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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来，随着国内学术界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边疆研究，特别是北部边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疆项目”获准立项和实施，二是有大量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出版和发表，三是一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北部边疆研究的队伍中，并且成为我国北部边疆研究的中坚力量。 一、 “北疆项目”的实施助推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繁荣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延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中国边疆研究所，以下简称“边疆中心”）主编并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自1991至2009年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一方面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成果，另一方面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助推器。该丛书共出版学术专著、专题性学术论文集、资料和译著共59种63册。其中，有关北部边疆或涉及北部边疆的书籍有21种25册，既有像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1991年版）、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2001年版）、马大正和刘逖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门发展中的边缘科学的演进历程》（1997年版）、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2001年版）、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3卷4册）（2007年版）、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2009年版）、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2004年版）等有关北部边疆研究的论著；也有诸如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1994年版）、杨茂盛《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2004年版）、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2000年版）、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全2册，2002年出版）等属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范畴的论著。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我国北部边疆研究与北方民族史研究的界限尚不清晰，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边疆中心初创时期为打开局面所做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以及在聚集研究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记者报道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边疆史地丛书”的出版，“力图把以往分散的、封闭的研究引入集中的、开放性的轨道”，“随着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正在形成。”[1]2000年，“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由边疆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持的“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以下简称“北疆项目”）于2010年1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式批准立项，并列为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开展为期5年的项目研究。作为中国边疆系列研究之一，“北疆项目”既是应因边疆研究的现实需求，也顺应学科发展的要求。 “北疆项目”当年立项的课题共172项，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文献翻译整理三大系列。目前，已有154项通过审核，完成结项，已作为“北疆项目”系列科研成果被列入“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文库”由内蒙古大学出版开始陆续社出版。在已结项的154项课题中，有44项涉及到北部边疆历史的研究。从已出版的部分成果看，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李大龙、李元晖《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吕文利《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前者认为，尽管建国近70年来我们习惯于用“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来描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但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却一直难以摆脱“王朝国家”的束缚，没有构建起一套成熟的关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国外学者的理论在国内大肆流行（诸如费正清、滨下武志的理论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又导致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观教育的弱化乃至缺失，对现阶段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中，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试图将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研究整体，从中探究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并对两个不同族群在其中的贡献做出评述，以推动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后者则通过从边疆看中原的视角，详细考察了16—17世纪蒙古诸部信仰藏传佛教、构建“政教二道”中心的实践过程，认为熬茶布施为构建“政教二道”中心的途径。作者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嵌入式互动”的理论，认为清代蒙藏意识形态联盟和满蒙军事-政治联盟的轴心是蒙古，满蒙军事-政治联盟和“满汉一体”政策的轴心是满洲，彼此之间形成了嵌入式互动的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格局，改写了满、蒙、藏、汉等各个族群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大历史。贸易和宗教构成“嵌入式互动”格局的主要内容，无论是蒙古诸部因为入藏熬茶而与清朝进行贸易，还是蒙藏意识形态上的联盟，以及清廷试图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蒙古，都反映了蒙古诸部、西藏藏传佛教和清朝皇帝之间，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互动性、嵌入性特征。 “北疆项目”的立项和实施，无疑是对我国北部边疆研究的一次大检阅，也势必将对我国北部边疆研究深入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北部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 （一）关于北部边疆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通史性专著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历来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关注和研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疆域”的概念以及“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范围。 马大正担任总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00—2003年陆续出版，分《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按地区阐释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发展过程的系列通史著作，“避免了以朝代为序的疆域史著作对边疆地区的忽略”，为中国疆域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2]其中，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2003年版），按断代史写法，从秦汉一直写到清，从内容看，涉及到北狄、胡、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薛延陀、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古代部落、部族和民族。这是一部总汇前人研究成果，在创新上有所建树的学术专著，反映了我国北部边疆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北疆通史》拓展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我国北部边疆史的研究内容，为北部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前面提及的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共计161万字，是目前我国容量最大、内容最为翔实的疆域史著作。从整体而言，其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该书以边疆为首要关注对象，打破了以往“疆域史类同王朝沿革地理的局限”；重视疆域构成的不同层次，并将边疆民族纳入历代疆域范围之内，“打破了大汉族主义的藩篱”。当然，该书还从现代国家领土观念出发，首次将中国海疆史纳入了疆域史研究的视野。[3]从细节而言，该书基本涵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有所突破。例如该书元代部分首先厘清蒙古汗国与元朝的关系，作者指出：元朝只是蒙古汗国分裂以后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继承了一部分原蒙古汗国的疆域，又通过兼并南宋，构筑了元帝国。更正了蒙元混称带来的断代概念混乱，并由此界定了元朝疆域范围；元朝疆域不等同蒙古汗国。该书元朝疆域四至及变化的考述是国内同类研究中比较准确的结论。应该说，这部疆域史研究巨著的出版，体现了边疆研究中心长期以来为探索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规律，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所做的努力和追求。 （二）关于北部边疆治理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持续发展，我国边疆史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其范围不断拓展，内涵越来越丰富。尤其是“边疆治理”的概念一经提出，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根据近年国内有关边疆治理研究的总体情况看，“边疆治理”的内涵大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和开发治理；（2）历代王朝的边疆管理机构；（3）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相关政策、治边举措等。 （1）历代王朝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和开发治理 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论著颇多，值得关注的论著主要有：宝音朝克图的《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系作为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治理丛书”之一。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梳理了秦汉、隋唐、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北疆开拓、北疆治理和开发，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深入剖析和阐述历代中央政权开拓和治理北疆政策及措施的利弊或得失。该书每个章节均涵盖统治者对北疆的开发、民族政策、治理机构以及治边思想等内容，是目前为止专论我国北部边疆治理的学术专著。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一书专论清代疆域及边疆治理的一部力作。全书分“清朝疆域形成”、“清朝边疆民族政策”、“清朝边疆开发”三编，以独特的视角考察了清朝疆域的形成及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并从管理方式、立法及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清朝对北部边疆的政策，还关照到清代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变迁，提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学术观点。比如，关于清朝疆域的形成，作者考察了边疆地区民族政权的“局部统一”与清朝实现中国全面统一的关系，提出了“边疆地区所形成的‘小统一’为清朝的‘大一统’创造力有利条件”，“清朝的功绩在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使边疆地区由分裂状态走向统一，比较明确地划定了中国疆域版图范围，对边疆地区的实行了有效的主权管辖，对各民族实施了多种多样的管理制度”等诸多新论。[4]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全面论述历代边疆治理的综论性学术专著，也涉及到历代北疆治理。 卡伦与驿传作为清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清代的卡伦制度与驿传制度，也颇受学者们的关注。如马长泉《清代卡伦制度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和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前者清代卡伦做了全方位的详尽考述；而后则以清代北部边疆卡伦（包括东北、西北边疆卡伦）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就其分布、设置等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考察，内容还涉及到清代卡伦的职能以及与卡伦相关的基础设施、清政府对卡伦的监督、守卡官兵的拣选及其生计、坐卡等诸多方面，是一部多个角度考察清代卡伦管理制度的学术著作。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全面探讨了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分析了清代驿传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变革内容及其背景，也涉及到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背景下清代驿传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驿传系统被电报、近代邮政逐步取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此外，有关历代边疆治理的学术论文也不在少数，其中较有代表性有王邵东《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5]岳东《唐初北陲都护府几则问题辨析》、[6]李治安《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7]刘春玲《元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述论》、[8]默书民《政治中心的地理变迁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以元代为中心的讨论》、[9]《元代两都之间及以北地区的站道研究》、[10]《辽阳行省的站道研究》、[11]晓克《略论北元时期蒙古的会盟》、[12]刘丁勇《朱元璋对蒙古民族的怀柔政策探微》、[13]陈武强《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14]范传南、姜彬《明代北部边防战略思想变迁刍议》、[15]王元林、梁姗姗《明代北方边疆防御中“智防”策略的应用》、[16]孙丽华《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17]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18]黑龙《1688—1690年康熙救助南下蒙古喀尔喀之新史料》、[19]红霞《清代喀尔喀蒙古王公的朝觐制度述略》、[20]周乌云《试论清代蒙古地区喇嘛洞礼年班制度》、[21]杨耀田《康熙朝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浅析》、[22]吴斯芹《论清代初期对漠南东部蒙古的管理——以实施盟旗为例》等，[23]可以看出，有关历代北部边疆的治理研究多集中在汉唐元明清几个朝代。 清代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由于研究队伍较为庞大，力量较强，加之相关文献资料较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是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环。需要指出的是，一支掌握满文、蒙古文，又有深厚汉文功底的少数民族学者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北部边疆研究的中坚力量，因此利用多语种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成为新时期清代北部边疆研究的一大特色。 （2）民国时期北部边疆治理的研究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北部边疆治理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研究多为综论性著述，而具体到北部边疆的治理，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北洋政府时期。比如，《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是青年学者段金生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研究的一部力著，被认为是“目前学术界明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首部较系统的学术专著”。[24]段金生还发表了《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与董继梅合作）[25]、《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26]等文章，并提出，“九一八”事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才相对明确。这对学者们把握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前后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27]周竞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28]马玉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初探》、[29]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30]等就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边政机构与边疆观念做了探讨并阐述各自的观点。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31]则以抗战时期为一个时段，围绕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及其实施等问题对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也是一部有关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专著。该书对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发展过程、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与制度、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边疆民族经济政策以及西北开发、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与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等做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认为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虽有整体系统性，其基本内容亦以法律的形式得到规范，民族平等虽凸显历史进步，但流于形式，具有欺骗性与虚伪性。 20世纪20年代，民国政府先后在蒙古地区设置蒙疆经略使、热察绥巡阅使两个地区性的临时军政职位。张建军就上述问题发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热河境内镇守使沿革述论》、[32]《从蒙疆经略使到热察绥巡阅使——民国北京政府后期奉直两系对蒙古地区的争夺》[33]等两文章，前文指出，《镇守使署暂行条例》对军事兼管民政等事务的规定为镇守使的日后地方割据提供了某种契机。察哈尔、热河地区各镇守使长官基本由中央任命，但在袁世凯身前死后有着明显不同。军阀混战年代，军事力量的强弱取代了中央政令应有的权威，镇守使任期常依赖于手中掌握的军队。后文则对地方军阀控制蒙古地区作了揭示，认为学术界虽然对此有些研究，但只有将蒙疆经略使、热察绥巡阅使的先后置废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北京政府地方军政制度的运作。两个军政职位使蒙古地区与全国军政联系更趋紧密，但实质上是北京政府对实权军系既有及潜在地盘的认可。其先后置废，自然成为奉直两大军阀在蒙古地区实力消长的重要标志。有关民国时期北部边疆研究的论文还有乌力吉陶格套《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是一部以民国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专门探讨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演变问题的力作。 （三）关于历史上的和亲与满蒙联姻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和亲和清代的满蒙联姻，在边疆研究领域通常是作为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的治边政策来研究的，被视作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亲现象作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向来受到中国古代史、民族史以及边疆史研究者们重视和关注，10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颇多，而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立足的一项根本国策，也受到国内清史学界及清代蒙古史学界的青睐，相关著述也不少。无论是历史上的和亲，还是清代满蒙联姻，都已成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因此，本文其从边疆治理研究一节中划出，单列一节，予以专门评述。 （1）关于历史上的和亲问题的研究 新时期，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和亲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而且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之多，已在百篇之上。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看，亦有所突破，不仅有理论上的创新，而且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在研究和亲问题的众多学者当中，崔明德的名字是不能不提的。自1990年出版《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汉唐和亲史稿》（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先秦政治婚姻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部重要著作，成为国内和亲研究领域当中的领军者。其《中国古代和亲通史》还于2007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优秀著作十大优秀成果之首，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和亲问题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也是国内有关中国古代和亲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有关中国古代和亲问题的研究，而且成果颇丰，但以往的研究，多为就事论事的个案研究，从理论上进行宏观研究的较少，大多限于对某个和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和亲的评议。而崔明德有关中国古代和亲研究的著作，特别是《中国古代和亲史》及在其基础上进行部分内容调整而成的《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则利用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以及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和亲问题进行宏观的、长时段、跨学科、多层面的研究，构建起一套全面、系统的和亲研究理论框架，这对中国古代和亲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中国古代和亲史》、《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摆脱了以往和亲研究只讲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局限，增加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和亲的内容，体现了和亲问题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并提出了“和亲文化”的概念，作者认为，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积淀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由多民族的有关成分汇聚而成，又对各个民族具有一定的粘合及联结功能。这种研究大大丰富了和亲研究内容，拓展了和亲研究范围，为国内和亲研究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我国台湾学者林恩显的《中国古代和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是这个研究领域不能不提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在建构和亲理论体系方面颇多建树。 新时期以来，探讨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和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张书艳《匈奴和亲政策初探》、[35]彭向前《辽蕃和亲初探》、[36]崔明德《辽朝和亲初探》、[37]闫德华《突厥政权和亲史述略》、[38]等。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和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既有整体的把握，又有对和亲个案的具体分析。 回顾这个时期国内和亲问题的研究，其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和亲的原因和目的；二是和亲的影响，三是和亲公主。 在探讨和亲原因及目的方面代表性论文有曹国宁《解读和亲的政治智慧》、[39]范香立、张金铣《唐与回鹘和亲原因解析》、[40]崔晓莉《突厥与中原王朝联姻政策探析》、[41]蒋之敏《西夏与辽和亲的原因及影响》[42]等。有意思的是，学者们不仅对产生和维持和亲的原因、目的有兴趣，而且还对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和亲现象的王朝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姜春晖《宋人拒绝和亲之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宋人反对和亲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宋人强烈的民族偏见、文化上的优越感、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守内虚外”的既定国策是分不开的。[43]宋超在《和亲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也对宋、明两代无和亲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于和亲影响的研究有，朱桂香《西汉初期与匈奴和亲政策评述》、[44]曹国宁《中国古代和亲的历史作用略论》[45]等。虽然有关古代和亲影响或历史作用的研究视角不同，结论各异，但大多都归结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避免或延缓了武力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是和亲双方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为增进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三是密切了各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等。总之，对和亲的评价普遍侧重积极的方面，较少论及消极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和亲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论及更少。 至于和亲公主问题，目前学界有关和亲公主的研究多集中于昭君、解忧公主、文成公主等知名度较高的公主身上，如陈宁波《汉唐和亲公主形象比较研究》、[46]《唐朝和亲公主的悲剧性研究》、[47]汪莹《汉唐公主婚姻比较研究》等。相信随着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一书的出版和诸多和亲公主发现，将一定会有大量有关古代和亲公主的文论出现。 （2）关于满蒙联姻的研究 满蒙联姻的研究一直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蒙联姻的研究不断深人，参与研究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这一时期有关满蒙联姻研究，既有总论式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对某个联姻进行探讨的个案研究。但总论式的综合性研究，还是对某个联姻进行探讨的个案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利用清代档案文献资料。如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48]中的《一代国策：与蒙古的政治联姻》、刘潞《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49]及《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50]等，尤其是刘潞充分利用《玉牒》、《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清实录》、《清史稿》、《钦定蒙古王公表传》等基本资料，详细考察了清太祖、太宗时期蒙古16部与后金皇室137人次的满蒙联姻关系。 进人21世纪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最全面的论著，被学界称作“几十年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的集大成之学术著作”。[51]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近65万字，是作者积20年之功而成的煌煌巨著。上编为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以时间顺序，逐一考订蒙古各部与清廷的联姻史事；中编详述与满蒙联姻有关的各种制度，包括指婚制、婚礼、陪嫁、额驸及其后代封号、生活配给、省亲、丧葬等等，同时考察了有清一代满蒙联姻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及其原因；下编探讨满蒙联姻的作用与影响。该书内容宏达，资料丰富翔实，不仅参考了大量文献史料，而且还有一些口述史料、实物资料，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档案史料，使得本书立论扎实，言之有据。其次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严密的史料分析与史实考证，做到论从史出，避免了主题先行，以论带史的弊端。学界对杜家冀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其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发掘、运用史料的翔实程度，都突破了此前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近年史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一项重要成果。[52] 这一时期国内满蒙联姻研究的特点是，既有全面系统考察满蒙联姻发展过程的总论式的综合性研究，也有详细探讨具体婚姻事例的个案研究；既有关于与满蒙联姻相关的制度的研究，也有关于与满蒙联姻有关的婚俗的研究。 关于满蒙联姻发展过程的研究，相关成果颇多，代表的论文有王静芳《清代满蒙联姻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53]牛海桢《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54]刘玉萍《浅析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和作用》、[55]陈京《试论清朝满蒙联姻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56]李国亮《清初满蒙联姻缘起小议》、[57]李铁《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及满族婚俗新变化》、[58]赵之恒《满蒙联姻》、[59]钱占元《清代“满蒙联姻”》[60]等等。尽管上述论文的研究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对清代满蒙联姻发展阶段的认识大体一致：努尔哈赤时代（包括建元天命以前）为满蒙联姻的第一阶段，即发生阶段，这个时期满蒙之间的通婚活动主要在蒙古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中进行。皇太极至福临初为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特点是，联姻人数多，联姻范围由蒙古科尔沁部扩展至漠南蒙古各部。康熙至乾隆为第三阶段，即完善阶段，这一时期满蒙联姻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覆盖了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诸部，满蒙联姻因此形成一套旨在维护两族上层特殊姻亲关系的规定，显示出制度化的趋向。嘉庆以后至清末为第四个阶段，即因循保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清朝中央集权高度加强，武备需要相对减少，各部蒙古与中央政权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满蒙联姻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与满蒙联姻相关的制度主要有备指额驸制度、俸禄俸缎制度、入京朝觐制度、赐恤致祭制度、回京省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清代的法律文书中都有明文规定，相关研究分歧不大。目前，学界在备指额驸制度产生时间及其原因稍有分歧。以往认为，备指额驸制度产生于道光初年；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已建立比较稳固的统治，蒙古王公的作用日益下降，联姻范围逐渐缩小，只选定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等七部十三旗为备指额驸的范围。[61]杜家骥以大量档案材料为依据指出，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缘于嘉庆前期以后满蒙联姻中出现的新问题——漠南蒙古与清廷联姻部落已显著减少。他认为，清廷为了维持与蒙古联姻的祖制，保持与漠南蒙古联姻部落的广泛性和持续性，而针对漠南蒙古各部制定了一种指令性措施，这就是“备指额驸制度”及其由来。[62]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63]、李岭《康熙恪靖公主若干问题发微》、[64]胡哲《清廷对漠北土谢图汗部蒙古政策探析——以喀尔喀恪靖公主府属人地亩案为中心》、[65]杜晓黎《恪靖公主品级·封号·金册考释》[66]等则是关于清代满蒙联姻具体婚姻事例的个案研究。 另外，关于如何评价清代满蒙联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除杜家骥在其相关专著中专门论述外，孙宏年《清朝前期政治联姻的多种形态及影响浅析》、[67]闫芙蓉及李博《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68]香莲《清代满蒙联姻关系及对蒙古的经济援助》、[69]孙铭研《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探析》、[70]高娃《论满蒙联姻关系的形成、影响和内蒙古满族语言文化特点——以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为中心》、[71]姜珊《清朝满蒙联姻的民族政策对当今民族工作的若干启示》[72]都对清代满蒙联姻的评价做了探讨，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大都归结于曹国宁在《试论满蒙联姻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所总结的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满蒙联姻对当时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了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满蒙联姻促进了蒙古地区的开发和双方经济上的交流；三是满蒙联姻推动了满、蒙、汉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四是满蒙联姻有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和民族之间的团结。[73]但赵之恒在《满蒙联姻》[74]一文中的如下论述“作为清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联姻蒙古在清建立全国统治和巩固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前，满蒙联姻用血缘纽带使蒙古王公成为清进取中原的牢同同盟。入关后，满蒙联姻虽然成为君臣间的联姻，但这种血亲关系把双方结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一致的整体。”[75]似乎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清代满蒙联姻的研究虽然已经久远，相关成果丰富，但仍有很多问题亟待探讨，如以往研究大多从中央政府治边政策的角度来探讨清代满蒙联姻，而从蒙古族方面研究或认识的少。蒙古族怎么看满蒙联姻？蒙古族怎么看清朝的统治？仍需进行研究。另外，清乾隆以后，很多蒙古额驸、姻亲长期居留京城，参与清廷的军政事务，协助清帝处理蒙藏事务，其中有很多人还担任宫中侍卫、御前大臣等。有学者提出，这些长期居留京城的“蒙古额驸”、“姻亲”固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其中绝大多数世代留京，不愿再返回草原牧区，是否有不利的影响，可以探讨。[76]本人对此十分认同。 （四）关于近代边疆危机与北部边界的研究 一直以来，近代边疆危机和近代中国边界沿革史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20世纪50—7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2卷）、《沙俄侵华史》（4卷）、《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其成立之初提出的三大系列研究中，近代中国边界沿革史的研究就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当年为方便学者们发表成果，边疆中心还专门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内部刊物，刊发有关中国近代边界研究的论文，为推动我国近代边界沿革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年来，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发展，出版的专著及相关学术论文数量可观。则其要者有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恩恕和刘惠恕合著的《中国近现代疆域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2009年版）、聂宏毅《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等多部有关边界问题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分上、下两卷，近120万字，是由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参与撰写，历时十余年完成的煌煌巨著。该书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面叙述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全书分19章，前十五章为陆路边界部分，叙述中朝边界、中俄（苏）边界、中蒙边界、中阿（富汗）边界，中印边界、中巴边界、中尼边界，中国与锡金和不丹的边界、中缅边界、中老边界、中越边界。后四章为海疆部分。其中，第二章“中国与俄国的边界（上）”第一节的第四部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第六节的第一部分“俄人越界侵疆与清政府要求勘界”、第二部分“中俄勘界委员满洲里会议与会勘水陆边界”和第三部分“中俄齐齐哈尔勘界会议与《满洲里界约》的签订”以及第五章“唐努乌梁海问题”、第六章“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为北部边疆研究的范围。该书的出版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被认为是1931年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出版70余年以来，“首部全面阐论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历史的学术专著”。[77]该书的出版“在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进展。”[78] 樊明方自1992年出版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专著《个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以来，先后出版了《唐努乌梁海》（台湾“蒙藏委员会”1996年版）、《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多部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特别是中国北部边疆疆域与边界沿革方面的著作。其《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被学术同行称作“解决了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深入研究的一些学术难题”，“对于中国边疆史和中俄关系研究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建树”。[79]《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被认为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反映该领域前沿研究状况的”学术著作。[80]有关近代我国北部边疆危机的重要著作还有樊明方的《1911—1921年的外蒙古》（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我国台湾学者刘学铫的《泛蒙运动与内蒙古独立（1919—2010）》（唐山出版社2017年版）。 1911年辛亥革命的同时，喀尔喀蒙古亦宣布脱离清朝。由于中蒙历史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敏感”，旧说多从沙俄侵华史角度谈“蒙古问题”，陈陈相因，鲜有新观点、新进展。毕奥南在《中俄关系与蒙古问题（1911—1924）》、《1920年代中国朝野对“蒙古问题”的反响》[81]两篇长文中，利用苏俄档案，对20世纪20年代中俄蒙历史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与辨析，运用新史料对以往的一些说法做了诸多更正，其研究也因此而获得学界同行的关注和肯定。相关研究还有王英维《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的黄教因素》、[82]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古问题》、[83]邵鹏《试析外蒙早期独立问题》、[84]赵尔阳《论20世纪初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02—1915）》、[85]杨荣《恰克图会议与<中俄蒙协约> 》、[86]陈国忠等《徐树铮与外蒙撤治》、[87]杨亚男《陈毅与徐树铮办理外蒙撤治之比较》、[88]吴春娟和彭传勇《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外蒙古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89]等。 但是，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暴露了我们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我们不能利用俄罗斯及蒙古方面的档案材料，不能参考英美日等西方国家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研究出现明显欠缺。这个领域亟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俄语、英语、蒙古语以及日语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三、 北部边疆研究的前瞻 回顾20年来的北部边疆研究，像“北疆项目”、“内蒙古文化工程”等大项目的立项和实施，诸如“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文库”等大型丛书的出版，为我国北部边疆的研究搭建了平台，为北部边疆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总结20年来我国北部边疆研究的特点，成果数量可观，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理论方法的尝试亦令人欣喜。这个时期，既有像《北疆通史》、《内蒙古通史》（8卷）等通史著作出版，也有像《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之类专论某一方面的专著出版，这在以往任何时期都是不曾有过的。即便如此，我国北部边疆研究存诸如选题重复，观点缺乏新意以及对国外同行研究动态缺乏了解等诸多问题。鉴于此，未来北部边疆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一）加大资料搜集整理的力度 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这方面，边疆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例如，边疆中心曾以收集，整理出版中国边疆史地古籍中罕见的稿本、抄本和刻本为目的，组织出版了一套“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丛书，自1988年到1995年，共出版6卷9种10册，其中涉及蒙古地区的重要文献有成崇徳、申晓婷译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吴丰培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赵云田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等。这些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对当时北部边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曾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薄音湖、王雄等整理出版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已有10余辑。此外，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22卷）、《清内阁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7卷）、《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档案选编》（5册）、《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10册）等清代档案文献的出版，对于深化和拓展清代北部边疆研究领域作用也已显现。因此，未来应继续加大资料搜集整理的力度，发掘新的档案文献、口述史料，以及前人成果，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的报刊资料。加快整理出版内蒙古各盟市旗县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加强对档案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献的研究），将对北部边疆史研究的深化和繁荣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等成果的出版就是很好地范例。 （二）拓宽研究的新视野，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清代是内蒙古近几个世纪以来首次农耕文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转折点，也是现代内蒙古农牧交错形成发展的起始点。自清代开始的草原垦殖，改变了内蒙古延续了几百年的游牧状态，使内蒙古的社会、经济逐次改变为以牧为主的半牧半农、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直至部分地区成为纯粹的农耕区。历代北部边疆治理研究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在加强和深化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的同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不断深化对清以后包括近现代北部边疆社会变迁，特别是北部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文化的交融以及北疆地区各民族国家认同的研究，也是北部边疆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三）培养人才，出精品成果 近年来虽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加入北部边疆研究队伍中来，壮大了北部边疆的研究力量，但通晓满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能够阅读和利用满文、蒙古文档案及文献资料，又掌握英语、日语或俄语等外语，了解国外相关研究动态，能够阅读、参考国外同行研究成果的通才，非常少见。这是我们与外国同行之间的最大差距，也暴露出我们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和短处。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我们不能利用俄罗斯及蒙古方面的档案材料，不能参考英美日等西方国家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俄语、英语、蒙古语以及日语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能够利用满文、蒙古文档案文献的中青年专家，是充实北部边疆研究专业队伍，加强学科建设，出成果，出精品的必由之路。 [1]卢新宁：《圈点千山江山——写在〈边疆史地丛书〉再版之际》，《人民日报》1999年4月6日第11版。 [2]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3]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第177页。 [4]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5]《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6]《阴山学刊》2014年第1期。 [7]《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 [8]《前沿》2010年第17期。 [9]《元史论丛》第十三辑。 [10]《元史论丛》第十二辑；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6集。 [12]《西蒙古论坛》2011年第4期。 [13]《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4]《北方论丛》2014年第6期。 [15]《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16]《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7]《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8]《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20]《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1]《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2]《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3]《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4]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5]《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6]《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7]《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2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29]《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30]《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 [3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32]《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3]《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4]《黑龙江史志》2014年13期。 [35]《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6]《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37]《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38]《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9]《甘肃高师学报》 2008年第4期。 [40]《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41]《安顺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42]《天府新论》 2008年第12期。 [43]《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44]《商》2015年第12期。 [45]《甘肃高师学报》 2005年第1期。 [46]《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第4期。 [47]《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6年第4期。 [4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319页。 [49]《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 [50]《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1]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52]孟昭信《满蒙联姻的最新研究成果——读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第112页。 [53]《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54]《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5]《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56]《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7]《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3期。 [58]《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9]《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0]《思想工作》2006年第6期。 [61]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62]杜家冀：《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55页。 [6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64]《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65]《西部蒙古论坛》 2018年第1期。 [66]《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4年第2期。 [67]《中国边疆学》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68]《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69]《赤峰学院学报》 2014年第6期。 [70]《学理论》2016年第11期。 [71]《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7年第6期。 [72]《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第1期5。 [73]《陇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74]《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5]《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6]孟昭信：《满蒙联姻的最新研究成果——读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77]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第305页。 [78]周伟洲《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要进展——评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79]转引自李军《〈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简评》，《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80]吕卓民：《评〈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部蒙古论坛》 2013年第2期。 [81]载徐曰彪主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产党史出版社2010年9月。毕文长达8万余字。 [82]《阴山学刊》2011年第1期。 [83]《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84]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5]《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4期。 [86]《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87]《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年第3期。 [88]《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89]《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3期。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