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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议建立鼓浪屿公共租界 1900年8月24日，日军以寺庙着火为由派兵登陆厦门，在美、英各国的干涉下才被迫撤兵。(42)由于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声(A.Burlingame Johnson)自始至终在促使日本退兵的努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当地的中国官员对他很是感激，尤其是兴泉永道台延年与闽浙总督许应骙。外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清廷陷入混乱，厦门炮台驻军没有领到饷款，几乎哗变，日军登陆又引发各界的恐慌，“各官行店，纷纷将银电汇上海福州外洋各处”，道台一时无法筹措到足够的款项，十分着急。巴詹声得知此事后，设法凑了1万元赠给厦门驻兵发饷，并亲自规劝士兵继续维持当地治安，由此避免了一次兵变的发生。(43)因此为了感谢巴詹声，厦门事件解决后，闽浙总督许应骙主动向美国领事提出他将上奏朝廷将鼓浪屿变成“外国租界”(Foreign Settlement)。巴詹声则建议可以将这个租界置于所有列强的控制之下，因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将可以避免任何一个国家侵占厦门的土地，并保障当地的和平。许应骙对此表示同意。巴詹声就将此事报告给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然而由于信函在中途遗失，巴詹声只能在几个月之后重新发送报告，于1901年3月接到北京公使馆的通知，并且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在美国公使的要求下，巴詹声询问了各国驻厦门领事对公共租界的看法，获得了一致同意，接下来就剩下与中国官员的谈判了。(44) 将鼓浪屿变成外国租界，既可以阻止有野心的国家的侵略，还能够增进同友好国家的友谊，闽浙总督本意是要交给美国领事管理。为何巴詹声拒绝拥有一个美国的专属租界，而寻求一个公共租界？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与1899年初的一场租界纷争有关系。那时是日本首先提出要求在厦门划一块地作为专管租界，美国领事巴詹声知道后，马上提出抗议，而且联合英、德等国领事照会兴泉永道，坚持厦门鼓浪屿是各国通商口岸，不能有租界，甚至由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出面向总署谏阻，最终日本人的计划没能实现。(45)巴詹声本人正是这次阻止日本设立专管租界的领袖，因此他不可能在两年后就做出当年他所抗议的行为，而且若是真的得到一块专属美国的租界，必定会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甚至英、德、法、俄等国都不会同意。此外，限于美国在厦门没有足够的人员与财力去维护一块专管租界，巴詹声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设立“公共租界”。 在征得美国政府与各国领事的同意后，巴詹声随即在1901年3月底致函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商谈公共租界的程序。许应骙回复说，按照规定的程序，必须等待庆亲王的电报指示。(46)直到5月中旬，在巴詹声致电美国公使催促后，在北京正在商议和谈的中国全权代表才给闽浙总督发了电报指示。5月20日，闽浙总督许应骙邀请美国领事前往福州商谈厦门租界事宜。在美国政府的批准下，巴詹声于5月25日到达福州，当天下午会见了闽浙总督和洋务局官员。闽浙总督主要向他咨询关于一份由洋务局草拟的章程条款的意见。其中一个条款称鼓浪屿设立公共租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厦门重蹈庚子夏被日军侵略的覆辙，呼吁所有的“列强永远对抗这样的侵略行径”。美国领事认为这个条款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领事可能会认为这是有意冒犯，进而否决整个提案，其他国家也不会赞同。巴詹声试图说服许应骙说，事实上不需要这样的许诺，上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各国保护的。此外，巴詹声还建议加入一项条款，即中国政府同意让与在鼓浪屿征收的土地税，将其移交给租界当局以缓解市政开支。在获得同意后，巴詹声十分得意地说，这个条款对厦门领事团来说是个惊喜，将极大地简化他们的征税。最终，在美国领事完成对福州的访问的时候，总督命令兴泉永道台延年可以开始谈判，经过巴詹声建议修正后的条款被作为谈判的基础。(47) 厦门公共租界一事完全由美国领事巴詹声发起并全程组织，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斯奎尔(H.G.Squiers)原本希望巴氏能够在任满回国前完成谈判，但由于厦门本地的讨论仍须时日，后续工作只能交由他的继任者费思洛(John H.Fesler)继续完成。巴詹声在移交时很是自得地认为，由于他本人已完成了初步谈判，“现在看来谈判的成功是可以保证的”。(48)也确实如巴詹声所预测的，后续谈判仅修改了一些细枝末节处，最终于1902年1月10日由驻厦门的各国领事与闽浙总督的和谈代表兴泉永道延年、海防分府张文治、厘金委员郑熙、洋务委员杨荣忠在日本领事馆正式签署了公共租界的土地章程，包括《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与《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后附规例》两个文本。(49)清政府与各国政府也都批准了这个章程，(50)厦门鼓浪屿就此沦为公共租界。 鼓浪屿公共租界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本质上是为了阻止割占台湾后意图侵略厦门的日本，试图利用美、英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尤其表现出地方官员对美国十分友好与倚恃的态度。闽浙总督许应骙在商谈公共租界之初还曾希望能排除日本，在巴詹声的劝说后才勉强接受。在接到土地章程签约的消息后，1902年3月3日他上奏朝廷说：“自台湾外属之后，厦门地当要冲，民心极为浮动，镇抚维艰，税务商情，关系繁重，所议各款，虽领事办事之议无偏重，唯局董既可酌派华人，定章仍须彼此批准，揆以公地之议，大致尚属相符，且厦门均归一体保护，实于地方有裨益，亦不致失自主之权。”(51)可见在福建地方官员看来，开辟鼓浪屿公共租界，即使不是一项良策，也是在不失自主之权情况下有益地方的应急之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十分讽刺，巴詹声回国后，厦门地区的领袖领事变由日本领事担任，而这位日本领事恰是发动了日军登陆厦门事件的上野专一，设立厦门公共租界的目的本为防范日本，却不料公共租界土地章程的细节谈判最后基本上是由作为防范目标的日本领事所领导，在他的坚持下，章程最后删除了可能约束各国行为的“兼护厦门”等字样。就这样，中国仅在鼓浪屿保留了主权与有限的行政权，绝大部分的管辖权则归属外国在厦门的领事团。中国的牺牲也仅暂时性地、表面地保住了“地当要冲”的厦门，待到1938年厦门沦陷时，鼓浪屿公共租界在阻止日军侵略方面，并没有起到任何的实质作用，(52)这是后话。 对美国来说，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出现可谓一个“惊喜”，并非其意料所及，以致在接到北京公使馆的报告后，美国国务院没有办法表达意见，只能倾向于依靠巴詹声的判断与行动推进谈判，兼顾北京公使馆的建议。(53)美国领事巴詹声在这个事件中，从公共租界的提议、策划到实施，发挥了极强的主导性。从根本上说，美国虽然主动放弃了在厦门独占一块租界的特权，但却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尤其保障了美国最看重的商业与贸易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