至邻国的关系是一种‘藩属’关系而非‘宗藩’关系”。[68]李大龙进一步研究清代的“藩属”关系后认为，清代的“藩属”关系已经出现了界限明晰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藩部和属国。至清末，一方面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清王朝的“属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最终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为了现代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大片的藩部领土被蚕食鲸吞，但由于长期和历朝各代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藩部地区已经和内地融为了一体，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9]关于“宗藩关系”一词的使用，刘清涛从“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入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 “宗主权” 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70] 结语：中国边疆理论的展望 综上所述，近20年来是“中国边疆学构建时代”，涌现了数量众多的著作和学者，甚至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以历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群体，努力构建“中国边疆学”；一个是以政治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群体，努力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或“一般边疆学”。正是这些学者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有关讨论日渐成熟。 在边疆理论领域，笔者关注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大一统”“夷夏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朝贡体系”“藩属体系”等，这些理论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借鉴西方理论，并关照中国现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笔者认为，理论是否有用，衡量的标准就是实践。[71]当然，笔者这里所说的实践不仅仅具有当代性，还具有历史性。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境，每个时代都需要理论来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之所以要从边疆史地研究跨越到中国边疆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要依赖经验证据和现实实践不断对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创新适合于实践的理论，这是中国边疆学构建以及边疆理论不断发展的不二法门。只要我们的理论和学科做到逻辑上自洽，现实中有用，习近平主席所提出“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72]的希望就会实现，我们所着力构建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也会早日实现。 [1]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23页。 [2]按照时间顺序，专著主要有吴楚克的《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崇敏的《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张世明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周平主编的《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等。 [3]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言述评》，《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6]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7]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126页。 [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0页。 [9]张穆曾云：“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丘之精，皆无与伦比。”参见吕文利：《<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10]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11]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12]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13]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6-597页。 [14]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15]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17]参见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4页；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18]吴楚克、徐姗姗：《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64页。 [19]邢广程：《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第4页。 [20]邢广程：《开拓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21]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2]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朱碧波、李朝辉：《“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兼与杨明洪教授商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4]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5]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 [26]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7]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28]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9]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30]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也可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1]崔明德：《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32]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33]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34]关于西方边疆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国内已有很多成果，如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世明、王济东、牛昢昢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黄达远、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等。 [35]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另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36]《礼记·王制》篇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合味、宜服、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37]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另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308页。 [38]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39]《论语·八佾》。 [40]《论语·八佾》。 [41]《论语·宪问》。 [42]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43]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44]《宣统政纪》卷70，宣统三年十二月下。 [45]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6]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47]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并参见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8]李大龙：《阐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49]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0]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48页注。 [51]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第147—148页。 [52]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第194页。 [53]吕文利：《嵌入式互动：请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4]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8页。 [55]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79页。 [56]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6页；李大龙、刘清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问题研究》，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6页。 [57]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58]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59]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所谓开拓模式，就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中原地区的政权为核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域；所谓嵌入模式，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 [60]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61]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62]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41—53页 [63]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4]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65]仅著作就有多种，如黄枝连：《天朝礼治秩序研究》(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版；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骆昭东：《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66]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67]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之《修订版后记》，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68]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69]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240—244页。 [70]刘清涛：《“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71]吕文利：《构建中国边疆学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72]人民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3.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日。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