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期，也是遭遇进一步发展困境和面临新的挑战的时期。改革开放前后及1980年代，在学术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荣发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出现革命史研究淡化与边缘化而改革史研究成为热点的现象。本文拟在宏观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明其可能发展的路向，以期进一步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 关 键 词：晚清政治史 革命史 改革史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社会经济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具体总结，①兹不赘述。这里仅就40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趋向略做梳理，在宏观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可能发展的路向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学术上拨乱反正：革命史范式重建 如果把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学术史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正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界标。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阶段性也可以在这个宏观视野中得以清晰地呈现。此前30年基本上承继延安时代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学术典范，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但因“文革”的冲击而支离破碎，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走向了“影射史学”的邪路。“文革”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开始从学术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后40年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期，也是遭遇进一步发展困境和面临新的挑战的时期。 改革开放前后及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在学术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荣发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对“文革史学”进行拨乱反正。“文革”时期是史学政治化的极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史学成了任人涂抹的对象，历史事实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文革”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把曾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王庆成、史鸣相继撰文，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歪曲历史，把一部太平天国史纳入“儒法斗争史”，肆意篡改；并指出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篡改中国历史的卑劣伎俩和反动罪行。② 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领域，张玉田、王致中撰文认为，要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流毒；同时批判戚本禹之流借义和团之名鼓吹封建蒙昧主义，指出“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闭口不谈反对封建主义，正说明他们是有心病的。”③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樊百川撰文，认真清算了“四人帮”把辛亥革命史扭曲为“儒法斗争史”的流毒。④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于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提出了新的认识，提出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客观公正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⑤ 二是研究热点集中，学界热衷讨论历史基本线索、阶级属性、历史作用与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无论是“两个过程”论、“三次革命高潮”论，还是“四个阶梯”论、“民族进步”论等等，都基本上是政治史的框架，都是从政治史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宏观思考。具体到晚清政治史专题研究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是有关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政权，但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看法。王天奖撰文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本质上看无疑是一次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在天京建立政权之后，便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地主阶级封建政权。⑥孙克复、关捷提出商榷，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是封建政权，而是“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的“农民革命政权”。⑦针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提出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说法，朱东安撰文认为，根据斯宾诺莎关于神权政治的原义，并参照中世纪西欧的情况，太平天国不但没有推行神权政治，而且其各项做法正好符合斯宾诺莎开出的结束神权政治的处方。⑧ 关于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的关系问题。早期研究者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但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大都不赞成把戊戌变法定性为“改良主义”。陈旭麓引述列宁的观点，认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戊戌维新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活动的背景并不相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⑨林增平也认为，将戊戌维新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是忽略了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的差别所产生的一种误解。⑩汤志钧则坚持认为，戊戌变法是十九世纪末叶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不能因为列宁批判过的与机会主义等并称的改良主义，就认为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11) 关于义和团运动与反封建的关系问题。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的问题，则看法颇有分歧。李侃认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的纲领，更没有触及过土地和政权问题。(12)荣孟源认为，义和团的确没有近代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但义和团在各地农村都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13)戚其章认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首先要确定反封建性质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性，就是反抗封建的统治，主要表现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判断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封建性。(14)丁名楠具体分析作为义和团行动纲领的“扶清灭洋”口号，认为义和团主观上不反封建，但客观上确实起了反封建的作用。(15)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大陆学者基本上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有台湾学者认为是“全民革命”，而外国学者有人认为是“国内民族革命”或“中国对外国革命”，也有人认为是士绅革命，还有人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对此，刘大年、章开沅等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并对各种奇谈怪论进行了辨正析疑。(16) 三是重视宏观综合研究，重建革命史话语体系。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各领域专题研究均不同程度地走向繁荣，并出现各专题综合性通史著作。 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罗尔纲著的《太平天国史》(4册，中华书局1991年)。这是罗尔纲一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总结之作，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国史综合研究水平的通史性学术著作。 戊戌变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全面论述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并揭示了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王栻的遗著《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也基本上反映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全过程，重点剖析相关人物的思想是其显著特色。 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编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详细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兴衰的全过程，是第一部学术性的义和团运动全史。 辛亥革命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三：一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用丰富的史实，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二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2册，中华书局，1981-1982年)，把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前史，较多关注革命的对象清政府，尤其是深入剖析立宪运动，是其明显的特色。三是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年)，是两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协力撰述的专著，利用丰富的报刊资料，思想灵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这个时期，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还基本上是附丽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之内，其独立研究只是略现端倪。清末新政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张连起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部简要概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立宪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颇有分量的专著，为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二是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毋庸讳言，以上各种综合性通史著作的出现，基本上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建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出现众多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同时，也不乏专题实证研究。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均有众多研究者简直不胜枚举的情形不同，孔祥吉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值得关注。孔祥吉在故宫博物院发现《杰士上书汇录》等珍贵文献，对康有为《戊戌奏稿》改篡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考订，使长期以来怀疑康有为作伪的公案终成定谳，(17)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此基础上，孔祥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成果，主要汇集成两本专题研究论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和《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些成果，在1980年代整体追求宏观问题讨论的学风之下颇为引人注目。 二、研究范式转换：从革命史转向改革史 学风随着世风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纵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大概在1990年代便开始一次重要的学术风气转变。有人说，19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18)这样一次学术研究风向转轨，预示着学界开始追求理性实证研究的路径，从而更加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晚清政治史研究，实际上也是深受此种学风转向的影响。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明显的转向，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各专题领域得以拓展深化；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 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专题研究著作。钟文典主编“太平天国史丛书”17种13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在1991-1997年陆续出版，大都是各个具体领域的专题史著作，如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1991年)，华强著《太平天国地理志》(1991年)，祁龙威著《太平天国经籍志》(1993年)，张一文著《太平天国军事史》(1994年)，郭存孝著《太平天国博物志》(1997年)，等等。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也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末，路遥、程歗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就是一部重要的专题研究论文集。1990年代以来，重要的专题研究著作如林华国著《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其修订本《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黎仁凯、姜文英等著《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相蓝欣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这种特点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更为典型，其中朱英、马敏、虞和平、桑兵关于近代绅商、商会与新式社团的实证性专题研究(19)，最为引人注目。这些理性实证的研究论著，既深化拓展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视野，又影响了年轻学人相关研究的选题与方法、路径，是一代学风转向的明显标志。 二是研究范式转换，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研究领域从革命史转向改革史。 19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的过程中，学界开始引进现代化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逐渐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范式转变，只是用现代化范式补充革命史范式，两种范式实际上具有互补功效，而并不是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具体到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以往学界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主要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所谓“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在现代化范式被引进之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等改革史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从而使那段历史显得更加丰满。 随着近代史研究领域发生范式转变，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出现明显的转向：革命史研究有日渐淡化与边缘化之势，而改革史研究则逐渐成为热点。 以往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学界研究力量主要投入太平天国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与辛亥革命史领域，使革命史研究发展迅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著。新世纪以来，与革命史研究相关的各专题领域形成所谓“学术高原”，实际上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如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吴宝晓著《京畿义和团运动研究》(学习出版社2016年)这样有深度研究的学术专著，已不多见。 相比较而言，在学界日益重视现代化范式的情形下，以往关注较多的革命史研究领域逐渐被冷落，日趋淡化与边缘化；与此同时，较多的研究力量转而投入改革史研究领域，从而使戊戌变法史、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一时成为研究热点，并有日渐细化与深化之势。 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茅海建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在发表一些列重要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已结集出版《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2011年)、《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三联书店2014年)三种，并出版专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茅海建充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其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另外，马忠文著《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贾小叶著《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均不乏新见，也颇值得关注。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迟云飞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从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持续修改10多年，出版专著《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从清政府的层面对预备立宪进行了全面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尤其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具体措施，诸如中央官制改革、地方官制改革、宪法与三权分立等剖析精详，是一部对相关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另外，还有沈晓敏著《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三联书店2005年)，彭剑著《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潘崇著《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李振武著《督抚与清末预备立宪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等，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著作。 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关晓红的研究。她的《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中央政府机构与官制改革研究的范本。其在发表系列重要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和《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三联书店2014年)，是科举制度改革与直省行政制度改革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如李细珠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和《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刘增合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和《“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刘伟、彭剑、肖宗志合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等，均在不同专题研究领域有新的创见。韩策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则可谓新生代学人重要的代表作。 三是贬低甚至否定革命的逆流不时沉渣泛起。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有助于重新诠释历史，丰富、完善历史认识。但遗憾的是，有人却走向了拔高改革史而贬低甚至否定革命史的极端，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引向了歪路。所谓“告别革命”论、太平天国“邪教”说与“光荣革命”论就是三个典型的案例。 “告别革命”论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论者宣称要告别一切革命，否定辛亥革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谓：“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20)这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其实是一种政治宣言，但其影响渗透到学界，具有较大的诱惑力。为正本清源，张海鹏撰文，严正批驳其歪曲、诬蔑近代中国革命的错误论调。(21)“告别革命”论者为了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罔顾历史事实，大肆鼓吹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客观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朝君主专制统治，而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道路均走进了死胡同。时人对于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均有敏锐的观察和惊人的预测，有谓：“朝廷力行新政，原以图富图强图存，而不料转以速贫速乱速亡。”(22)“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23)可见，正是因为清政府的新政与预备立宪失败，使近代中国最终走向了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新世纪之初，有人肆意攻击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24)，甚至诬蔑太平天国是“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25)，引起学界多方面反击。夏春涛撰文，针对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一说，就洪秀全是否是一个借宗教起家的“骗子”和“淫棍”，如何理解洪秀全在起义前夕所发布的恐怖性宗教预言及其“造神”举措，如何理解洪秀全对内部所实行的严格控制，圣库制度与邪教敛财是否是一回事等逐一进行了辩驳，对借“邪教”说全盘否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偏向提出了质疑。(26)戴逸、李文海、张海鹏等人也严肃地参与了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太平天国宗教不是邪教。(27) 所谓“光荣革命”论出现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当时，有人利用《清帝逊位诏书》，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认为袁世凯的权力来自清帝“和平禅让”，其真实意图就是要贬低辛亥革命。比如，论者虽然标榜“并不是要全然否定辛亥革命的意义”，但却高度赞颂所谓“和平禅让”，认为“以《逊位诏书》这份契约性文件所规定的清帝逊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以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型”。最露骨的是对“国民革命”或“大革命”的丑诋，有谓：“上个世纪20年代发端的大革命潮流，是民国宪制失败最为微妙而丑陋的写照。”(28)可见，所谓“光荣革命”论者一方面神乎其神地美化《清帝逊位诏书》，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痛贬辛亥革命，恰是一种“告别革命”论的借尸还魂。这种炫人耳目的非历史主义论调，只能混淆是非，并无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 三、再出发的新路径：整体反思与多元取向 改革开放40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又遭遇了进一步发展的困境。这个困境首先来自内部，各专题研究领域出现所谓“学术高原”，以至于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甚至有从实证研究走向碎片化的倾向；同时也来自外部，就是受到新社会文化史与民国史等新兴强势学科的冲击，既使不少学者纷纷离开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使年轻学人望而却步。 晚清政治史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从整体上进入所谓“学术高原”的状态，但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新世纪以来，有关晚清政治史海量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国家清史工程就出版了档案丛刊19种881册，文献丛刊68种2221册。其中有大量晚清史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影印本《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18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三辑457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抄本》(6编300册)，上海图书馆藏私人档案《盛宣怀档案选编》(100册)，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李鸿章全集》(39册)、《袁世凯全集》(36册)，日记如《越缦堂日记》(18册)、《徐世昌日记》(24册)，等等。不仅如此，其他相关史料如《申报》《东方杂志》等大量报刊的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些海量史料，正是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的重要基础。 具体而言，究竟如何进一步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笔者谨提几点参考意见如下： 其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反思，克服碎片化倾向。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的过程。19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热衷于讨论各个重大事件的性质、历史意义等宏观理论问题，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而在1990年代以后，学界进入较理性的实证研究阶段，学者研究选题大都关注具体的问题，明显对宏观理论探讨缺乏兴趣，几乎没有多少共同对话的学术问题，更不见曾经热闹非凡的学术争鸣场景，甚至流入令人忧心的碎片化境地。其实，通过近30年来的专题实证研究，晚清政治史各领域均有较大的进展，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得以充分而清晰地呈现，这正是进一步开展宏观反思的基础。 只有对晚清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的宏观反思，对于学科体系与研究理论及方法进行深层次的宏观检讨，才能更进一步深化拓展相关研究，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倾向。 其二，突破革命史与改革史藩篱的一般政治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学术转向，就是从革命史研究转到改革史研究。改革史领域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革命史领域的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有从社会史角度进行相关边缘研究的趋势。但是，如果只是在革命史与改革史范围里打转，也必然是自设藩篱，画地为牢，而终究难以自我突破。其实，在革命史与改革史以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就是一般政治史研究，包括一般社会政治问题、地方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势力集团的政治活动等，都是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文平著《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崔岷著《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冯志阳著《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等，均是值得关注的一般政治史研究的典型个案。 其三，整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关注制度转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晚清政治变革的基本趋向是制度转型，在此背景下发生社会变迁。制度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各种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其四，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研究，把典章制度与人事关系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史学传统向来重视制度史研究，但晚清政治史研究长期侧重事件史，主要关注“八大事件”。其实，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回归制度史研究，或可使晚清政治史研究进入新境。政治是各种势力集团根据各种制度规则分配权力与利益的人事活动。政治争夺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背后是利益，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原则有各种制度与规则，具体则涉及复杂的人事关系。典章制度与人事关系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准确把握两者之间复杂的微妙关系，政治史研究或可登堂入室并更进一境。(29) 注释： ①参见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崔志海等：《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晚清政治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如果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所谓“八大事件”都归于其中，似亦无可厚非，但这几乎是一整部晚清史了。本文主要关注晚清政治改革与革命的历史。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因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故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而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又主要是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史。 ②王庆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北京：《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史鸣：《颠倒历史是为了乱今夺权——驳“四人帮”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桂林：《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③张玉田：《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沈阳：《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北京：《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④樊百川：《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北京：《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⑤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⑥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郑州：《中州学刊》，1981年第1期。 ⑦孙克复、关捷：《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 ⑧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北京：《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⑨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北京：《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⑩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原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见《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 (11)汤志钧：《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上海：《学术月刊》，1982年第1期。 (12)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天津：《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13)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济南：《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14)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济南：《东岳论丛》，1980年第4期。 (15)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济南：《文史哲》，1981年第1期。 (16)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见《赤门谈史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121页；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北京：《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7)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太原：《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18)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103页。按：该书1995年出版第1版，作者在第5版前言中特别声明：“除了增加新篇(辑六：若干提问)之外，我们对原来版本的内容，一字不改，全部保持原样。” (21)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2)胡思敬：《请罢新政折》(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退庐疏稿》卷2，南昌：问影楼，1913年，第43页。 (23)《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7页。 (24)潘旭澜：《太平杂说》，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25)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为金田起义150周年而作》，广州：《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26)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太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7)戴逸：《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南京：《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李文海：《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介》，北京：《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28日，第9版；张海鹏：《关于太平天国是否邪教的一点思考》，中华文史网首发，转引自近代中国研究网2007年8月25日，http：//jds.cssn.cn/ztyj/wqzzs/201605/t20160506_3323656.shtml。 (28)以上引述有关内容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100、102、115、153页。 (29)详参拙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