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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 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 ——以《荷马史诗》为例 内容提要 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古希腊文化逐渐得到基督教会的认可与接纳。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颂扬皇帝完美形象的有效工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的普遍使用，使得拜占庭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的核心特征之一。拜占庭人在延续传统“罗马人”政治身份的同时，逐渐接纳“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其他族群也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将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 关键词 拜占庭帝国 古希腊文化 荷马史诗 皇帝崇拜 希腊人 根据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拜占庭帝国存在三大基本特征：罗马的政治结构、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腊文化。在这其中，罗马的政治结构体现为皇权掌控的官僚体系，基督教信仰则表现为以各地教会为载体而建立的教权体系。这两套体系构成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基础，与之有关的信息大量出现在拜占庭的史料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现当代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相对而言，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三大基本特征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学术界缺少足够的关注和解读。 古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拜占庭帝国的发展起到了塑造作用，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认可。1830年，德国历史学家法尔梅拉耶（Jakob Ph.Fallmerayer）出版作品《中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史》，引起广泛争论。作者认为，希腊种族在中古时期经历了两次大冲击，一次是4—6世纪的日耳曼部族大迁徙，另一次是7世纪起斯拉夫人对希腊大陆的入侵；在此之后，希腊人种消失，主导希腊大陆的主体变成了斯拉夫人。他在书中开篇直言： “希腊种族已经从欧洲被彻底除根。……希腊种族曾经存世的证据，只有在希腊本土那些不朽的作品和诸多历史遗迹中才能找到……当今希腊人的血管中，已经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 法尔梅拉耶的观点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希腊人在中古时期出现了基因上的消亡，即“种族消亡说”；其二，既然从7世纪起，主导希腊大陆的是斯拉夫因素，那么这意味着古希腊文化在中古时期也不复存在，即“文化消亡说”。 这部著作的出版年份耐人寻味。1829年9月，希腊获得独立战争的胜利；1830年4月，土耳其正式承认希腊的独立。而就在同一年，法尔梅拉耶的著作却否定了现代希腊人对上古希腊种族和文化的继承，由此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希腊学者力求反驳“种族消亡说”，却有心无力，于是便把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文化层面。自此，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古（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境况。希腊学者深受民族情感的影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是先驱者。例如，D.扎金西诺斯（）试图建立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论证希腊历史的一脉相承。领军人物是被称为“现代希腊历史之父”的K.帕帕里勾布鲁斯（）。他创作了多卷本的《希腊民族史》，将希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现代，并将拜占庭历史视为希腊中古历史。作者通过论证古典教育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存，试图以此来论证希腊文化的延续性，对确立希腊国家的历史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希腊历史的连贯性，缺少对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专门论述。 二战之后，这种依托于种族理论的“文化消亡说”再度死灰复燃。英国学者R.詹金斯（R.Jenkins）于60年代初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连续做了两场讲座，明确指出拜占庭文明中并不存在任何层面的古希腊元素，从而再度引起学术界热议。为此，美国敦巴顿橡树园研究中心在1962年召开题为“拜占庭文明的古希腊文化源头”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探讨了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特征，从而彻底终结了“文化消亡说”，拜占庭时期存在古希腊文化成为学界共识。但与此同时，这次研讨会也产生了新的“文化边缘说”，即强调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衰退和僵化”(decline and fossilization）。此次会议之后，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例如，C.曼戈在此后不久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基本否定了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只存在于拜占庭晚期两三百年，而且即便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内古希腊文化的作用也被刻意夸大了。这次讨论的起因虽然仍是涉及拜占庭时期“是否”存在古希腊文化，但实质已经转向对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存在程度的研究。在这次讨论中，学术界的观点也从“文化消亡说”转向了“文化边缘说”。 20世纪90年代，一些拜占庭学者开始反思“文化边缘说”。他们认为，这一观点低估了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价值，事实上，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的“希腊认同”观念之间息息相关。至此，古希腊文化对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作用，开始为学术界广泛关注。这集中体现在1997年10月在意大利城市迪里雅斯特（Trieste）召开的主题为“拜占庭与古希腊文化：中世纪的希腊认同”的国际会议。学者们着重分析了古希腊文化如何在拜占庭帝国内塑造希腊认同。例如，S.乌里欧尼斯（S.Vryonis）从拜占庭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出发，分析他们对自身“希腊人”这一身份的认同。P.古纳里迪斯（P.Gounaridis）不仅梳理了拜占庭帝国内“希腊身份认同”的演变，而且还进行了个例分析，具体阐释拜占庭人对待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态度。 这次学术讨论的成果主要以现代希腊文和意大利文刊发，因而限制了它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另外，它们的研究时段仍然主要局限于拜占庭末期，因而并未对C.曼戈的观点形成有力的反驳。这进一步导致，时至今日，学术界在研究古希腊文化对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作用时，仍然受到“文化边缘说”的影响。例如， G.帕吉（G.Page）在2008年出版的《拜占庭人：奥斯曼人统治前的希腊认同研究》，通过论证罗马人与蛮族人、基督徒与多神教徒、希腊人与拉丁人三组对立关系，来分析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人身份认同中扮演的角色，但仍然将研究时段默认为拜占庭晚期。同年出版的《拜占庭的古希腊文化：希腊认同的转换和古典传统的接纳》被视为这一研究课题的集大成者，但作者A.卡尔德里斯（A.Kaldellis）却明确指出，“希腊认同”只存在于拜占庭初期和晚期，而在4世纪至1040年之间并不存在。即便如此，该书出版之后，“希腊认同”这一说法仍然遭到质疑，其理由是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这些例子都说明“文化边缘说”在学术界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可见，学术界围绕“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进行了三次讨论之后，“文化边缘说”取代“文化消亡说”，成为主流观点。但这和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符，而要客观分析这一观点，我们应该考察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三大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全面解读古希腊文化对帝国的作用。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将研究时段局限于拜占庭晚期，另一方面较少涉及古希腊文化对拜占庭帝国的整体塑造价值，这就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以笔者之见，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一直存在，并对帝国的基督教发展和皇权强化、拜占庭人的个体发展和群体认同都发挥了非常大的塑造作用。考虑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涉及领域广泛，并非一篇文章可以涵盖，笔者将以《荷马史诗》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承与发展为例，尝试探索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作用，以求教于大方。 一、 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信仰对古希腊文化的融合 想要准确界定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作用，首先需要理清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以笔者之见，在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敌视古希腊文化，但却无法忽视古希腊文化的价值，于是对其改造融合之后，加以利用。 不可否认，在拜占庭帝国初期，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信仰后，基督教会确实敌视古希腊文化。广义上的古希腊文化包括宗教层面上的多神教信仰，这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之间，存在本质上的背离，因而遭到基督教会的反对，甚至发生了许多激进事件。许多地方的古代神庙遭到破坏，经常出入神庙的人遭到罚款，多神教的献祭仪式遭到坚决禁止。例如，5世纪颁布的《塞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中便收录了拜占庭初期颁布的25条敕令，旨在打压多神教、禁止献祭、摧毁神庙。 一些基督徒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等同，因此，在反对多神教信仰的同时，主张完全抹杀古希腊文化。首当其冲的便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修辞学。与《荷马史诗》等古代文献中优雅的希腊语相比，公元1世纪形成的《新约圣经》所使用的希腊语更接近于口语，词汇相对有限，句式结构相对简单。早期著名基督教父哲罗姆（Jerome，约347—420年）便坦言，先知们的语言比较粗鄙，让他难以亲近。这引起了部分基督徒的惶恐，基督教会为此刻意塑造出一种“质朴”风格的语言，称之为“渔夫的语言”（sermo piscatorius），反对古希腊文化中修辞学展现出的“伎俩”（tricks）。其次，因为耶稣及其门徒们都不识字，所以基督教会宣扬信仰的“纯正质朴”（true simplicity），反对古希腊式的教育。第一部基督教圣徒传记《安东尼传》便刻意宣扬安东尼不愿接受古典教育，声称他虽然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力承担教育费用，但这位圣徒加以拒绝。这一主题成为4世纪末期圣徒传记中程式化的组成部分，埃及的修士们都被描绘成不识字的农夫，或者抵制教育。除了修辞学和古典教育之外，古希腊文化中的文学、哲学等也遭到基督教会一定程度上的反对。4世纪时，被基督徒共同视为教规的《使徒规章》（Apostolic Constitutions）提到，有信仰的人“应该远离古希腊文学”。376年，闻名于帝国内的主教、萨拉米斯的埃毕法尼乌斯（Epiphanios of Salamis）在作品中对早期基督教父奥利金（Origen）大加批判，认为他已经被古希腊哲学彻底“毒化”。 但与此同时，基督教会中也存在一个群体，意识到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反对完全摒弃古希腊文化。首先，基督教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形成于公元前3—2世纪），得益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犹太学者的翻译活动。希腊语也是当时埃及的通用语，这部经书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深远，在地中海世界开始广泛传播，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基督教许多教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古希腊文化中对启示的追求、对神迹的信仰、对永生的渴望等，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例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理论便与古希腊斯多噶派（Stoicism）的学说有密切关系。斯多噶派认为，上帝是世界的灵魂，也是理性、逻各斯（Logos），上帝既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它们的本原；而这种观点经由“基督教教义之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进一步演绎，逐渐发展成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最后，基督教的许多宗教仪式和习俗也来自古希腊文化。例如，圣餐礼就源于古希腊文化中的神秘仪式。基督教礼拜仪式中使用的熏香、光亮和花朵，也是从古希腊多神教崇拜仪式中引入。可见，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 正因为此，在拜占庭早期，基督教内部围绕如何处置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遗存，出现了意见分歧。我们可以通过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的一段文字，来窥探教会内部对待古希腊文化的矛盾态度： “对于多神教文化，基督及其信徒既不应该拒绝，也不应该接纳，是否使用应自行决定。圣经确实可以教导我们真正的神圣教义……但却无法教授我们识字、逻辑思辨能力，而这是我们与敌人辩论的工具。我们必须使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他们……我们并非要接纳他们的观点，而是要检验它们，去其糟粕，保留精华。” 换言之，基督教会虽然将多神教徒视为敌人，将古希腊文化视为敌人的武器，但同时基督教会也认识到，古希腊文化拥有不可替代性，尤其是在读书识字等教育职能方面，因此应该利用古希腊文化，为自己服务。最终，卡帕多西亚教父们（Cappadocian Fathers）的观点成为教会的官方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圣瓦西里（St.Basil the Great）的观点。他在《致青年人如何从古希腊文献中获益》中指出，“任何有助于我们进入天堂的，我们都必须热爱和追求；任何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我们都必须摒弃”，而“古希腊文化中存在大量有用的内容，比如《荷马史诗》式的六行诗和词汇，青年学生应该要像蜜蜂一样，在各种文献之间穿梭，汲取其中的养分酿造蜂蜜” 经过内部争执之后，基督教会将多神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的其他内容区别对待。对于多神教信仰，基督教会在坚决打击献祭等仪式之外，着重采取“融合”的方式去除其宗教色彩。以《荷马史诗》为例，早期的拜占庭基督教教父们，包括尤西比乌斯（Eusebius）、圣瓦西里、纳坚祖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等，成功地将基督徒的价值观植入其中，并在发展过程中将一部分多神教元素转化成了基督教的习俗。多神教中的许多神和英雄，在基督教中出现了替代者，并进而发展出圣徒崇拜和圣迹崇拜。例如，圣尼古拉斯（St.Nicolas）取代古希腊海神波塞冬（Poseidon），成为航海者和渔夫的守护者；而圣徒和殉教者的尸身和遗迹可以有治疗疾病的神迹，其功效如同古代希腊英雄的坟墓。与此同时，《荷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在基督教神学家的笔下失去了多神教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些特定含义的代名词。例如，拜占庭人在通信中为了表达想要见到收信人的迫切性，往往会用珀尔修斯（Perseus）的飞行鞋来指代。加沙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Gaza，约465—528年）在一封情书中就写道，“我真想变成珀尔修斯，带着飞行鞋破空而去，穿过大海，这样——就像我期待的那样——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享受你的爱。” 基督教会在去除古希腊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后，对其大加利用，特别是之前遭到诟病的修辞学。《荷马史诗》式的优美语言，被用来装扮基督教神学经典。教会修辞学家们为了创作更好的神学作品，不得不深入研究《荷马史诗》。例如，加沙的普罗柯比在拜占庭文学史上一般被认作修辞学家和神学家，然而他的修辞作品大量涉猎《荷马史诗》的内容。许多教会人士并不掩饰对《荷马史诗》的青睐。在完成于470年的《塞克拉（Thekla）传记和神迹》中，传记作者特意提到，这位圣徒“热爱美丽的演说和文化，乐于听到别人用文采飞扬的词句夸赞她”；在圣徒死后，有人引用《荷马史诗》来为这位圣徒祈福，传记作者认为这些诗歌“为殉教者增添了魅力”。塞克拉虽然是基督教早期的圣徒，但5世纪这部新的传记呈现的是时代的特征，它表明基督徒认可《荷马史诗》的文学价值。 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是一种新的创作文体，即《摘录》（centones）的出现和盛行。《摘录》是从《荷马史诗》原作中摘出一些诗句，然后更换主角的名字，在基督教思想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用以讲述新的故事和主题。在这种文体下，《荷马史诗》的诗篇和寓意着重传达基督教的信念，由此奠定了《荷马史诗》在拜占庭社会中的新地位。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史诗摘录》（Homerocentones）。它由拜占庭皇帝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年在位）的妻子尤多西亚（Eudocia）创作，全文共计2400行诗，是保存至今篇幅最长的《摘录》。它先讲述了基督徒堕落与获得救赎的故事，然后记述了从上帝创世到基督升天的圣经历史。在这部作品中，《荷马史诗》被用来“装扮”基督教的救赎教义。 由此可见，在拜占庭早期，教会逐渐意识到古希腊文化对宣扬新兴的基督教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于是对古希腊文化进行改造，去除了其中多神教的宗教成分，将其融合、吸纳到基督教文化之中。教会甚至将荷马乃至其笔下的英雄纳入基督教圣人的范畴。在阿索斯圣山的拉乌拉（Lavra）修道院餐厅处描绘了众多“先知”，荷马位列其中。13世纪时，在传说中的阿喀琉斯（Achilles）埋葬地，即斯卡曼德洛斯河（Scamander）边的一座教堂中，教士们将阿喀琉斯视为“使徒”，并在壁画中予以标注。在14世纪的一份拜占庭手稿中，荷马的肖像画呈现出圣徒、使徒、福音书作者的典型特征，穿着束腰外衣和宽松的长衫。荷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教会的神圣化，这正是基督教会对古希腊文化融合与吸纳的体现。 二、 拜占庭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利用 拜占庭皇帝高度认可古希腊文化的价值，注重推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最明显的例证是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建立和发展。这座学府最初在425年由皇帝塞奥多西二世建立，并掌握教师人选的任免权。它设有法律、哲学、医学、音乐、修辞等学科，共计31个教职，教授古希腊知识，是古希腊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中心。此后，这座学府多次得到皇帝的扶持。例如，11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1042—1055年）颁布敕令，对其加以重建。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始终由皇帝掌控，教授的内容也仅限世俗学科，从而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 拜占庭皇帝之所以对古希腊文化扶持，是因为古希腊文化对加强皇权、提升皇帝形象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一方面，皇帝崇拜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在古希腊时期，统治者被视为完美之神的复制品，这一理念被移植到了拜占庭帝国内。在拜占庭帝国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运用这一理论，创造了皇帝崇拜的观念。皇帝像上带有神圣的光圈，正是源于古希腊时期国王由哲学理念（Logos）引导。根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大帝从弗里几亚（Phrygia）带回一尊巨大的太阳神青铜雕塑，将太阳神的形象换成自己的头像，且头上仍然保有光束。这尊巨大的君士坦丁青铜雕塑长期伫立于广场上的大理石柱上。君士坦丁大帝的举措隐喻，皇帝崇拜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密切相关。此后，皇帝崇拜成为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皇帝的肖像被广泛应用于庆典游行仪式、钱币上，甚至被放在教堂中，接受基督徒的崇拜。 另一方面，古希腊文化不仅为皇帝崇拜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贡献了丰富的素材。除了作为视觉艺术呈现的画像和雕塑之外，皇帝崇拜还需要文学宣传。借助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修辞，《荷马史诗》塑造的皇室形象更容易深入民心。正因为此，拜占庭皇帝特意扶持古希腊文化，进行文学创作，用以歌颂当世皇帝的丰功伟绩。由于每个时代的皇帝完美形象存在差异，皇权的需求不同，因此得到皇权扶持的古希腊文化呈现出多样的时代主题。以《荷马史诗》为例，几乎每个时期出现的新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皇权色彩和强烈的时代印记。我们不妨选取几个时期，管窥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利用。 6世纪末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争霸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遭遇了几场巨大的失利，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惨遭攻陷，包括基督受难十字架（True Cross）在内的诸多圣物都落入波斯人手中。因此，622年，皇帝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掀起的反击战，以打击异教为名，带有圣战的色彩。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守卫正教、打击异教。于是，御用文人遵照皇帝的旨意，在利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时，着重突出皇帝的圣战勇士形象。诗人乔治·比西迪斯（Georgius Pisides）将皇帝伊拉克略比作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kles）。作者通过对后者的“十二功绩”进行演绎，来歌颂伊拉克略作为基督教守卫者的形象。在诗歌中，赫拉克勒斯前往冥府，战胜了疯狂的怪兽，从死人中拯救了阿尔刻提斯（Alcestis）。这实际上是在暗指皇帝伊拉克略战胜了萨珊国王侯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在位），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因为作者刻意使用了“普世”（）一词。类似的隐喻在乔治·比西迪斯的作品中还多次出现：皇帝勒死了毁灭世界的狮子（），这意味着他摧毁了侯斯罗埃斯的统治；皇帝拯救了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苹果（），这意味着他重新征服了被波斯人占领的拜占庭城市（）。 可以看出，在乔治·比西迪斯的笔下，皇帝伊拉克略并非像赫拉克勒斯那样，仅仅是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壮举。诗人更强调皇帝伊拉克略功绩的背后意义，即基督教皇帝对拜火教徒的打击。在耶稣基督的指引下，皇帝伊拉克略找到了通往正确道路的“大门”（），成为民众的牧羊人。这与当时帝国的政治宣传以及主流论调是一致的。 在拜占庭中期，帝国极为看重皇位继承人的正统性。在马其顿王朝时期（867—1056年），拜占庭的皇位继承制度已经健全，民众只认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皇室后裔为帝。正因为此，马其顿王朝末期才上演了公主邹伊（Zoe）四次出嫁，只为帝国寻求一位正统继承人的故事。在这种背景下，《荷马史诗》中对英雄血统纯正性的强调与时代的政治诉求相呼应，因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深度挖掘。例如，拜占庭历史学家普塞洛斯（Psellos），借助阿喀琉斯及其祖辈父辈的形象，来颂扬皇帝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X，1059—1067年在位）的纯正血统和高贵出身：“他的祖上都是高贵而富裕之人，是历史学家记录在作品中的那种人。显然时至今日，那些叫安德鲁尼库斯、君士坦丁的人都与他有血缘关系。……正如阿喀琉斯，虽然是著名的埃阿科斯（Aeacus）和珀琉斯（Peleus）的后人，但却赢得了比他们更显赫的声望一样，这位皇帝（即君士坦丁十世）的家族之中虽已有如此多的贵族，但他不只是追随他们的步履，而且远远超越他的先祖们，他的所有美德都是如此显著。”拜占庭学者对阿喀琉斯出身的着墨，延续了古希腊文化中颂扬正统血脉的传统，又赋予了其时代的象征意义，反映了这一时期皇权的需要。 至拜占庭晚期，帝国先后面临塞尔柱突厥人、诺曼人、拉丁人等外部敌人的入侵，民众迫切需要皇帝能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时代的主题再度发生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皇帝们希望学者们能够充分挖掘《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事迹，将皇帝们塑造成冲锋陷阵的勇士。皇帝不再是神圣的、静态的基督徒形象，而是开始呈现出战斗英雄的形象。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史家布里恩努斯（Nikephorus Bryennios）认为，帝国需要创作一部新的《伊里亚特》来描绘当朝皇帝先祖的伟大成就，就像《伊里亚特》的写就是为了颂扬阿喀琉斯一样。于是，他的妻子安娜公主（Anna）成功地为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1081—1118年在位）创作了这样一部新时代的“《伊里亚特》”，这便是《阿莱克修斯传记》（Alexiade）。例如，在描述阿莱克修斯一世参加的一场战斗时，安娜公主引用了堤丰（Typhon）、巨人与诸神之战来类比：“我的父亲，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准备战斗，就像是为了一场与力大无比的堤丰或者百手巨人的战争一样；他视他们为值得一战的敌人，因此他调动全部的战略知识和勇气。”正是借助于荷马式的英雄主义，拜占庭学者得以满足这一时代塑造皇帝勇士形象的需求。 在上述例证中，乔治·比西迪斯是皇帝伊拉克略的好友，普塞洛斯是皇帝君士坦丁十世的太子太傅，安娜则是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女儿。换言之，《荷马史诗》在每个时代的发展，都与皇帝的旨意紧密相关。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学的主题与皇帝的政治诉求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这充分说明古希腊文化与皇帝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塑造皇帝完美形象的有力工具，而皇帝对古希腊文化的扶持确保了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文化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 三、 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存在形式 在论述了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拜占庭皇帝之间的关系后，还应当从古希腊文化本身出发，探讨其在拜占庭帝国中的价值。以笔者之见，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仍然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古希腊文化能够在拜占庭帝国内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它能够与罗马的政治结构、基督教信仰并称为拜占庭帝国三大特征的原因。具体而言，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 其一，在拜占庭整个教育体系中，古希腊文化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拜占庭帝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拜占庭人会尽力为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在拜占庭的史料中，不乏父母为了送子读书而出卖家中牲畜或者母亲早起送子去读书的记载。除了在内容上有所微调，例如取消体质训练等，拜占庭的教育体系仍然延续古希腊传统的态度、方法，呈现出“死板僵化的保守性”。换言之，拜占庭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教育模式的继续。而在这一体系中，《荷马史诗》是学生学习所使用的课本。这也就使得每一个接受教育的拜占庭人都对《荷马史诗》有所了解。 具体而言，拜占庭帝国遵从古希腊式的教育模式，学生最初要学习识字和音节，然后是语法，此后是修辞学，最后是哲学等高等学科。乡村学校普遍存在，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最基本的发音和拼写。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332份学童进行基本教育的手稿，学生们从单个字母抄写起，然后推进到字母表、音节、单词。其中一份手稿就是用希腊语按照字母顺序抄写的《伊里亚特》人物列表。此后，学生开始接受希腊语法方面的训练，以便能够准确地用希腊语读书和写作，培养古希腊语式的思维方式。对于语法训练而言，《伊里亚特》被证实是非常合适的阅读材料，因为它涉及词源学、历史、神话、演说、心理学等。学生们每天阅读30行诗，并加以理解和背诵。拜占庭诸多学者的成长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普塞洛斯从八岁时开始通过阅读《荷马史诗》来获得语法教育，他天资聪明，每天的阅读量达到50行诗，从而在一年内便通读了《伊里亚特》。普塞洛斯成为著名学者之后，也开始从事教学，他在讲授基本语法时，同样是围绕《荷马史诗》来展开。 在中级的“修辞”训练中，《荷马史诗》是最重要的基础课程教材。《荷马史诗》提供了大量的修辞佳句，供学生品味解读。拜占庭的学者们经常将这些诗句作为范例进行讲解，通过分析来强调说话人的智慧，突出如何用修辞作为工具，来表述潜在的深层含义。在对《荷马史诗》的修辞解读中，学生既可以获取大量新信息，同时也可以学会批判性地思考。此后，在更高等的“逻辑”训练中，《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的作品同样不可或缺。从10世纪的诗人约翰·吉尔米特雷斯（Ioannes Geometres）的各种诗集来看，他在接受这方面训练时所阅读的书籍，除了“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等人的神学作品外，最重要的就是《荷马史诗》。 由此可见，在拜占庭从初级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中，《荷马史诗》都是非常重要的教材内容。拜占庭帝国由此延续了古希腊式的教育模式，古代文献在教育体系中得到传承，古希腊文化成为影响拜占庭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根据既有档案文本上的签名来看，拜占庭大多数修士和许多世俗之人都由此获得了读写能力，这是古希腊式教育在拜占庭帝国内取得成功的标志。另外，根据普塞洛斯的作品，接受中高等世俗教育是进入拜占庭官僚机构的门槛。换句话说，以《荷马史诗》等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世俗教育，为拜占庭帝国培养了必需的行政人员和修道士，确保了帝国政府和教会的正常运行。 其二，希腊语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通用语言，并最终在中晚期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拜占庭早期，帝国延续了古罗马帝国的行政传统，官方语言仍然是拉丁语。5世纪的《塞奥多西法典》和6世纪《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的前三部，其编纂语言都是拉丁语。此外，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还存在着多种地方性语言。埃及民众主要使用科普特语（Coptic），小亚细亚中部主要讲弗里吉亚语（Phrygian），东部讲亚美尼亚语（Armenian）和格鲁吉亚语（Georgian）。叙利亚语在帝国内也有广泛的受众。只有在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希腊语才是母语。根据现代学者估计，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希腊语只在帝国不到三分之一的版图内是母语。 但即便是在希腊语并非母语的地区，人们仍然会努力掌握希腊语。《荷马史诗》、柏拉图作品等古希腊文献成为拜占庭教育体系的根基，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在帝国内接受教育的人实际上都是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希腊语成为东地中海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在拜占庭早期，皇帝用拉丁语颁布敕令和法典时，会同时附带希腊语的译文。《民法大全》的最后一部，即《新律》（Novellae）更是直接使用希腊语颁布。这说明从拜占庭早期开始，希腊语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内不可或缺的交往、沟通工具，它势必会取代拉丁语成为拜占庭帝国标志性的语言。据史料记载，在伊拉克略时期，帝国民众“已经希腊化，他们抛弃了祖辈的语言，即罗马的语言”。希腊语取而代之，成为官方语言。仅仅一代人之后，拉丁语就已经几乎完全被抛弃。皇帝为了表明对希腊语的支持态度，放弃了传统的“奥古斯都”（Augustus）等拉丁称谓，转而使用古希腊国王的称呼“瓦西里”（），并自此成为范式。 希腊语不仅在政治领域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在宗教层面同样得到高度认可。事实上，希腊语在拜占庭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成为宗教语言。一位朝圣者艾格利亚（Egeria）记载了他在400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复活节的见闻：“虽然主教会讲希腊语和叙利亚语，当地部分教众只懂叙利亚语，但是主教只讲希腊语，同时会安排一位神父在旁边，将他的布道翻译成叙利亚语，以便教众能够理解。类似地，做礼拜时的圣经选文，也必须用希腊语朗读，当然也总有人出席并翻译成叙利亚语，以便大家能理解。”由此可见，尽管耶路撒冷地区使用叙利亚语，但希腊语仍然是传教最基本的语言。这源于拜占庭教会和希腊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希腊语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教会的官方语言。回顾整个拜占庭历史，希腊语是宗教会议决议、圣徒传记、教会史等所有与宗教相关事务的主导语言。 总之，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是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得以长存的根基。无论拜占庭人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意识到，古希腊文化都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如教会学者约翰·卡米尼亚迪斯（John Cameniates）终其一生，秉承修道主义，刻意抵触古代文献，但他的作品仍然带有《荷马史诗》式的语言风格。 四、 作为拜占庭人身份认同标志的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时期的作用不止于此。它是古希腊人的“文化基因”，在拜占庭时期得以延续，逐渐成为“拜占庭人”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述，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从而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这种框架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泛希腊化，在拜占庭帝国内塑造了一种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标准。换句话说，在拜占庭时期，当拜占庭人在思考“我们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时，古希腊文化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其辖下包括多个种族，比如希腊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现代学者将其统称为拜占庭人。但如何界定“拜占庭人”这一概念，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争议话题。1992年，著名拜占庭史学家A.卡梅隆（A.Cameron）提出了著名的“约翰悖论”。具体而言，在8世纪，有一位著名的修士，名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学术界在界定他是不是拜占庭人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称之为拜占庭人，但他却终身生活在阿拉伯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不把他看作拜占庭人，但他又是东正教世界的圣徒，他用希腊语创作，其作品也主要涉猎拜占庭的神学。A.卡梅隆提出这一问题后，并没有给出答案。2006年，A.卡梅隆出版专著《拜占庭人》，重新探讨如何界定“拜占庭人”。他认为，界定的标准应该是政治归属，多数时间里还可以加上东正教信仰。前一个标准仍然无法解释“约翰悖论”，而后一个标准无法解释拜占庭与诸多皈依东正教的斯拉夫政权之间的关系。 以笔者看来，“约翰悖论”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界在探索拜占庭人的身份认同时，往往忽视了古希腊文化。为避免误解，我们首先需要指出，想要准确界定“拜占庭人”的概念，单一标准显然是不够的；政治层面的“罗马人”、信仰层面的“东正教徒”、文化层面的“希腊人”，共同构成了“拜占庭人”。我们并不否认“罗马人”和“东正教徒”这两个身份对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意义，但我们同时需要指出，古希腊文化也是界定“拜占庭人”特征的核心因素，并在构建“拜占庭人”身份认同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以笔者之见，拜占庭帝国辖下各个种族能够构建出“拜占庭人”这一身份，源于他们对古希腊文化的接纳，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认同感。拜占庭人对于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医学等都有强烈的认同感，将其视为自身文化身份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与《荷马史诗》密切相关的文学和艺术领域，来验证拜占庭人确实存在古希腊文化认同。 一方面，拜占庭人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荷马史诗》的痕迹。首先，拜占庭学者借助《荷马史诗》的灵感，利用其中的段落，对当世历史事件进行描绘，创作出新的诗歌。例如，4世纪末，诗人士麦纳的柯伊图斯（Quintus Smyrnaeus）创作了《荷马史诗续》（Posthomerica），采用荷马式的六部格诗（hexameter），试图描绘《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之间发生的故事。此类作品不胜枚举，本文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人还创作出了自己颇具代表性的史诗和民间英雄形象，即《边区的狄吉尼斯史诗》（Epic of Digenis Akrites），讲述了驻守在帝国东部边境的狄吉尼斯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这一史诗在黑海一带被广为传颂。 其次，在创作内容上，拜占庭学者大量使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来更好地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这些典故，如同汉语中的成语，已经成为拜占庭语言文化中的有机构成。例如，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 Choniates）在描述皇帝安德鲁尼库斯一世（Andronicus I，1183—1185年在位）时，形容他为“长期远途漂泊的人”（），意指这位皇帝常年在外征战。这实际上是作者借用了荷马给予奥德修斯的绰号，进而可以使读者很容易理解安德鲁尼库斯的性格。安娜公主为了让读者对母亲伊琳尼（Irene）的美丽容颜获得深刻的印象，调用了戈尔贡（Gorgon）脑袋的石化效果：“戈尔贡的头据说可以使看向她的人变成石头，但如果有人看到皇后（即伊琳尼）……就会驻足原地，张口却无法言语，仿佛意识和智慧都已被剥夺。”类似的引用在拜占庭文献中时有出现。 此外，在写作手法上，拜占庭学者注重使用“荷马式”的论述方式，关注军事战争和打斗场景。正因为此，布里恩努斯的历史作品中，重点描绘了武器装备和军事将领们的伟岸形象，颂扬了军事贵族的光辉事迹，将之类比于荷马笔下的英雄们。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在作品中刻意加入荷马元素，描绘了一位拜占庭士兵与敌人单枪匹马式的对决，最终将敌人“那超乎寻常、名副其实的赫克托耳（Hector）之盾劈成两半”（），迫使敌人仓皇逃跑。作者借用“赫克托耳之盾”的典故来表明拜占庭士兵的正义性，因为在特洛伊战争中，赫克托耳是希腊人的主要敌人，是非正义的英雄。 另一方面，拜占庭人认同古希腊艺术，特别是神话人物的雕塑，以此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为此，早期的拜占庭皇帝到处收集古代雕塑。尤西比乌斯在《君士坦丁（大帝）传记》（Vita Constantini）中写道，“在这座以其名命名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古代的青铜雕塑，它们出自最精美的工艺，由各个行省进献。”根据左西莫斯（Zosimos）的记载，君士坦丁堡内收藏了大量古代神话人物的雕塑：在大竞技场内立有狄俄斯库里（Dioscuri）雕塑，以及来自德尔菲的三角柱等；在拜占庭古城遗址的古市场处立有瑞亚（Rhea）雕塑；在元老院中立有来自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的缪斯女神雕塑群，在院前则竖立着多多纳（Dodona）的宙斯和林多斯（Lindos）的雅典娜雕塑。 拜占庭人对古代雕塑的认同在帝国内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8世纪出现了研究君士坦丁堡内雕塑艺术的手册，名为《历史短注》（）。它记载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发展史和城中保存的古典雕塑的情形，是基督徒对待古典传统的一种思考。10世纪末，这部著作得到修订和补充，改名为《帕特里亚》（），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和城内的遗迹等。12世纪，玛纳塞斯（Constantine Manasses）在作品中描述了关于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故事的浮雕，其中的论述方式和写作手法和古典时期几无二样。这些例子都说明，拜占庭人对古希腊雕塑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研究的文化层面。 拜占庭人的古希腊文化认同感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第四次十字军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拜占庭人看来，这是他们的文化之殇。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城中大肆洗劫，君士坦丁堡内大量名贵的雕塑惨遭毁损。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在其作品中单独辟出一节，大段引用《荷马史诗》中的语句，痛斥十字军的暴行，也为古典文化哀伤。他详细记载了被毁掉的18幅青铜雕塑，包括赫拉的巨幅雕塑、将苹果交给阿佛洛狄忒的帕里斯（Paris）、赫拉克勒斯和他身边篮子里的狮皮等。作者痛斥十字军的野蛮暴行和短视目光，称他们为“憎恨美丽艺术的野蛮人”，居然为了铸币而将这些“稀世珍奇的艺术品”熔铸，这样的愚蠢行为会使“伟大的事物变成渺小的尘埃，那些花费巨大心血铸造的艺术品只是变成了毫无价值的铜币”。他为无法挽救这些古代作品而痛心，他甚至期待海伦（Helen）的雕塑能够利用“那无法抗拒的魅力”（）去阻止敌人的暴行。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的这种感受很能代表拜占庭人对待古希腊文化的态度，他们很难理解“对黄金的痴迷与疯狂（），使得十字军居然将这些罕见而珍贵的艺术品完全付之一炬”。只有对古希腊文化欣赏并热爱的拜占庭人，才能切身体会到这场文化浩劫的痛楚。 由此可见，拜占庭人对古希腊的文学和艺术都高度认可，将其视为自身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拜占庭人基于对古希腊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成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希腊人”。 “希腊人”这一身份认同在拜占庭早期尚未显现。但到了8、9世纪之交，法兰克帝国出现，查理曼不仅被罗马教皇加冕，而且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权威遭到挑战，拜占庭人的“希腊”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在潜意识中。众所周知，拜占庭帝国极为推崇历史的延续性，他们既将自己称为“罗马人”（Rhomaioi），又自视为“天选之民”（chosen people），因此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称为“新罗马”和“新耶路撒冷”。因此，面对西方基督教帝国的兴起，拜占庭人着意强调自己的延续性。一方面，拜占庭皇帝们拒绝承认查理曼“罗马皇帝”的头衔，即便是在军事压力之下，也只是称呼查理曼为“皇帝”（basileos），而坚称“罗马皇帝”的头衔专属于自己。为了强调“罗马人”的身份，拜占庭皇帝刻意在钱币上加上头衔“罗马人的皇帝”（basileis Romaion）。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坚持自己文化上的独特性，呈现出一些在古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从未中断的特征，即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权者实施亲希腊主义，古希腊文化是帝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拜占庭人由此相信，能够传承古希腊文化的帝国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 于是，在9—10世纪，拜占庭帝国内出现了古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这集中体现在拜占庭人在抄写、整理古希腊文献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提乌斯（Photios）的《条目录》（Bibliotheca）收录了多达99位作者、122种古希腊作品。据史料记载，帕特雷的阿瑞萨斯（Arethas of Patras）为了抄写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的作品花费了14个诺米斯玛金币（Nomismata），为抄写柏拉图的作品花费了21个金币，仅此两项就相当于当时朝廷大臣年薪俸总额（72个金币）的近一半，其狂热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将古希腊文化融入当世的文学、艺术、建筑之中，出现了许多辞书类的典籍和精美的艺术作品。这一时期保存至今的象牙雕绘、饰品盒、器皿、手绘插图、浮雕等，都展现出浓重的古希腊元素。概而言之，在9—10世纪，拜占庭人为了强调“罗马人”的身份，而强化古希腊文化对于帝国传承的重要作用，从而在潜意识中接纳了“希腊人”这一身份认同。 到了拜占庭晚期国势衰颓之时，古希腊文化进一步成为拜占庭人区分于其他族群的身份标志，拜占庭人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希腊人”身份。这一时期，由于与西方拉丁人之间在军事、贸易、外交领域冲突不断，拜占庭人中出现了强烈的反拉丁人情绪。拜占庭人的“罗马人”身份一直遭到西欧拉丁人的质疑和拒绝，而东正教徒的身份也不足以区分拜占庭人和保加利亚人、罗斯人等，只有古希腊文化是拜占庭人独有的，可以用来标注拜占庭人的特征。自此，拜占庭人既延续传统的“罗马人”的政治身份，也开始公开以“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自居。正因为此，在12世纪50年代，拜占庭人乔治·托尼克斯（George Tornikes）直接称呼自己的同胞是“希腊人”。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普雷托（Pletho）致信尼西亚流亡帝国皇帝塞奥多利二世（Theodore II Lasikaris，1254—1258年在位）时直言：“我们是您引领和统治的臣民，我们是希腊族裔，这一点可以通过我们的语言和教育获得证明。”14世纪，著名诗人塞奥多利·梅多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同样直呼：“我们是古希腊这个种族和语言的继承者。”15世纪，劳尼库斯·查克孔迪利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将古希腊人创造的丰功伟绩（）、狄奥尼索斯（Dionysus）和赫拉克勒斯在欧亚大陆开疆拓土的事迹都划入拜占庭人名下，从而强调了不同于西方拉丁人的族群身份。 与此同时，拜占庭人的“希腊人”身份还可以通过他者的看法得到证实。拜占庭帝国周围的其他族群，从很早时候起就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称拜占庭人为“希腊人”。 7世纪，在被阿拉伯帝国占领的拜占庭地区，当地民众仍然希望保持自己的族群特征，继续维系自身“拜占庭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认同最明显的特征便体现在古希腊文化上。正因为此，在7—8世纪的“黑暗时代”（Dark Ages），拜占庭本土的文化活动受到阻碍，反而是在阿拉伯帝国占领地区，古希腊文化得到光明正大的弘扬。根据《大马士革的约翰传记》所述，这位圣徒的父亲希望他能够接受传统的希腊式教育。因此，他高价聘请被阿拉伯人绑架到大马士革的西西里修士科斯马斯（Cosmas），专门讲授古希腊文化。在另一个被占领的地区叙利亚，这种传统也一直在延续。许多修道院的图书馆中都藏有大量古希腊文献的抄本。例如，最著名的《荷马史诗》手稿之一，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卡塔姆修道院（Qarthamun）手稿就是在大约800年抄写于叙利亚。沦陷区的民众如此强调古希腊文化，是因为古希腊文化是他们区别于阿拉伯人的特征。阿拉伯人由此将拜占庭人视为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马苏迪（Masudi）等阿拉伯学者直称拜占庭帝国为“希腊人的土地”。 西方拉丁人更是将古希腊文化视为拜占庭人最明显的身份标签。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为了称呼上的方便，直接称拜占庭人为希腊人。但事实上，早在9世纪之后，拉丁人与拜占庭人围绕着“罗马人”的归属问题，便展开了论战。教皇尼古拉一世（Pope Nicholas I，858—867年在位）在给拜占庭皇帝的信中直言，“你应该意识到，你称自己为罗马皇帝是很荒谬的，因为你不懂罗马语言（拉丁语）。因此，你应该放弃称自己为罗马皇帝”。换言之，罗马教皇认为，拜占庭皇帝讲希腊语，因此应该是希腊人的皇帝。这种理念在拉丁世界有着广泛的认可。10世纪奥托王朝（Ottonian dynasty，919—1024年）使臣柳特布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奉命出访拜占庭帝国。在他看来，拜占庭人并不是拉丁人或者罗马人，而是希腊人。例如，他写道，“强大的勇士西蒙（Simeon I of Bulgaria，893—927年在位）统治着保加利亚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但却对他的希腊邻居怀有强烈的敌意”，而“希腊人最虔诚的皇帝利奥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在各条战线都获得了和平，用神圣而正义的方式统治着希腊人的帝国”。12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1155—1190年在位）在接到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军事求援时，鄙夷地加以拒绝，因为后者是“希腊人的国王”。可见，在拉丁人心目中，拜占庭人就是希腊人，双方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将古希腊文化视为拜占庭人的身份认同标准，如保加利亚的铭文中明确称拜占庭人为希腊人，本文不再一一赘述。可见，无论是在拜占庭人的潜意识中，还是在他者的视角下，古希腊文化都是拜占庭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重要特征。 结论 在拜占庭帝国，古希腊文化推动了教会体系和皇权体系的发展，主导着拜占庭人的教育和成才经历，进而为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特征的核心因素之一。部分学者否认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基督教信仰是官方意识形态，而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冲突，因而只能居于边缘地位。然而，他们忽略了四个因素。其一，基督教文化虽然拒绝多神教信仰，但却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其他精髓。其二，优秀的古老文化能够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古希腊文化能够在拜占庭时期延续，主要得益于此。古希腊文化在语言、教育、文学、医学、哲学等领域中留下的宝贵财产，渗透在拜占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语言和教育，塑造着拜占庭人的思维方式。古希腊文化就像种族延续中的基因一样，即便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外在特征，也依然在传承中扮演特定的核心作用。拜占庭人对自身的称呼从强调政治身份的“罗马人”，逐渐变成强调文化身份的“希腊人”，正是古希腊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体现。其三，不同文化能互相包容。在拜占庭早期，基督教会之所以围绕是否彻底扼杀古希腊文化而发生争论，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尚未建立完善的神学体系和文化影响力，这体现在频繁召开的宗教会议和神学争论上。当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时，它也同时具备了对古希腊文化的包容力。事实上，在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得以传承，教士群体功不可没。得益于他们对古希腊文献的抄写、保存，甚至研究，我们才能在今天目睹诸多古希腊典籍。以《荷马史诗》为例，当代学者在研究这部伟大的史诗时，仍然无法绕开12世纪塞萨洛尼基的主教尤斯塔西乌斯所做的评注。其四，文化可以互利共存。在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信仰代表宗教理念，古希腊文化代表世俗生活。世俗生活出现在史料中的频率远不如基督教的重大事件，但这并不能否认古希腊文化的重要性。先进的新兴文化和优秀的古老文化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拜占庭帝国采取的是“教俗共荣”的文化政策。拜占庭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境况和地位对此做了有力的诠释。 本文作者庞国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