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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 世纪之交，学者开始对“不同的社会情势和学术氛围”中出现的“不同的思潮、流派和人物”进行梳理与讨论，众多学人关注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化。1970年代末民研会恢复、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重建等，民间文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层面而言，启动了三套集成工作，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全国范围内文本搜集，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大量新的理论开始介入，精神分析、文化相对论、故事形态学、新进化论、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等交融并置，但是八九十年代只是引入，并未全面深入，尤其是表演理论和口头诗学的影响到新世纪才全面呈现。 大量理论的介入，多视角、多视阈的研究使得民间文学“人民性”、思想性以及现实主义等“一元性”的文本分析渐趋被打破。从上世纪末开始，民间文学的本位缺失成为学人反思的核心与焦点。本位缺失更多指向传统追随作家文学的批评范式的失效。首先就是再次掀起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讨论。这一问题从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21世纪初，“作家文学中的民间文学”和“作为相似艺术形式的民间文学和文学”引起关注；“民间文学源头论”被重新梳理与批评检视；民间文学被重新置于中国文学史脉络中梳理与反思，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融、作家作品对民间文学的使用亦重新梳理与思考，同时新兴的人工智能、网络文学也被纳入此讨论视野。其讨论中心转移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重合”“交叉”“相似”等。 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集中体现于其“口头性”“传统民间文艺学尽管认识到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但却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文学看待和研究，而是首先把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本，然后按书面文学的概念框架和学术范式进行研究，正是这种书面范式的积习，导致民间文艺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从书面到口头的转换，同时民间文学也渐趋被替换为“口头传统”（或“口头文学”）等，“中国学者往往用认识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问题，认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是彼此游离的”，多数中国学者将民间文学等口头转向理解为“一种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民间文学转向实践科学的可能性”，即话语转换背后所呈现的“思想”变迁。 新世纪对于“口头性”的阐述触及民间文学根本，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不同视阈出发，共同推动着民间文学逐步脱离传统“书面文学”窠臼，形成适合自身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同时也为“书面文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推动整体文学的发展。对于“口头性”分析，这一时期呈现出形态学、口头诗学、民俗志诗学等交融错杂的局面。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从1960年代苏联史诗理论引介中就已有提及，只是后来这一理论未全面引入，亦未用于中国本土民间叙事的研究。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母题、母题链、主题、类型等成为民间叙事形态分析的“重要概念”与理论工具，母题、母题链、主题引起了相邻领域的关注，母题也与数据库建设联结，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库与新的数据平台，当然其效用度与影响力还需长时段考察。从理论层面而言，这一研究视阈的深层推进较慢，尤其近年来渐趋沉寂、冷落。口头诗学的发展推动了学界对“口头性”关注与新的阐释路径。20世纪末21世纪初，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开始大量译介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其关注口传文本背后“口头的诗歌传统”，注重分析总体性的民族文化谱系，从而对“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口头创编”等进行阐释。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关于口头传唱诗歌的研究——口头诗学问题》《口头诗学》等引领了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波及对其他民间叙事的研究，如歌谣、民间故事等开始关注“口头创编”“文本与语境”“程式”“大词”等。1923年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提到“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民俗学与方言的关系甚为密切，少数民族文学更是如此，如马学良1937年就撰写《〈方言〉考原》等从方言探析古代汉语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嬗变等。钟敬文也强调民间文学的口头性，提出应从“目治之学”转向“耳治之学”。朝戈金《“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则进一步阐明了“声音”是口传诗学与一般意义诗学的核心区别，并回应了新技术时代口传叙事的存在形态及延续与传播等问题。还有就是《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将民间叙事置于社区与信仰之中考察其背后民众的诉求与实践，将传统的“书面”文本回复到具体时空“关照”与阐释。再者，注重口传叙事的“表演（或演述）语境”，从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引入，到学界对其大量使用，“语境中的表演”“交流实践”中的文本等成为“口头性”分析的新维度。此外，关注新媒介传播中的口头文学，如网络谣言、都市传说等亦吸引了研究者。民俗志研究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先导，注重对民间叙事的日常生活属性的分析，这一研究维度与民俗学的“民族志”研究对接，关注神话、民间故事等民间叙事研究的当下性。这一经典研究维度曾一度成为民间文化研究的主流，但其缺失与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反思，尤其是民俗志的重复度过高、成为新的“文本”资料集。民俗志基于田野考察，为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共同关注，其注重田野“文本”一度改变了纯粹的文学文本，但其最终依旧回归新的“文本”制造。 此外需特别提及的就是兴起于21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它成为民间文学研究新的历史境遇与理论推手。2006年国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今已有十余年，“非遗”亦从生僻词成为流传度极高的语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均有其“身影”；同时亦在学术领域成为话语引领。在遗产化的过程中，民间文化（文学）资源的底层、边缘性亦被改变，它开始成为国家话语的文化资源。正如公共民俗学的发展一样，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她的文化价值成为政府与学者讨论的关键，但是如何将民间文学的主体——社区与个人置于“前台”？从文化资本、文本重构（民俗志诗学）以及伦理层面对民间文学主体的关照等多角度研究成为2010年代后民间文学发展面临的新语境，这对民间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文章来源：《东方论坛》2019年0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