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7日上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题为“异中有同与同中有异：古希腊文明与古华夏文明”的学术讲座。刘健研究员主持会议，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跨学科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和研究生约20余人参加了会议。 郭小凌教授是我国著名古希腊史、西方史学史专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30多年，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首都博物馆前任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他以回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学习和毕业论文答辩的难忘经历作为开场白，致敬前辈学者，祝贺“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成立，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古史比较研究难度很大，迄今尚未真正形成一个分支学科，相信经过努力，或可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里，郭小凌教授分享了多年来在跨界从事西学研究与中国博物馆工作中，对中西古代文明所做的对比思考，为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项目开展和学科建设献计献策。讲座的内容主要包含三部分：回顾比较史学的发展历程；介绍我国学者在中西古史比较领域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从时空、经济、政体、思想文化等层面分析古希腊文明与古华夏文明之异同。 关于比较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郭小凌教授认为，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固有思维方式，在人类史学发源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历史比较方法自然萌生。希罗多德、普鲁塔克和司马迁能够自觉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叙事，通过政体比较、人物和事件类比，或推导出政体循环论，或发现人性的统一性，或穷天人际变之规律。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等开辟了中西古史比较的先河，用地理决定论解释古代东方国家专制主义存在的原因。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东方文明普遍持蔑视态度，认为东方历史是停滞、僵化的。20世纪前叶，西方学者的态度有所转变。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对西方文明进行了颠覆性反思与批判。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运用文化类型论，罕见地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文明归纳为同一类型的文化形态。近年来，西方专业史家出版了一些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著作，这种学术兴趣的增长可能与美国单边霸权政治背景下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有关。 中国学者在中西历史比较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1950年代，雷海宗先生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国农民依附者身份的比较研究，推动了中国史学界关于世界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90年代，林志纯先生提出古代中国也有民主政治和城邦政体，与古希腊城邦相同。进入21世纪，刘家和先生致力于从历史哲学对话层面批驳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歪曲。这些前辈学者大多学贯中西，学术功底深厚，其成果成为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范本。 关于古希腊与古华夏文明的异同比较，郭小凌教授从时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概括，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两种文明的发生具有共时性，起点相近，后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这绝非偶然，内在原因何在？文明存续时间差异的背后原因何在？地理空间貌似“异”大于“同”，实际存在许多相同点，区别仅在于大河流域与小河流域、大平原和小平原的区别。古希腊城邦近海交通虽然突出一些，但这不是决定文明本质特征的现象。古希腊经济也以农为本，但为何奴隶制生产方式、小土地所有制和公民捐税制度与古代中国不同？希腊城邦就其规模、形态而论，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方国类似，但城邦内部结构和多样性政体实践与中国早期国家完全不同；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都发生了一场人本主义的思想革命，但古希腊的理性与科学精神高度发达，中国古代科学意识相对较弱，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找出令人信服而不是笼统的纲要式解答。 与会者进一步围绕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在历史语境下阐释文物价值，如何评价不同的政体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通过这次讲座，学者们取得了共识，认为历史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归纳历史的共性和规律，建构合理的解释体系，中西古史比较有助于拓宽眼界，并且对于认识今日世界亦有镜鉴作用。  胡玉娟供稿，孙洁摄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