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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兴文类，满族说部为学术界及民众所知不足40年，其概念所指不一。2018年8月，三批满族说部已全部出版，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满族说部出现名实不一致、文本被质疑等问题。要想正确理解、判断满族说部，需要我们对其概念、分类、文本及其范畴等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满族说部；概念；学术史 若从满族说部有组织地出版算起，三批满族说部文本历经17年于2018年底全部出版，总计54部。满族说部及其相关概念，虽经学者反复讨论，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一 多维度解读满族说部概念 1981年，金启孮到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地区调研，记录了大量当代满族长篇叙事文本，该文本与乌勒本或满族说部别无二致，但并未被冠以相应称呼。1986年，国家级传承人富育光正式提出满族说部概念。这一看似新兴的文类，经学者论证最早在金元时期即已产生。之后，富育光发表多篇论文论述满族说部的概念问题，其他传承人、学者也曾提出过不同观点。 （一）满族长篇叙事传统的记录者———金启孮 金启孮发现三家子存在两类满族长篇叙事传统。一类相对世俗，满族民众喜欢《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经常见到教满文的先生在老百姓家炕头讲述该长篇故事。一类比较神圣，由总穆昆达（氏族，满语是mukun，穆昆达是氏族领头人）冬至在“祠”中祭祀祖先时讲述家族历史，于特定时间、特定场所“考其渊源”“追维先烈”。对满文《三国演义》的喜爱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民众中很好地保留下来，并发展出韵文体的《三国之歌》。第二类神圣叙事传统延续至今，细究起来等同于“满朱衣德布达林”“乌勒本”的长篇说唱。 （二）概念的多重界定 1986年，富育光提出满族说部的概念，之后30年他不断调整、阐释这一概念。1986年，富育光参加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时，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满族传统说部发掘整理的成就。同一年，他在与王宏刚合作的《论满族民间文学的传承方式》中将“乌勒本”与满族说部并提，“乌勒本”最初被用来指称“满族说部”，后因受汉文化影响，被改为“满洲书”“满洲说部”“满族说部”等，并因“满族说部”使用率最高得以沿用。相关概念还有“满族长篇口头说部”，其文本有散文体的《萨大人传》《萨布素将军传》《女真谱评》《东海沉冤录》《两世罕王传》《西林大萨满》（即《西林安班玛发》———笔者按）等，韵文体的《安木西奔妈妈》（即《乌布西奔妈妈》———笔者按）、《德不得利》。多年后，这些文本先后被纳入“满族说部”丛书中出版，其中《乌布西奔妈妈》以韵文体为主，文本中保留19段散体叙事；《西林安班玛发》以韵文体出版；《德不得利》并未出版。 1999年，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中，在既有的“乌勒本”“满族说部”等概念基础上，富育光提出“民间说部”，并将“民间说部”改为“满族说部”“家传”“英雄传”，他特别强调“乌勒本”仅保存在一些姓氏谱牒和萨满神谕中。另一广义通称“满族说部艺术”，在该文中被认为是满族传统民间口碑文化遗产两大宗内容较为重要的一宗，即“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值得关注的是，这三点成为之后不断被强调的满族说部核心特质。2005年，富育光将“满族说部”改为“满族传统说部”，加入“传统”貌似规避了当代的满族说部。2007年，富育光提出“乌勒本”的变迁，主要有两个时期，即晚清到民国之时与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时期是“乌勒本”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的重要阶段，但因仅在谱牒和萨满神谕中出现，无其他佐证资料。第二个时期旨在区别“朱伦”“朱奔”（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古趣儿，瑷珲等地满族民众更多用“说部”一词代指“乌勒本”，这些文本依然表示“祖先留下的一部部供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家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20世纪30年代这一称呼变得更为广泛。笔者曾提出“说部”一词借用汉族笔记小说之称，富育光虽同意说部借自汉语，但强调该词及该传统并非源出汉语，而是由满语“满朱衣德布达林”转译而来，即满洲人较长的说唱文学。 2007年之后，富育光鲜少发表相关论文，总的来看，他先后提出满族说部、“乌勒本”“满族长篇口头说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满族传统说部”“满朱衣德布达林”等概念。其中有汉语和满语的称谓，“乌勒本”“满朱衣德布达林”为满语称谓，汉语称谓围绕核心词“满族说部”，加入长篇、传统、艺术等限定词，长篇重在其文本长度，传统强调文本的传承性，艺术似标明其文类所属。 2007年，笔者提出说部一词应源于汉语，满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德布达林”及“乌勒本”皆非此词对应的满语。满族说部这一概念应为“乌勒本”在当代的一个定义。笔者结合满族说部的多种特质，重新界定了这一概念：“满族说部沿袭了满族‘讲祖’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最初在氏族内部以血缘传承为主，后渐渐地以一个地域为核心加以传承。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满族各氏族祖先的历史、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氏族的兴亡发轫及萨满教仪式、婚丧礼仪、天祭海祭等；篇幅简繁不等，少则几千字，多则几十万字。原为满族民众用满语说唱，现多用汉语以说为主；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方式被民众保留下来，散韵结合的综合性口头艺术。” （三）满语、汉语交错使用的概念 满族说部的概念有满汉两种，满语概念有“乌勒本”（ulabun，传记）、“德布达林”（debtelin，说唱故事）、“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idebtelin，满族的说唱故事）。“乌勒本”及“满朱衣德布达林”由富育光提出，他最初将“乌勒本”视为“说部”的对译，后改为“满朱衣德布达林”。季永海、宋和平、赵志忠提出满族曾存在过“德布达林”，赵志忠在黑龙江沿岸听过《莉坤珠逃婚记》；宋和平认为“乌勒本”和“德布达林”的区别在于，“德布达林”是说唱，“乌勒本”属于非韵的文类。另一位国家级传承人赵东升认为“乌勒本”为“家传”“家史”“讲古”“英雄传”之意，又被称为“讲根子”，而满族说部的核心即在此。 大多数学者将“乌勒本”视为满族说部的对译，“满朱衣德布达林”看似满族说部的一一对应，但大家仍习惯于用“乌勒本”，甚至提出用“乌勒本”代替满族说部。与满族说部相关的汉语称谓不一，有说部、民间说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满族长篇口头说部、满族传统说部等，另有评书、传说、史诗等提法。20世纪80年代，满族说部、“乌勒本”尚未进入学术视野时，学者曾搜集、记录、整理关世英以评书的形式讲述的长篇历史故事，在宁安、海林一带，《红罗女》分南派、北派，北派是类评书式的讲述。 作为文类，满族说部其意指不甚鲜明，“乌勒本”“德布达林”“满朱衣德布达林”分别为“传记”“说唱故事”“满族的说唱故事”。富育光将满族说部分为四类，是以“乌勒本”为标准划分的，其中“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的确是传记，而“给孙乌春乌勒本”“窝车库乌勒本”却是说唱文学。由此观之，两种满语词汇都有可能。2007年，富育光选择将“德布达林”而非“乌勒本”作为满族说部的对应词，仅加入“满族的”作为限制，这与满族说部四个分类皆用“某某乌勒本”并不相符。 （四）官方话语体系中的满族说部 在官方话语中，满族说部先后被表述如下： 2002年6月，“吉林市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委员会”成立； 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 2004年4月，“满族说部”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2006年，“满族说部”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2009年、2017年、2018年出版“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官方话语体系中有三种提法，即满族说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前两者为富育光提出，后者针对满族说部的出版，加入“口头遗产”“传统”，概念的叠加投射出满族说部的特质是口头的、传统的，强调编委会选择文本及编辑的原则。 （五）“满族说部”与“乌勒本” 对于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满族说部”与“乌勒本”，我们需要甄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富育光认为满族说部由满语“乌勒本”汉译而来，在满族氏族的祭礼、寿诞、年节等重大场合由特定的传承人讲唱、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口传叙事作品。笔者认为满族说部借用了汉语说部，沿袭了满族“讲祖”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赵东升强调满族说部是“乌勒本”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是“乌勒本”的变异，“乌勒本”经过传承人的不断加工、规范升华为说部。满族说部既保留了“乌勒本”的内容和特点，又充实某些情节，使之成为日臻完善的大型说唱艺术。三位学者认为“乌勒本”和满族说部间有传承关系，内容是否有变异观点不一。从文本体量来看“乌勒本”和满族说部并不对等。满族说部文本短则几万字，长达几十万字，而“乌勒本”一般为几个到几十个手抄本统一放在神匣之中，其字数必有所限。满族说部增加的大量内容需一一对应分析。 （六）概念的接受 在满族说部的诸多概念中，民众及学者多倾向于接受“乌勒本”。在“中国知网”搜索与满族说部有关的关键词或主题的论文：以“乌勒本”为关键词的论文11篇，以研究“窝车库乌勒本”为主；“说部”598篇，说部多指古典文学说部，并不仅指满族说部；“满族说部”150篇，“传统说部”9篇，“民间说部”仅1篇。从数据来看，学者更认同“满族说部”，因官方使用、公开出版多用满族说部，概念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表一 满族说部概念接受情况表 1620.jpg) 从表一看，满族说部有六个概念与富育光有关，使用频率较高。其他提出者为季永海、赵志忠、高荷红，但使用频率并不高。随着满族说部知名度不断提升，近十年来，“满族说部”成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并深入人心，也明显区别于汉族的说部。 （七）满族说部是否为传统 关于满族说部，富育光用力最多，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曾提出满族说部分布图，东北三省、河北、北京为其主要分布地。但在北京长大的舒乙却提到，“我不喜欢‘说部’这个词，令人费解，耳生。叫‘满族口传史’更通俗更准确，又区别于‘口述史’。”笔者推测或许北京满族较少使用该词，而说部本就指汉族长篇笔记小说。 富育光则多次提及满族说部并不陌生： 满族“乌勒本”，即满族说部，说来并不陌生。早先年，清光绪朝官场上多习用“满洲书”的称呼，多系笼统指旗人用满语讲唱之书目而言。其实追溯起来，清初就很盛行，可分两类，一类是远从明嘉靖、万历年（1573-1620）以来（1599年才发明满文），用满文大量翻译的各种手抄汉文学读本，在关外满洲大大小小拖克索到处可见。记得爱辉地区土改时还见过线订的这两手抄本；另一类就是用满文或满汉文合璧、也有大量汉文抄写的属于“族史”“家传”类满洲书书稿，系满洲人家家藏神品，备受尊敬。我们现在致力挖掘征集的，就是指后一类在满族内传承的说部。 富育光还曾提及在北京城和东北满族一些望族人家，逢年过节或祠堂祭礼后，常有不可少的讲述“满洲书”的节目，满语叫“满朱衣毕特曷”。这里又出现一个概念“满洲书”，因较少使用，此处不作为重点概念加以论述。 舒乙与富育光年纪相仿，一位从小生活在北京，一位自幼生活在吉林、黑龙江；一位觉得说部耳生，一位主动为“乌勒本”赋予多个同类词，述及“乌勒本”的历史与说部息息相关。富育光指出再述“乌勒本”存在于满族古老习俗和满语保留得比较淳厚的黑龙江省爱辉、孙吴、逊克一带村落里，并被较少的满族老人沿用至今。现在自然是“满洲书”“家传”“英雄传”“满族说部”等名称更为常见。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论述或者依据，来佐证满族说部或乌勒本在满族民众中流传状况，可惜目前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