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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同類材料一樣，嶽麓秦簡《卅四年質日》在末尾專門使用了一組簡冊記載該年後九月的各日干支，其特殊之處在於，這組共6支簡的第5支（簡64）的底部，也就是該月晦日“庚申”的下方，書有這樣一條文字： ·卅年正月甲申射。[1] 整理者注：“射，鄉射禮。……從卅年到卅四年，只有卅一年正月無甲申日。‘卅年正月甲申射’記在卅四年後九月，頗疑‘卅’字後抄漏了一個‘四’字。至於為什麼要補記在後九月中，原因不明。”[2]論者或就此“射”的性質提出異議，[3]但不能離于“射擊”的義解。從這個角度解釋，總不免于增字解經之病，也難以講清為何要將正月之事“補記在後九月中”。另外，此句首冠墨點，也是嶽麓秦簡三種《質日》中唯一的一例，其格式的特殊性也表明它不大可能是一條普通的記事文字。 一 其實，“射”在戰國以來的文獻中還有一類比較常見的用法，正可用以妥善地理解這條文字。案《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家射覆”，顏師古注： 于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4] 又《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注： 射䇿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䇿，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䇿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人）[文]辭定髙下也。[5] 俞樾對《荀子·解蔽》的“善射以好思”的“射”的解釋，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蓍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荊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廋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援弓而射之也。[6] 俞樾在射覆、射策之外又引出了“射”隱語的詞例。根據這些解釋，射覆、射策、射隱語，其共同之處在於所求取的目標隱匿而不彰顯，求取者須“以意縣揣而期其中”，也就是靠猜測、預測來求取之。據此，《鹽鐵論·除狹》的“射功”、《論衡》的“占射”“逢占射覆”“射蜚蟲”“筴射”，以及魏晉以後的“射利”“射幸”等應都是此類詞義的語例。《漢書·東方朔傳》：“朔之詼諧，逢占射覆”，顏師古注：“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逆刺”也是預測之意，正與“射覆”相應。《古漢語常用詞典》為“射”字開列的“猜度”、“比賽，賭博”、“追求、攫取”等義項，[7]應都源於猜測、預測之義。 “射”的猜測、預測之義，顯然是通過比喻的途徑從“射擊”的本義引申而來的，因此預測準確稱為“中”，不準稱為“失”。《漢書·匡衡傳》：“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論衡·自紀》：“占射之者，十不失一”，即其體現。 因此，“·卅年正月甲申射”應理解為：嶽麓秦簡《卅四年質日》的曆日是在卅年正月甲申這天提前預推出來的。而學者已經指出，秦漢《質日》簡的曆表是先行寫好，記事文字則是後來添加的。[8]簡言之，這並非一條記事文字，而是對整個曆表的情況的說明，性質與文書、簿籍簡冊的“右若干”“凡若干”等統計性文字相近，所以放在末尾，並冠以墨點以標識其重要性。 嶽麓秦簡《卅四年質日》的曆表既然是提前五年預推的，那麼它就存在預推不中，也就是與當年實際行用的曆表不合的可能性，而事實也正是如此。該《質日》明載“後九月壬辰小”，據此則該年末日當為庚申，但嶽麓秦簡《卅五年質日》載其首日為壬戌，二者之間缺了辛酉一天。對這處抵觸，整理者採取將原簡的“小”字改為“大”的辦法來解決。[9]但是，“·卅年正月甲申射”正被記在“庚申”之下，應非偶然現象，而是說明性文字位於整個簡冊末尾的格式的體現，這就佐證了原簡的後九月小、晦日庚申本身並無脫誤，其與《卅五年質日》的不銜接應是曆日預推不中所導致的。 順此思路，同時期其他材料中的曆日謬誤或也可如此解釋。如周家臺秦簡《卅四年質日》經過整理者和黃一農、劉信芳先生必要的校補後，[10]張培瑜、彭錦華先生又改動了其中四個月的月朔、大小，[11]後來發表的里耶秦簡官文書和嶽麓秦簡《卅四年質日》完全印證了張培瑜、彭錦華先生的改動。又如里耶秦簡8-133云：“廿七年八月甲戌朔”，與嶽麓秦簡《廿七年質日》“八月”欄的首日癸酉不符，李忠林先生嘗試以後者不一定是朔日來解釋，[12]但這難以在曆日簡牘中找到例證。又如里耶秦簡中8-27云：“石。卅五年九月乙丑朔。”這是一支篆體字書寫的簽牌，正式性應該比較強，但與里耶秦簡8-934等文書及嶽麓秦簡《卅五年質日》的“九月丁亥朔”不符，其“乙丑”應為“己丑”之誤書，是丁亥的後二日。現在看來，這些謬誤恐怕也可歸結于預推曆日未能命中的緣故。 三 “·卅年正月甲申射”所揭示的對短短五年之後曆日的預推，以及上述幾種可能由預推不中所導致的月朔謬誤，表明秦代曆法頒布的時間間隔不會很長，同時也意味著當時的制曆者可能並不拘泥于曆法推步法則，而是會根據實際觀測等因素比較頻繁地改曆，其改曆的最直接、便捷的方法，又莫過於人為地調整月朔和月大小，若此推論正確，就可能動搖關於秦代的曆法已是嚴格的推步曆法的傳統認識。 學者以往基於推步法則，根據文獻所載的殷曆、顓頊曆復原秦和漢初的曆表，但每每無法與出土曆日完全吻合，于是便調整四分術的部分數據或推步方法，以求得出合于出土曆日的新曆表，其結果如李忠林先生所說：“以往所出曆表也都與當時所掌握的曆日資料全部相容，這是很自然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已經徹底搞清楚了秦至漢初的曆法。”[13]若當時的曆法確實會人為地調整月朔和月大小，則以往的曆表復原方法仍有重新審視的空間。 [1] 陳松長、朱漢民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89頁。 [2] 陳松長、朱漢民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89頁，注1。 [3] 參見歐揚：《嶽麓秦簡“毋奪田時令探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29頁。 [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九）》，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843頁。 [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一〇）》，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72頁。 [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02頁。 [7] 參見王力等原編、蔣紹愚等增訂：《古漢語常用詞典》，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307頁。 [8] 參見蔡萬進：《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文書淵源探索》，《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趙平安：《周家臺30號秦墓竹簡“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的定名及其性質——談談秦漢時期的一種隨葬竹書“記”》，《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 [9] 參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壹）》，第88頁，注1。 [10] 參見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7頁，注4；第98頁，注31。黃一農：《秦漢之際朔閏考》，《文物》2001年第5期，第60頁。劉信芳：《周家臺秦簡曆譜校正》，《文物》2002年第10期，第82頁。 [11] 張培瑜、彭錦華：《周家臺三〇號秦墓曆譜竹簡與秦、漢初的曆法》，收入《關沮秦漢墓簡牘》，第232頁。 [12] 參見李忠林：《周家臺秦簡曆譜繫年與秦時期曆法》，《歷史研究》2010年版，第53頁。 [13] 參見李忠林：《秦至漢初（前246至前104）曆法研究——以出土曆簡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9年9月23日18：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