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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是个多面手，剧本、小说、文论、散文、译作均有涉猎，且颇受读者推崇。但从评价话语体系勘探，尤其是从文学史考量，杨绛是寂寞的。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如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九六二年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没有提及杨绛。一九八〇年代重写文学史，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出版的文学史还是不提杨绛。世纪之交，杨绛才开始在老年散文创作群体里占据一席之地（如一九九六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刘锡庆的《新中国文学史略》、一九九九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进入二十一世纪，杨绛研究虽然逐渐增多，文学史对其评价也日渐升温，比如凌宇肯定杨绛四十年代的喜剧对市民文化的讽刺，刘勇挖掘杨绛散文“超然体悟世俗人生”的独特韵味，德国汉学家顾彬谓“翻译家杨绛”写散文“语言波澜不惊、无怨无悔”。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她的小说、散文或戏剧做过专题研究，如杨义、敏泽、张健等人。但总体上看，对杨绛创作的综合研究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缺少整体观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评论和研究。目前，只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罗银胜的《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五），相对兼顾全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当代文坛对杨绛的文学贡献已有所关注，但仍未能给予她完整充分的评价。 那么，杨绛作品的“寂寞”根源何在？是什么遮蔽了文学史家的洞察力？笔者认为，杨绛创作的边缘化以及缺乏整体研究，不仅关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牵涉到文学评论的尺度标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影响杨绛创作评价的可能原因。 独立姿态：没有主义的旗帜 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另一方面，文学史常围绕文学社团、创作流派或文艺论争来编纂，以此为单个作家定位。作家若依附于某个流派或团体，相对比较容易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定位置。杨绛先后在北京、上海学习和生活过，两处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中心城市，要加入某个社团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坚持独立的创作姿态，淡泊名利，拒绝跟风作秀，更不拉帮结派，始终游离于宗派论争之外。因此，文学史一度忽略杨绛的创作也不奇怪。 什么时期写什么，杨绛自有主见，这是一种遵从内心呼唤的选择。她早期的小说散文，算是练笔，主要表达人生感悟和哲理思索，跟当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潮不搭边。这些倾吐个体经验的文字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四十年代羁留孤岛上海，杨绛在朋友鼓励下尝试写剧本，发表了几个反映小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态喜剧，演出后反响热烈，深受业内同行柯灵、李健吾的好评。不过，在民族危亡时刻，大谈儿女私情，拉扯家长里短的作品很难博得评论界的持久关注与赞誉，几朵开在戏剧园地的小葩，就此湮没在五光十色的革命文学洪流中。同时期，杨绛还写了一些世情小说，刻画都市中下层百姓生活和小人物的灵魂挣扎，没有发表的机会，就锁进了抽屉，束之高阁。五十年代文学语境变迁，杨绛明智放弃创作而“遁”入翻译，非常年月的无奈选择也做得风生水起。八十年代，杨绛的《洗澡》和《干校六记》恰如诙谐的小插曲，打破了反思文学揭露与控诉的单调气氛，率先引领了文学自我的觉醒。二十世纪末，文学创作日趋多元，许多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喧哗而热闹，杨绛兀自清醒。清理着夫君毕生的读书笔记，沉湎在和往事故人的心灵对话中，笃定淡泊地咀嚼着记忆。爱女钱媛和伴侣锺书相继去世，失亲之巨痛没有打倒杨绛，英文版《斐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翻译完成了（二〇〇〇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手稿集》收工，《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心语出炉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心灵自由，艺术青春常在的杨绛。 （本文节选自《杨绛研究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