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题的由来 1980年以来，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为代表的大陆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第一，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故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第二，"倭寇" 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第三，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杀海商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此造成的东南精华地区的社会破坏，其主要责任应有统治者来承担。第四，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1] 以上观点，[2]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尽管新论在大陆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3]而在台湾学术界，类似的"新论"已几成"定论"。[4]澳门学者也倾向于"新论"。[5] 近几年，随着国门洞开，与国际、海外学术交往的增加，人们发现，相似理论在海外早已有之。樊树志教授认为："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6]范中义、仝晰纲先生则表示："国内八十年代后关于倭寇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观点，原来在日本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故"有些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也很明显"，并引伸出"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屏弃" 的结论。[7]与此同时，台湾学者也一再敲定，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在倭寇研究方面"没有新的观点"。[8] 可是，笔者认为，只要大陆学者(这对台湾、日本学人来讲，可能有实际困难)，稍稍疏理一下自己倭寇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就不难发见，80年代海峡两岸及东瀛学者不约而同、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明代嘉靖倭寇研究的新论，早在3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萌芽，至50年代，其基本观点已有大陆学者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并引起争鸣。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出现的新思维被人们渐渐淡忘而已。 因此，重温这些学术史，不仅仅是全面了解倭寇研究历程的需要，还涉及到中国(大陆)三代学人在此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也有利于我们排除目前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推动明代中日交流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的撰写，即基于此。 二 30与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提出及争鸣 关于嘉靖倭寇的起因等问题，从四百多年前的当事人开始，就出现了争议。但正统的观点一直是，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上世纪，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在国内经历了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等三次高潮。日本的研究节奏，也大抵如此。 (一) 20世纪 3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朦胧提出 当代学者通常认为，30年代国内的倭寇研究掺杂了民族情绪，除了对史料的构建，学术思想不被后学所看重。但近读杜鸣治发表于30年代初的《明代倭寇述要》，[9]其思绪和视野似乎不像我辈所想象的。 杜文由"引言"、"倭寇猖獗之原因"、"倭寇事略表"、"倭寇之影响"及"结论"等五部分组成，全文约1.3万字。其中，在第二部分讨论倭寇猖獗之原因时，较早从"经济方面" 切入：嘉靖"倭之入寇，由于沿海居民之导引，沿海居民之导引，由于钱粮尽责诸民" 、" 赋税繁重" ，"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除居民而外，中国海盗，连倭入寇，亦为最著之事实……浙闽倭寇与海盗互为表里，而南直隶，山东，广东诸省亦然"。"倭人入寇，起于中国沿海奸民，违禁取利；富商大贾，皆与倭人贸易，海上番船，得以通行无阻，倭寇遂乘机以张也"。"寸板不许下海之禁，影响于倭寇之猖獗者至大也"。"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倭寇猖獗，理所固然也"。 以上言论，如果转换成今天的话语，这就是：第一，走私贸易的盛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海禁，导致嘉靖倭寇的产生；第二，嘉靖倭寇不可收拾，是因为中国人参与众多。若比较一下，这些论点的学术价值，胜于同时代日本学人的嘉靖倭寇"中国人占相当比例"的观点，也可以说，是60年代台湾陈文石先生的"沿海私人贸易与海禁的冲突，似乎是嘉靖大倭寇的起因" 之先声。[10] 此外，作者在"倭寇之影响"一节中，对倭寇与中国沿海建筑，倭寇与中日文化、外交、交通等影响，也作了探讨。尤可称道的是，杜先生还对明代中外交流史研究作了前瞻："明代历史上最大之问题有二：一为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之考证，一为倭寇史实之研究……欲明有明一代东西洋文化构通之情形，不能不对此两大问题，作详细之探讨也"。又断言，"研究明代中日外交史者，除倭寇以外，几无可言也"。掩卷长思，笔者深深地为这些75年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也不禁要问，我们对30年代中国学者对倭寇研究的概括，是否有失严谨与公允呢？ 20世纪40年代末，范文澜也曾提出："因通商引起战争"，故"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11]这与以往正统的观点，也是相左的。 (二) 20世纪 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独立提出 20世纪50年代，国内嘉靖倭寇研究又呈高潮，并出现了新旧两种观点的碰撞。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提出的新论和争鸣几被遗忘，那个高潮留给后人的印象，几乎仍仅仅是重复数百年来的观点而已。故当代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者的兴奋点，大都集中在日本50年代、台湾60年代、大陆80年代以降的成果上。可是，只要我们沿着80年代大陆学者若干论文提供的线索追溯，就不难寻找，倭寇新论，在50年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就由我们的前辈学者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 1955年，陈鸣钟[12]、云川[13]、尚钺、吴晗、韩大成等几乎同时对倭寇发生了兴趣 。由于前两位表达的还是老观念，故这里仅介绍尚、吴、韩的看法。因他们的思想几与世隔绝，故笔者先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移录原文，以便讨论。 尚钺认为：嘉靖年间，"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遂以它的封建权力实行禁海"。"陈九德等与朱纨的斗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与明王朝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禁海或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斗争"。[14] 吴晗指出："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压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外通商的要求了"。当时，"沿海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对外贸易的，主张通商；内地地主则反对通商，主张完全禁止海上贸易"。于是，"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拼死的斗争……商业资本的发展，他们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坚决的要求和进行顽强斗争。从这个斗争的实例说明了商业地主的代表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意义"。[15]（按：吴晗上述思想的基本观点，其实早在1943年就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而已。详见吴晗遗作：《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4-35页。） 韩大成也承认：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便越来越强烈。这一矛盾反映在明王朝内部便出现了'严海禁'和'弛海禁'的斗争。但是经济的力量决不是任何强力所能阻止的。因此，尽管明王朝一禁再禁，但是私人海外贸易却在不断扩大，并日益显示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嘉靖时朱纨的死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16] 接着，左云鹏、刘重日对上述观点做了总结与发挥。他们以为：嘉靖朝"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更具有尖锐的性质，东南'倭乱'即其斗争的形式。由于沿海贸易对各阶层人民都有切身利害关系……海商之所以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是和皇朝的海禁政策分不开的，他们既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自然就要用自己组织的武装来保护贸易的安全了。嘉靖朝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就不能不使这一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中国海商为维护自己利益而以武装贸易与皇权相对立；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日本诸道争贡的事实就说明了这点。但结果皇朝却相反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这就严重违反了中外商人的利益，遂至造成了十多年的商业战争……因而这次战争是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反海禁的战争……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17]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思路还不如80年代的理论来得较为系统和完整，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新论的核心部分，如官逼民反的"反海禁说"、中国商人为主导的"国内战争说"、主张对外通商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潮流，以及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等基本思想已明确地提出。不仅如此，相对于后者，这些先哲的若干思维反而更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当代中国本土持新论者，有把嘉靖倭寇往农民起义身上靠拢，或者主要讨论下层民众的倾向。然50年代的先行者，更关注上层和富人的冲突与作用。如左、刘的论文还特别提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历来都有官品士大夫的参加，并为商人张目，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海禁斗争中，闽浙官品士大夫公开反对皇朝的代表朱纨，使其不能贯彻海禁政策……"。 我想，在官本位的明王朝，没有士大夫、贵官家的推波助澜，通商的热潮是不可能如此高涨的。而关注朝廷命官、地方乡绅、势家大族等在通商和倭寇中的作用，既是嘉靖时期的当事人，如朱纨等一再强调的，却又是日本50年代、台湾80年代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再如，他们把"争贡"事件，归结为"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 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所致。这似乎比当代大陆争鸣双方（持新论者认为发生暴力是偶然的，另一方则断定"争贡"事件是嘉靖倭寇的发端）的心胸和视野，都更为宽广。经济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外商人的权利都应兼顾。16世纪中叶，无论是西方的葡萄牙还是东邻的日本，他们来到那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明帝国，首要的目的就是商品交易，从中牟利。而只有设身处地考虑到，在明廷"寸板不许下海"的高压政策面前，坐大了的中国商人，顿时内外交困、倾家荡产；一心想来中国发财的、武装了的外国商人，处处碰壁，血本无归(如果葡萄牙人不能在澳门落脚，事态会变得更糟)的情景下，暴力反抗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些都是我们想弄清楚那段历史所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内地当代学者往往对外国商人视而不见，这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国际贸易，怎可仅讲明朝一方呢？ 时人较为认同的"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番客夷商。 据此盱衡，本人认为，即使把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者提出的上述观念，与本文开篇的倭寇新论相比，前者的学术价值在总体上也不亚于后者；显然，也超越了日本、台湾在80年代以前，对嘉靖倭寇性质讨论所下的定义。更何况，尚、吴、韩、左、刘等历史学家，是在闭关锁国、中日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背景下，思考提出这些问题的，更显得难能可贵。 新论问世后，就遭到批判与批评。如陈牧野指出，把嘉靖倭寇夸大为商业战争"是错误的"，说中国商人占主导地位"是不妥当的"，"明朝平定倭患是完全正义的，是属于防御性的" 。不过，当时作者也承认："断定它是具有反海禁的性质，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18]陈智超在《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一文中，也从则面批评了新论，认为"尚钺、吴晗同志……过高估计明代海上贸易的作用"，还忠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除了以上两个对立的观点外，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折中，即一方面表态御倭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其具有反海禁的性质之声音。如王裕群先生既肯定嘉靖朝"所进行的是反侵略、反掠夺的自卫战争"，又指出，"市舶问题上的争论……也说明了新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势力的矛盾斗争"。结果，"大大地打击了东南沿海新兴的工商业者……明代统治者违反了客观法则宣布罢市舶断绝一切国外贸易，这样只有使正当的贸易也走上非法的道路，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罢市舶是一种拙劣的政策……可见法律如果违反了客观法则是会失效的"。[19]这实际上开80年代来，以王守稼为代表的在嘉靖倭寇性质认识上，取折中观点之先河。[20]这也标明，80年代后，在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三大派别(观念) 在50年代也都初具雏形了。 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新论的开拓者，似乎没有对批评进行反批评。事实上，"反右"后，旋即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如当左云鹏、刘重日的论文，被收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第255-272页)时，类似"商业战争"、"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等观点，被删除了。政治对学术的干扰，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似乎除了田汝康60年代重申，嘉靖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虽出现了禁海与反禁海之争，但总的态度是"对海外贸易不仅不感兴趣，甚而认为难以监督控制而加以敌视"而表示遗憾外，[21]大陆嘉靖倭寇研究一度蛰伏。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再次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热点。 十分遗憾的是，这一并非遥远、又是20世纪50年代为数不多的学术争论之一，几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此学案曾有人不经意地提起过。 王守稼先生在质疑部分新论时指出："类似论点，早在五十年代也已有人提出过，认为嘉靖年间的这场斗争'是明代历史上新生阶级对封建制度首次冲击的尝试'、'曲折的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22] 王先生几乎触摸到这段历史，但遗憾的是，他披露的不是新论提出者的观点，而是反对新论的陈牧野有条件地同意对方的若干论点，显然，也就不是那个时代新论的主流。"陈牧野"是大陆在嘉靖倭寇问题上持传统观点的代表人物--陈学文之笔名。由于陈氏20世纪80年代收回了当初自己也接受的，如"明代倭寇之患，到了嘉靖朝为之猖獗，实因罢市舶断贸易所致"等观点。[23]故陈先生读到王文后，"惶恐" 之余，当即对其予以纠正："《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论旨是说明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恐怕与'陈文'、'林(仁川--笔者注)文'的观点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关联"。[24]无独有偶，范中义、仝晰纲的专著在介绍陈牧野的论文时，也采用了与"王文" 完全相同的笔法，[25] 正是蹊跷。 由此可见，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忘却那个"新论"与争议，却模糊了真相；能举例反新论者肯定对手的若干观点，却对新论主体没有注意。舍此，据笔者视野所及，近几年，大陆包括陈小法的最新成果--《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动向--以倭寇为中心》[26]在内的涉及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的著述，似乎没有一篇提到上世纪30与50年代这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学术思想，都认为"关于倭寇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大陆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27]当大陆学人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自己的知识产权、学术见解拱手相送的同时，海峡彼岸的学者也笃信，从战前到70年代，中国(不含台湾) 方面始终只有传统观点，而"无法再深入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日本学界，"成果相当逊色"。[28]又从相关的信息推知，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大陆20世纪30与50年代的新论，似乎也没有关注。[29]可见，对大陆倭寇研究史的整体把握牵涉到海内外，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 三 两国三方都可能独立提出倭寇新论 确立了大陆20世纪30、50年代嘉靖倭寇新论的地位，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倭寇新论受日本20世纪50-60年代学者观点的影响的推理，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台湾学者领先内地一步，以及海内20世纪80年代前倭寇研究"看法基本一致"，或了无新意的提法是否确切，也就不辨自明。甚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陆倭寇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日本学界，"成果相当逊色"的论断也可商榷。那么，这是否同时也贬低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新论，抑或日本、台湾的相似成果受到了大陆20世纪30、50年代学者的思想影响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在科学创造史上，当一个学科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有可能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如英国的牛顿与德国的莱布尼茨都于1670年前后，各自创建了微积分学。同时，也会有同一地区的学者在不同的时代思考同一个命题的情况。如英国的达尔文在1838年时形成了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20年后，另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华莱士，于1858年也独立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结论。[30]中、日两国三方倭寇新论的提出，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大家若比较一下，倭寇研究三次高潮的发生都有两个特征：一是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取向相同，抑或是意见扞格，研究者都不约而同；二是"新论"的提出与推进趋势一致，但各有侧重。 该课题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前人不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还"下载"了时人不同的看法。因此，只要充分占有这些资料，留意那个时代人们的议论，再把它放在16世纪中叶国际贸易大潮中去审视，便可提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31] 讨论嘉靖倭寇的性质，不是史料而是观念问题，即怎样看待皇权与人民利益，专制政治与国家经济孰重孰轻？是重本抑末还是工商皆本？闭关与开放，哪个符合时代潮流？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有相似的看法；同时代或同一地区的人认识歧异，甚至截然相反，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同一个学者，随着理念的转换，改变以前的想法也属正常。目前大陆在此问题上观点还没有统一，可以再继续争鸣。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对认可反海禁说的，不必戴上"为侵略者开脱" 的帽子；更不要倚仗所谓的倭寇新论是日本人率先提出的这个"杀手锏"， 以"专家"乃至权威的名义驳斥新论[32]；一些坚持反侵略理论者，也不要以为只有他们才爱国。否则，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王直墓"风波。[33]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同样是有海外关系，不同时期的待遇可谓天渊之别。"文革" 时期，"海外关系"是一个贬义词，是里通外国的代名词，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而眼前，"海外关系" 是一个"香饽饽"，常被政府捧为上宾，八杆子打不着的也来认亲。这并不是侨居海外者，"坏人" 被改造成了"好人" ，乃时势决定意识。也可以这么说，嘉靖倭寇事件的定性与研究的推进，取决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16世纪中叶世界发展趋向的认知和表达认知的学术氛围。故就国内(大陆)而言，三次新论分别出现在"九·一八" 前、反右前夕和开放之后，都绝非偶然。鉴于此，加之当时的政治局势制约了三地学者和传媒之间的沟通，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20世纪30-80年代，中日两国三方(1949年后) 在不同时期都可能独立提出倭寇"新论"。如果非要说影响，则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日本之间互相启发的可能性甚微；而中国台湾与日本的学说，倒可共同渗透。 不过，由于台湾林丽月1980年发表的观点，似乎没有大陆学者来的清晰和完整，[34]日本20世纪80年代倭寇新论的代表作--田中健夫的《倭寇--海的历史》付梓于1982年，[35]故就事论事，仅从20世纪80年代倭寇"新论"推出的时间看，大陆学者仍走在时代之前列；且林仁川、戴裔煊对嘉靖倭寇的定性，至今仍基本上代表着该领域宏观讨论的水准和研究趋向。至于大陆近20年来倭寇研究"不能在向前推进" (我基本同意此说)，[36]以及倭寇发生在中国大陆，倭寇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题材的开拓主要在海外的遗憾，那是另外一回事。 1930年、1955年、1980年，是中国，也是国际倭寇研究的三个里程碑。 { 鸣谢：吴大昕的《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修正稿)电子文本，由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明代研究通讯》邱仲麟先生提供，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 详见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江海论坛》1980年第3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荫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 近日又有人提出，数百万人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斗争"以海员为骨干"；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等观点。见双忧：《如无海禁，近代史将重写》，《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23日第5版。 [3] 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 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 [4]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按：本人所见为修正稿(电子文本).。 [5] 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10月。 [6] 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 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 [7]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第16-18，362页。 [8]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 [9 ] 杜鸣治：《明代倭寇述要》，《文科季刊》第1期，河南中山大学，1930年1月。 [10]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 [1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9，转引自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2] 陈鸣钟：《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2期。 [13] 云川：《明代东南沿海的倭乱》，《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6期。 [14] 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荫芽及其增长》，《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收入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301-302页。 [15] 吴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光明日报》1955年12月22日.。收入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243-245页。 [16]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此作1955年完稿，首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 ，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8页。 [17] 左云鹏、刘重日：《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新建设》1957年第10期。 [18] 陈牧野：《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 [19] 王裕群：《明代的倭寇》，《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 [20] 王守稼.：《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1] 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没》1964年第8-9期。 [22] 王守稼.：《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3] 陈牧野：《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 [24] 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5]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第8-9页。 [26] 陈小法：《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动向--以倭寇为中心》，江静主编：《日本历史与文化》，国际文化工房，2004年。 [27] 张显清：《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明清史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28]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 [29] 参见郑梁生：《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兼言倭寇史料》，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171-215页；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年7月，1999)；(日)庞新平：《嘉靖倭寇活跃期的筑城--以中国浙江沿海地方为中心》，(日)《东洋学报》第75卷第1期，1993年。 [30] 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6-337，380页。 [31] 参见徐明德：《<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 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 [32] 李坚：《王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专家学者评"嘉靖倭寇"》，《新民晚报》(电子版)2005年2月1日。 [33] 详见沈登苗：《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34] 林丽月：《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走私贸易》，(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8期，1980年。转引自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 [35] (日)田中健夫：《倭寇--海的历史》，（日）教育社，1982。按：中译本由杨翰球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 [36]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7月。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