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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这是一个大地生辉、普天同庆的伟大年代。70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团结一致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0年来，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值得认真总结。这篇小文，试对70年来中国史学行程的总趋势讲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01、新中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前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以及他署名李守常撰写的《史学要论》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 第二，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坚定民族自信心、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成为20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正如1946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八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1页）所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 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新型报刊的评介，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等，人们如浴春风，感受到新思想带来的激动和力量。这里，我引用白寿彝先生1981年在《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所回忆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心境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他写道： 稍回想一下，这30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不要只看见“四人帮”时期的那种情景，还应该从解放初开始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不是这样根据历史情况来作判断，还可以理解得多一点啊？建国初期，我在学校里工作，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在解放后不久，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这还只是逗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真正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行。拿这个情况和今天相比，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进步了，大家可以研究。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也反映出了白寿彝先生本人的亲身经历，因为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推动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辩难，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些重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史学工作者在学习了唯物史观后，于潜移默化中逐渐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的一大进步。同时，在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意识到，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材料固然重要，但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显然是不够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重要的是，这些讨论、辩难所积累起来的成果，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我始终认为，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辩难，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中国史学界不应当忽略、更不应当否定这些讨论与辩难。 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一般说来，学术中的讨论、商榷、辩难，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是培养、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以关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讨论为例，当年的参与者漆侠、宁可、王思治、朱绍侯、胡如雷、林甘泉等，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诣，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发展，也走过一些弯路，即“左”的政治思潮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态度，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态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任何简单的做法都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左”的思潮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有关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如对马克思主义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对某一历史材料之作用与价值在认识上不同的解释等，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讨论各方的论点走向接近与共识，反而又容易产生新的歧见。这就给史学未来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而克服这些障碍，则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