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川北农村，农具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器具与人有着人物互现而难以割舍的关系。母亲生前是远近闻名的一把好手，割麦、割稻比邻里都快。然而，母亲自己用的镰刀从不外借。为了应对经常出现的借用，母亲特意准备了把专门外借的一模一样的镰刀。多年后，笔者才大致明白母亲当年说的那句话：“自己的镰刀，别人拿去用了就不是那个劲儿了！”为何一把镰刀和母亲之间有着如此的亲密性和一体感？在大千世界，人造物和人眼中的自然之物，总是紧紧地与特定个体或群体连带一处。如果对他者而言，外在的物之于特定个体有着温度、感情甚或亲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研究物？研究物最终又是为了什么？ 一、“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 在农耕立国的传统中国，农具的发明、推广与使用始终是重要的社会事实与话题。在晚起的中国农耕史、科技史中，农具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其研究更侧重农具的制作技术、革新改良、使用技能以及生产效率等。在颜纶泽（1890—？）、顾复（1894—1979）等从日本学习农学归来而倡导的“农具学”中，这也未能例外。与此不同，随着20世纪初叶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展开，对于农具以及更广义上民具的研究，出现了另一条路径：重视农具等物的“人性”、社会性以及“灵性”，即关注在其制作、流通、使用过程中，物与人、房舍互为主体性的关系。 卢沟桥事变前后，因为有着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态定格在初民社会和都市社会中间状态的共识，偏重于都市社区研究的人文区位学、都市社会学和基于局内观察法研究初民社会的功能论已经在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得以整合并实践。这即是至今都对中国社会人类学有着影响的社区—功能研究。社区—功能论的理念、旨趣与明确倡导民俗学社会科学化抑或说社会学化的杨堃不谋而合。1937年，杨堃正式入职燕大社会学系。在燕大社会学系时任系主任赵承信的统筹规划下，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在1938年全面开始了对“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的调查研究，一直延续到1950年前后。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北平的燕大停办，平郊村研究也为之中断数年。之所以将平郊村称为“社会学实验室”，就是力求扬弃此前服务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燕大清河试验区侧重的“社会调查”。因为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本土化社会学认知论与方法论的建构。 平郊村在燕大东北边，约半小时的脚程。从1935年到1948年，平郊村规模并无明显变化，户数一直在六十上下，人口在三百左右。这是一个研究者完全可以全方位观察的“小社区”（the little community）。作为一个城乡之间的“城郊社区”，抑或说“边际社区”，它有着城乡混融的双面特征。显然，研究单位从包括清河周边40个村庄、人口约2.5万的清河试验区这一“村镇社区vil-lage-town community”到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这一小社区——城郊社区的演进，既是对战乱的一种回应，更是20世纪前半叶燕大社会学同仁寻求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建设不同阶段的成果。 因为是社会学调查之实验，研究者的调研过程也成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在此背景下，社会学化的中国民俗学（抑或说民俗学的社会学派）很快就出现了基于一个研究者可全方位观察的小社区，侧重于物之使用、功能，也即在社会关系、生活网络中对农耕用具和家庭设备——家用器具的专项研究。这即1941年黄迪指导的学士毕业论文——邢炳南的《平郊村之农具》和杨堃指导的学士毕业论文——虞权的《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在这些可圈可点的“民俗学志”中，物不是外在于人，被刻意的对象化与“物化”的冰冷静物，而是始终与人联系在一起，承载着心意、性格、伦理、宗教、经济、社会地位、文化历史、知识技术和礼节等村落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乃牟斯（M.Mauss）所言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呈现。 之所以能有这些系统化也是至今看来真切而鲜活的功能研究，原因是在导师们的悉心指导下，研究者全是采用民族学家调查初民社区的方法——局内观察法，“亲入农村，与农夫结为朋友，过着农夫们的生活。从自身的体验与观察之中，以取得实际的资料”，已有的文献材料仅仅是参考。不算前期的调研，已经与农夫结成朋友的邢炳南为了完成其农具的专项研究，先后“下乡八十余次，每次约四小时”。这些下乡后得来的实际材料，做实地研究的同学和老师还会每两星期就集体讨论，包括实地研究的方法、计划、临时发生的问题、论文大纲等。通常，一个论文大纲则要经过三五次的讨论。 在相当意义上，这些采用局内观察法且师生反复讨论而出炉的研究，完全可以视为中国民具学的滥觞，且是有着相当高度的滥觞。对于正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民具学而言，这些蒙尘多年的精彩的民俗学志显然有着不言自明的价值和意义。 二、平郊村的农具 在燕大社会学系关于“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的诸多研究中，不同的毕业论文各有侧重，又相互参照。这样，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各篇论文之间又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在这个整体中，邢炳南专门调研的是农具，所以虞权在其论文中才只写了消费型的家用器物。1941年，方大慈对平郊村养鸭户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养鸭的器具与设备。 关于为何选择了农具这个选题进行研究，邢炳南在论文开篇有详细交代。1940年春季，他选修了赵承信的“农村社区”这门课程。为学好该课程，邢炳南每周到平郊村一至二次。因有上一个年级同学的引领，在前往平郊村三四次后，他就能独立拜访农户，到该学期末，他已经与村民熟识，开始了正式研究。同年暑期，邢炳南选修“实地研究”课程，将兴趣暂定在“农业技术与知识”，每周下乡五六次，轮流拜访各农户，收集资料。秋季开学后，在实地研究讨论班审核各位同学暑期工作成绩时，黄迪认为他对农具的调查已经很有成效，因而嘱其缩小范围，专门研究农具。在赵承信和杨堃两位教授的赞许下，邢炳南确定了农具这个选题。换言之，到完成毕业论文时，邢炳南对平郊村的调查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且是师生合力之结果。 在论文开篇，邢炳南将农具定义为：“凡农家耕作所必需之一切器械。”包括绪论、结论在内，整篇论文共计六章。按整地、种植、收获、调制以及附属诸类，第二、第三章描述的是不同农具的构造与功用。第四、第五章分别呈现的是农具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涉及农具市场、农具与土地、资本和劳力，农具的使用权、租借、知识与技术的传承、信仰禁忌和社会功能等。在具体对耕耠器、耙碎器、播种器、镇压器、施肥器、中耕器、收割器、掘采器、运输器、脱谷器、收敛器、脱器、精选器、贮藏器等农具的构造、功用描绘之外，邢炳南还手绘了71幅精致的农具图作为附录。每张图对农具的各部位都有清楚的标示，使人一目了然。但是，邢炳南的研究目的远非描绘清楚这些农具的构造和功用，而是力求将物写“活”，写出农具与村民农事、宗教信仰、婚丧礼俗、教育等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即农具的流动性、社会性，甚或说这些农具的“人性”与“灵性”。因此，在描绘清楚平郊村这些农具的静态的一面之后，论文的第四、第五两章鲜明地从农具与经济、农具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诠释农具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关系”。 因应赵承信、黄迪等师长界定的“村镇社区”，邢炳南把与平郊村农民购买农具的市场，分为临时和长期两种。临时市场主要是在农事相对闲暇的农历四月中旬，围绕平郊村东边的两个香火庙，即小口庙和北顶庙会形成的庙市。长期的农具市场则是清河镇和德胜门两个农具市场。农具与土地、资本和劳力之间的关系都是根据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在山东台头村，根据某家耕牛的大小强弱，人们就大致能估计这个家庭土地的亩数以及在村中的位置与地位。即在相当意义上，牲口的饲养、流通和使用意味着乡土社会的阶层性与流动性。与此相类，在平郊村，农具的多少与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以及从事农耕时间的长短成正相关关系，是该户人家在村中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农具的所有权主要是针对家庭内部成员而言，且不同的家庭成员对农具的关心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别。作为重要因素，感情的亲疏和居住的远近都影响着农具在平郊村借用、流动的方向。 农具知识和技术的习得则主要是通过谈天、观察、请人指导、自己琢磨四种方式。关于平郊村农具的信仰，邢炳南主要记述了仓神、青龙、白虎三种，禁忌则罗列了男女老幼必须都遵守的关于碾磨、牲口槽和大车运灵的禁忌，更多的针对妇女，尤其是毛女（童女）、半边人（寡妇）、四眼人（孕妇）、产房人（分娩不久的妇女）等“四相人”的禁忌。这些充分利用“土语”而细致的记述，不仅有着语料学的意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诸多实相。 农具的其他社会功能指农具在婚丧等人生仪礼、建筑中的使用，以及铲雪、自卫等用途。在结论部分，邢炳南再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平郊村的农具功能进行了总结：服务于生产，扩大经济生活范围，表现阶层分化的经济功能；促进邻里和谐，服务于婚丧、建筑、娱乐的社会功能；制作、使用、修理农具等知识与技术传承的教育功能；指向五谷丰登、祈求丰收的宗教功能。 当然，平郊村并不是惯常认为的那样是自给自足而封闭的农村，而是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与相当距离的村外世界发生种种联系。时局的变化，战争所带来的动荡和侵蚀，同样体现在平郊村这样的城乡连续体。1940年前后，日本不结实的农具已经在有计划地向平郊村及其周边乡村渗透。然而，不习惯于接受新事物的“保守”农民，对强权者诱导性推广的农具，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木讷”，对之不以为然。农具俨然有了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正义性。邢炳南写道： 1940年秋季，北郊新民会举办谢秋大会，内设农具展览会，多采日人用具，惟农民参观者寥若晨星。该会另设农产品评会，凡产品优良之农户，皆赠送日人农具，以资提倡，惟此等农具甚不坚实，因此益失村民对新农具之信心。平郊村之农具中，以灌溉器最为简陋，年来虽经四五机关提倡井水灌溉，然因此风气未开，加以政局不安，使农民畏惧不前，故无成效。农事之优劣类皆听天命，绝不进求改良，因是生产技术无从改进，而附捐杂税有增无已，是为农民生活困苦之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