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2049年的鲁迅研究”为题笔谈，由头还得追溯到同辈学人2015年10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的首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二十余人的工作坊了无禁忌，紧张高效，午休都不许，只准思考、诘问，以至于姜异新发出“学术集中营”的感慨时，众人都连呼传神。会后不久，有机会请教傅书华先生，他也颇为赞许一干人等认真的劲头。兴之所至，率而相约：何妨以“2049年的鲁迅研究”为题，“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现在看来，我们分明低估了这题目的分量，一年来倡议者不免为笔谈稿件搔首延伫，倒不是担心良朋悠邈，而是着实体味到了，通往“2049年的鲁迅研究”，这次第，怎一个“兴”字了得？ 选择2049作为想象鲁迅研究未来形态的特定时间节点，自然有呼应“新中国”自1949年伊始的考虑。老实说，我希冀中的“2049”，色彩上是偏平和的暖色调的，和“1789”（法国大革命），“1917”（十月革命）之类的不同，也和“1911”（辛亥革命）不同，当然最不愿意的是和奥威尔笔下的“1984”之类的有太多牵连。“2049”，在我的臆想里，是希望和鲁迅《灯下漫笔》里提到的“第三样时代”相勾连的，这自然反映了自己的肤浅和一厢情愿，然而这的确是我愿意的。 如果说在对“2049”的想象中暴露的是自己的幼稚——其底色或许是柔弱与善良，那么得承认，在阅读乃至自诩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我则无可避免地走过了懵懂的单纯，也习得了一些所谓研究的经验。这里无意就鲁迅研究的诸多细节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就把自己对“2049”的想象当作是多年阅读鲁迅过程中的“绘事后素”吧。事实上近来愈发觉察，关于鲁迅，在常为人称道的深刻之上，他提出的“第三样时代”“理想的人性”之类的命题更具源发性的意义。 当然，鲁迅与中国思想文化资源的纠缠还是学人更谙熟的。深具反省精神的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自己的写作，因“看过许多旧书”，“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魂魄，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疑心这依然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摆动图形。在对现实权力世界剖析时，韩非的“法、术、势”，在沉入精神世界徜徉时，庄周的“逍遥”“齐物”，依然是最重要乃至规定性的思想资源。以古绳今，鲁迅以现代语汇所做的表述，诸如“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其真意恐怕依然是“这些古老的魂魄”导致的“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要紧的是需要辨析鲁迅的“峻急”和韩非的“峻急”有何异同，鲁迅的“随便”和庄周的“随便”何以区分。吊诡的是，越想凸显鲁迅的现代，就越会看到他身上深重的古意；而相反，刻意去张扬他的古风遗韵，又不得不肃然于他对传统的激烈抗拒和挣扎。他是一个旋涡，情思的内在振荡使得进入他精神世界的人常不免迷茫。我对能坦承这种迷茫的研究者常心怀敬意。竹内好写《鲁迅》一书时说他难以理解《故事新编》，我直觉这真诚里蕴含着很多可思考的问题，现在仍未有稳妥的解决。这和并非鲜见的颂圣心态的研究自是不同，更遑论那些等而下之的政治、学术投机一路的货色。不过，事实的真相倒是：即使到2049，鲁迅研究的生态怕是未必会有根本的改变。这或许会令人沮丧，但其实也事出有因，思想文化世界里的博弈应得到尊重，当下围绕着鲁迅的义理、考据、辞章里，自有源流的各色文化传统对鲁迅精神的借径、涂抹、改写、质疑等，更宜以平常心待之，“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的心态并不可取。鲁迅本身的生命体验也提醒我们，峻急的过客势必会迅速抵达至行走的边界，若没有坚韧、审慎的节制，以生命的“随便”、纵意恐怕也只能抵挡一阵，虚无主义的吞食终究会逼近、笼罩，以生命哲学的决绝不顾一切，让生与死在临界状态对撞、摩擦成别样的大欢喜。这是艺术的狂欢，同样何尝不是精神的绝望。将鲁迅笼而统之地打扮成“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之人加以膜拜固不可取，以艺术的名义沉浸、把玩其精神世界的临界状态，最好也能有些“察渊者不祥”的意识。 这其实涉及近来鲁迅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动向。略而言之，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的研究正在暗暗积聚能量。所谓以鲁迅为问题（媒介），是区别于以鲁迅本身为目的的研究。它更强调鲁迅之于中国的问题性，发掘他特有的情感、价值偏爱和思致折射的中国问题，而非将其定于一尊加以圣化，实则是把着眼点瞄准在“鲁迅与中国”的“与”上。王富仁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曾言及，鲁迅研究无非两个问题，“我们怎么看鲁迅”和“鲁迅怎么看我们”。我的理解，“我们怎么看鲁迅”的“我们”毕竟各色人等，其眼光、思维、偏爱各有根由；“看鲁迅”难免不走形，有人看到“硬骨头”“刀笔吏”，也有人看到“慈悲”、牺牲。“我们怎么看鲁迅”实则是以有一个统一甚至崇高的“鲁迅”为预设的，所以对这一终极鲁迅的争夺就成为“我们怎样看鲁迅”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围绕鲁迅的风波，势所必至。问题是，“我们”已经不仅仅有鲁迅这一个精神资源，“我们怎么看鲁迅”可以是更强调“我们”的主体性、多样性，也可以是更强调“鲁迅”的恒定性、内在规定性。可见，“我们怎么看鲁迅”其实是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的。对这一内在矛盾，王先生的落脚点是“鲁迅怎么看我们”，这其实是他前些年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变体。不难看出，他呵护的、愿意更多学人习得的是鲁迅那样的眼光。这恐怕也正是从事鲁迅研究的一代代学人首先要继承的，即鲁迅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正来自于鲁迅对我们巨大的压力，或者说我们需主动接受它的塑造、浸润。但“我们”毕竟不同于鲁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思想，更内在的是隐秘的生命体验。当“我们”不是从人生相似的情感体验与鲁迅相遇，而是仅仅从各类思想的命题、论断中揣摩、汲取他的智慧，难免不走样，难免失去了生命的体味甚至会现出做戏的虚伪。 加之，鲁迅的文章、思致每每有着内在的反讽性，各种具体的“文化偏至论”在字句、文脉、语境构成的场域中有其特定的意蕴，细思则每每有自我反讽的浓重意味。所谓反讽性，其实根子在于生命本身的辩证法——“自否定”是它的运动轨迹，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自我是它的精义。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的研究就是正视鲁迅的“反讽”性的结果。尼采曾以动物为喻说精神需要三变，先要成为承受重担的骆驼，再变为有力量说不的狮子，最后才能成为自由创造的婴孩。我们的鲁迅研究，若以“骆驼”、“狮子”、“婴孩”为分类的依据，恐怕还是貌似“骆驼”的居多吧。我说“貌似骆驼”，是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醒我们还存在着另外三种精神的变形——“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只要承认，即使到2049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三种精神的变形，在关于鲁迅的各种言语中一定仍会所在多有。那么，在寻找鲁迅研究的迁流时，就得思考：“骆驼”如何变成“狮子”乃至“婴孩”？ 柄谷行人在近著《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了他的“跨越性批判”的方法，“从康德入手阅读马克思，或者从马克思入手阅读康德，毋宁说是透过一前一后的两位思想家来阅读中间的黑格尔。就是说，这将意味着对黑格尔予以重新的批判”。在我看来，这种“跨越性批判”也并不神秘，就是以思想家为问题（媒介）的研究方法，努力以不同思想家的眼光去审视另外一位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思想的相互对比中互为映照、互相批判，寻找更高的综合、创造，这不恰恰符合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变”吗？ 现在，走过百年的鲁迅研究也亟需这种精神的三变。某种程度上，若不经过“精神的三变”，又如何能“回到鲁迅那里去”呢？甚至，真的“回到鲁迅那里去”，以鲁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并不能直接解决我们如何看世界的问题。相反，竹内好曾感慨过鲁迅作为“中国文学的影子”，只有破除才能新生。我们刻意模仿起鲁迅看待世界的方式，躲在鲁迅的身后，难免不现出“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我当然明白，鲁迅的眼光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本质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这对于认真的研究者而言，感慨之余，是否可继续思考，鲁迅的眼光，对权力世界的剖析，和中国的法家以权力的唯一视角峻急地分解世界的方式又有何异同？理解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资本可谓三个重要的维度，鲁迅痛苦地思索改造“国民性”问题，概而言之思索的重点可以说偏重在“民族”一维，他对“国家”“资本”的思索就显得不够深透，虽然真挚的或热爱或厌恶的情感自不待言。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现代中国的看法在极具穿透力的同时又有其盲点，这一结论看似冒犯，实则应是打破某种禁忌之后的常识。 我理想中的2049年的鲁迅研究，就是要努力走上“骆驼”“狮子”“婴孩”这样“精神的三变”，即在变动的中国当下，自我与鲁迅不断对话。这不是反身而诚即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是以鲁迅为问题（媒介），经由与鲁迅的对话、论争来思索中国的问题。《周易·系辞下》有言：“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中国的智慧和告诫，期待2049年的鲁迅研究，认真继承，更勉力超越、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