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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走向世界、促进海内外地图学史研究交流互鉴，在云南大学近期举行的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地图与文化交流”“地图、历史与文化”“研究评述”“地图学史”等学术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探究地图学史新方向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成一农关注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书写的形成。在他看来，没有脱离时代的学术，历史书写受到时代的局限。随着时代的转变，社会对于历史书写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往欧洲中心观的书写方式日益受到挑战。随着史学观念的日益多样化，传统舆图研究的关注点从全国总图逐渐转向专题图，甚至走向地图图像的“背后”。因此，今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也必然是多样的。 美国南缅因州大学地图学史教授马修·埃德尼是《地图学史》工程的负责人。关于地图绘制过程研究的新方向，埃德尼表示，地图学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关联法，不仅将地图看成对世界的客观陈述，还将其视为文化资料和社会工具。不过，这一理念却忽视了地图学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束缚了地图学史的研究。因此，他提出，在地图学史研究中应建立新理念。一是重视制图方法的多样性，通过各种模式地图的分析比较，重新审视地图的制作、传播、使用，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与技术变革相互交织的过程；二是重视地图的开放性，承认地图绘制和表征的复杂性，对地图的解读应从其本身规范的交流网络，即地图的话语体系入手。 深化地图学史专题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孝聪将地图的绘制与文化联系起来，对地图上的长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最迟到宋代，长城已成为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的标志性符号。长城整合了中国的农耕与畜牧两大地域，这是其能够在中国古代地图上长期延续的原因。时至今日，长城已经成为了一种观念性的界线标志，甚至成为了中国乃至一些世界地图上必须标志的地理要素。 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保罗·哈维表示，无论在设计还是制作方式方面，中世纪的“地区地图”和“地方地图”都存在明显区别。一方面，地方地图完全是基于地图绘制者的知识而绘制形成的。要对其进行全面分析，需要对该地图所展现地方的详细历史有所了解，还要对该地图出现的背景以及中世纪地方地图的一般历史和发展进行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地区地图借鉴了不同领域的知识，基本上是从世界地图或波特兰航海图等更大范围的地图中截选出来的地图，但地图绘制者通常会在这些地图中添加更多信息。因此，原始地图可能只是为绘制者提供了一个框架。 推进《地图学史》翻译工作 会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项目组介绍了整个项目的翻译进展情况，与会专家学者对翻译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据悉，该项目于2014年立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主持，旨在进行《地图学史》丛书前三卷的翻译工作。《地图学史》丛书汇集了世界一流的地图学史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前三卷的翻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计划于2019年底结项，译著预计于2020年出版。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与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成立的“古地图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进一步加深。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 记者 曾江 通讯员 陈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