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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史学反思 “十年动乱”史学成为重灾区，从整体上看，已无史学可言。“四人帮”鼓吹的“儒法斗争史”，不过是打着“史学”的旗号而推行其反动政治的手法罢了。可以说，中国史学前进的步伐停滞了十年之久，而极少数的史学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从事研究工作。 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获得新的解放，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不论是为了继续已有的研究，还是锐意开拓新的研究，中国史学界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以及炮制的“儒法斗争史”之类的骗局；二是清算“左”的思潮在史学领域造成的危害，以明确新的进取方向。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任务。 1986年，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史学上存在五次“反思”的观点，并被六七家报刊转载。此后，我就这一观点应邀请作了公开讲演。2015年，我在《史学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一文，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抄录如下：“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种观点和不同方法竞相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所谓“第五次反思”，是从史学史上作贯通古今的考察，即把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李大钊及其代表性著作，视为前四次“反思”，他们之间或有时代的不同，或有性质的差别。对于这次“反思”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可以以几位前辈史学家的论述为标志。首先，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问题。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9页）着重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的反革命伎俩，肆意践踏史学的尊严，造成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其次，关于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坚持、运用唯物史观问题。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再次，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侯外庐指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贡献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上面所举的这些论述，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反思的标志，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征：反思与进取。 经过深刻的反思，拨乱反正，中国史学更加明确了方向，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视野开阔了，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新问题、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最初十几年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成果出版最多的时期。尤其是21世纪初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计划的实施，对提升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出现了一股“史学危机”的思潮，但在史学发展的洪流中，这一思潮自然也就慢慢“退潮”了。这个时期，有大量的外国历史著作，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被引进国门，对活跃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史学怎样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怎样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显示出自身的话语权，这是需要史学工作者深长思之并作出回答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