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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是该国历史上伤亡最大的一场战争，至少有75万名将士丧生。统计结果显示，疾病比枪炮夺走了更多士兵的生命。而传染病则是导致参战士兵大量死亡的最大病因。美国学界近些年逐渐重视从疾病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内战，但很少系统梳理传染病在美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同时对内战期间军队的传染病防治问题着墨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内战期间军队传染病流行的原因，考察军队应对传染病的措施和效果，并阐明军队的传染病及传染病防治对美国内战的影响。 内战期间军队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按照现代医学，传染病流行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流行过程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后者起决定性作用。入伍士兵中不乏传染病病原携带者，成为传染病流行的主要传染源；大批士兵在入伍前从未感染过传染病，成为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同时，战争促使部分地区人口过度集中，人口流动加速，增加了士兵接触传染源的机会。另外，美国南部是主战场，自然环境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理想场所。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环境还蕴藏着有助于军队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内战期间，南北方军队不同程度地面临食物短缺或营养失衡等问题。联邦军队的食物供应较为充裕。南部邦联的情况不容乐观，战争中后期食物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作为军队主食的硬面包不仅质地坚硬，而且经常霉变或被昆虫污染；肉类和蔬菜通常不新鲜。总之，长期的食物短缺或营养失衡会造成士兵身体素质下降，从而使传染病易于发生和流行。 行军途中，很多士兵有过饮用不洁水源的经历，水是传染病传播的重要途径，饮水不洁无疑会增加军队传染病流行的概率；衣物短缺使得众多士兵失去防寒保暖的工具，势必会削弱他们的体质，降低其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恶劣的营地卫生环境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便利了军队传染病的传播；就联邦士兵个人而言，不良的卫生习惯增加了他们接触病原体的风险；此外，军事行动会改变某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疾病的暴发和流行提供客观环境，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也可能招致同样的结果。 作为“生物武器”的传染病 南北双方在内战初期已经将黄热病和疟疾等传染病视为颇具威力的“生物武器”。在随后的战争进程中，它们没有局限于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枪炮武器，而是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用传染病这件“生物武器”来实现自身的战争目的。 内战之初，南部邦联认为黄热病是一件高效的“生物武器”，可以用来抵御联邦军队的南下。北方联邦政府相信疟疾会妨碍自身的军事行动，进而充当南部邦联的“生物武器”。南北双方不仅将某些传染病视作威力惊人的“生物武器”，更在战争中加以运用。“黄热病阴谋”是南部邦联有意使用“生物武器”的明证。1863年南部邦联在战场上的颓势日益凸显，肯塔基州医生卢克·布莱克本精心策划和实施了一项将黄热病病人衣物散布到联邦各地的计划。尽管“黄热病阴谋”不是由邦联政府策划，但不少证据显示南部邦联政府默许并暗中支持了这项计划的实施。 联邦的“生物武器”是疟疾。使用方式不再是主动散播“毒素”，而是严格的药品封锁政策。疟疾是内战期间军队流行的第二大传染病，幸运的是，抗疟特效药奎宁业已问世。19世纪中期，位于费城的“鲍尔斯与韦特曼”制药厂和“罗森加滕与他的子女们”制药厂是美国仅有的两家生产奎宁的大型制药厂。内战期间，它们源源不断地向联邦军队供应奎宁。相比之下，南部邦联则缺乏生产奎宁的制药厂，只能依靠从外国进口药物。然而，联邦的封锁政策几乎切断了南部邦联的进口渠道。另一方面，封锁政策使得南部民众难以逃离疟蚊丛生的地区，进一步加重当地疟疾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