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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军队的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对士兵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极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做好军队传染病防治工作，就成为政府和军队上层关注的重点。军队传染病防治与当时的医疗状况有直接关系。正是受当时“瘴气理论”的影响，军队采纳了改善营地卫生、提高饮食质量、提升水质、建设馆式医院以及使用消毒剂等方法，同时还实施了专门针对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改善营地卫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重视帐篷安置，合理安排厕所的建造和使用，保证良好的营地内务；提高饮食质量，总的原则是“不仅食物供应要丰富，食物的质量也要上乘”；内战前后，美国医学界的普遍看法是饮用含有有机物或矿物质的水对身体有害，因此，饮用水不应含有大量有机物或矿物质，而应是无色无味、清澈透明。此外，南部邦联军队还流行用黑莓甜酒替代不洁饮水的做法；建造新式医院也是预防军队传染病的重要一环，西费城医院、哈蒙德医院以及麦克莱伦医院是北方馆式医院的典型代表，钦博拉索山医院则是南方规模最大的馆式医院；使用消毒剂也可有效预防疾病在军队的传播，内战期间消毒剂受到普遍推崇和广泛运用。 除此之外，军队还实施了接种、隔离等专门针对某一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为了防范天花流行，接种成为军队采取的主要预防措施，大规模接种对预防军队天花流行，降低天花死亡率具有显著效果。隔离也是军队控制天花流行的有效措施，内战期间，不少医院承担了实施隔离的重要职能。联邦将军巴特勒在新奥尔良实施的黄热病预防措施为战时黄热病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1862年5月联邦军队占领新奥尔良后，巴特勒迅速在该城推行隔离检疫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的措施，效果显著：1862—1865年，新奥尔良未曾出现黄热病流行。 除了有效预防，积极治疗同样重要。内战时期，传染病的疗法仍然主要以“体液论”为理论基础，依靠催吐剂和泻药来清除体内过多体液，恢复体液平衡，进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从结果来看，除疟疾以外，这些方法针对其他传染病的治疗效果难以令人满意，而且反复使用甘汞等含汞药物会造成汞中毒，腐蚀牙龈和口腔软组织，导致牙齿脱落等。 美国内战期间的军队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墨西哥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因病致死与因伤致死的比例为7∶1；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军队的这一比例为4∶1；而美国内战时期，两者之间的比例仅为2∶1。 传染病对美国内战进程的影响 传染病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内战的进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染病深刻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军事行动。1861年4月，南北双方围绕西弗吉尼亚展开激烈争夺，由于新兵普遍缺乏免疫，麻疹很快成为西弗吉尼亚地区南部邦联部队流行的重要疾病，致使罗伯特·李将军取消9月12日作战行动。1864年夏，普赖斯的部队先后多次顺利穿过阿肯色州河沿岸的联邦防线，侵入密苏里州。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传染病大幅削减了阿肯色军团的有效兵员。 其次，传染病导致联邦军队多次调整东部战场的军事策略。1862年6月初，联邦将军大卫·亨特计划从陆路夺取查尔斯顿，但很快放弃了该计划，传染病的作用尤为明显。1862年3月，联邦将军乔治·麦克莱伦麾下的波托马克军团发动半岛战役，到了8月，联邦政府命令该军团从哈里森渡口撤回，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 再次，传染病还影响到南部海岸地带的一些军事行动。1862年9月，联邦将军大卫·法拉格特命令指挥官伦肖率舰队占领港口城市加尔维斯顿。伦肖同意停战4天，前提是南部邦联部队不得趁机加强防卫，但南部邦联部队却利用约定漏洞将士兵、武器与民众一同撤出。伦肖认为这种做法属于毁约，准备立即开战。但当时外界盛传城内出现黄热病流行，他因此改变主意。1862年夏，基韦斯特黄热病流行造成大批驻军染病，联邦封锁舰队纷纷远离基韦斯特，海军部长也下令补给船不得进入该港口，这无疑增加了联邦严格执行海上封锁政策的难度，给南部邦联反击以可乘之机。 最后，传染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些战役的结果。1862年4月底，联邦将军哈勒克率军包围了科林斯城。经过一个月的僵持，南部邦联将军皮埃尔·博雷加德最终放弃这座城市，标志着南部邦联在第一次科林斯战役中失败。科林斯被围期间，这支南部邦联部队主要受痢疾和伤寒的影响。1862年5月，法拉格特从巴吞鲁日挥师北上，然而，两个多月后，联邦部队被迫撤军，当时困扰维克斯堡附近联邦部队的头号疾病就是疟疾。1862年7月26日，南部邦联将军厄尔·范多恩指示约翰·布雷肯里奇率军夺取路易斯安纳州首府巴吞鲁日，8月5日南北双方在该城附近发生激战后，邦联部队败走，以疟疾为主的疾病造成大批士兵无法承担作战任务。 总体而言，传染病的传播能够减少部队兵员和削弱士兵战斗力，再加上人们的恐惧心理，作用于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和战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内战的进程。 余论 美国内战蕴含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条件，使传染病成为大批将士病亡、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罪魁祸首。反过来看，传染病在南北方军队的自然传播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内战的进程。这种相互影响凸显出微生物理论问世以前战争与疾病的关系，同时也再度证明：“战争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对抗，而且是各种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 美国内战最终以联邦的胜利而结束，军队传染病防治的作用不容忽视。军队的传染病防治问题是交战双方展开较量的重要场域。换言之，军队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不仅牵涉军队传染病问题解决与否，甚至可能攸关美国内战的最终结局。就防治效果而言，相较于联邦，南部邦联方面具有明显劣势。原因有二：一是南部邦联的医院条件相对较差，难以向传染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和照顾；二是联邦政府严格的封锁政策致使南部邦联出现严重的奎宁和天花痘苗短缺，加重疟疾对南部邦联军队的负面影响。 当然，内战期间军队的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影响不限于此，还推动了此后美国公共卫生的进步。天花痘苗的大范围接种和消毒剂的广泛运用可以有效遏制传染病的传播，对于美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