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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尤李 在明清时期，北京的西北郊有山有水，风光秀丽，峰峦起伏，列嶂拥翠，成为皇室、显贵构筑行宫苑囿的理想场所。人们习称的“三山五园”一般指位于清代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即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这几座清代皇家园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堪称中国园林艺术的杰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向来是国内外清史研究的重镇，近些年，关于清代宫廷史、皇家园林的研究日益受到该学术机构的重视。该所的何瑜教授带领着一批学生涉足此类研究，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而且，在新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三山五园”区域被划定为“西郊皇家园林保护区”，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被列入海淀区和北京市重点发展规划。在清代皇家园林研究愈益形成一股学术潮流，在北京市、海淀区强力推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的热潮中，学术界和政府迫切需要一部贴近时代，全面、综合、客观、权威、接地气的文史资料来推进学术研究、指导实践工作。何瑜教授主编的这套《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共538千字，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4年；嘉庆－宣统，共660千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可谓恰逢其时。此书正是何瑜教授和其研究团队共同编写的一部资料集，并由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资助出版。该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材料，还可以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提供丰富的信息，还可以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的确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实用工具书，主要表现在： 其一，此书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关于清代三山五园的文字记录，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搜讨十分不易。而《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大量爬梳了清代起居注、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内务府则例、方志和文集等，尤其注重档案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搜罗并整理出110余万字的相关资料，非常扎实。由于该书大量采自清代官方文献，因此其中所录多数是关于园林修建工程、清朝皇室的生活起居、清帝园居处理政事、清廷礼仪制度、皇室宗教信仰、族群关系、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能够根据该书提供的这些信息，深入探讨清代三山五园的山形水系，园林建筑，清朝皇室的日常生活，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礼仪制度与三山五园的地理、人文空间的关系，从政治人物的理政空间、住宅变迁来重新审视清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结合三山五园特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来追索清朝皇室成员的精神世界。同时，《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旨在启发和提示学者们不要就三山五园论三山五园，而应该将这些皇家园林放在清史和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正如何瑜教授所说：“三山五园是集中国古典园林之大成的万园之园，亦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何瑜《自序》，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五朝，圆明园皆可称为国家权力运作之中枢，是与“紫禁城互为表里的政治中心”（何瑜《浅谈清代圆明园的政治历史地位》，《圆明园》学刊第十三期，2012年，第11－12页）。这五位清帝也多在三山五园处理族群关系和外交关系，三山五园如何在其中扮演指挥部的角色？这无疑是研究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巩固和发展、清朝与世界的关系的绝佳视角。不仅如此，《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还能够为相关政府机构的规划和实践提供充足而丰厚的信息，有助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保护和建设。毋庸置疑，这部书具有学术和应用双重价值。 其二，该书对短缺资料补充较多。清代三山五园本系一个整体，然而，目前学界对各园的研究力度不平衡，有关圆明园的研究成果最多，几乎占据三山五园研究成果的一半左右，而清漪园、畅春园、静明园和静宜园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而且，现有论著很少对三山五园进行整体研究或比较研究（裴广强《清代三山五园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回顾》，《“全球视域下三山五园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10月，第848页）。我们相信《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的出版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该书不仅搜罗了数量可观的圆明园的材料，还搜集了大量的其他几座皇家园林的资料，这既为学界探究其他几座皇家园林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有利于学界对三山五园进行整体综合研究。 其三，书中资料内容广泛。清代的三山五园其实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建筑学和园林学等多个学科，《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所搜集的材料亦涵盖了众多学科，不仅包含物质文化层面，同时也囊括精神文化层面，充分体现出内容广泛的特点。这十分有利于学者们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从多维视角对清代皇家园林进行综合考察。此当是扩展三山五园研究空间、提升其研究水平的有效路径。 其四，这部书有利于长时段、跨朝代的皇家园林研究。《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不仅对研究清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辽金史亦颇具启发意义。古代北京地区的皇家园林实滥觞于辽金时代。契丹系游牧族群，因此辽朝的政治中心就在皇帝四时迁徙的行帐中。尽管契丹统治者立南京城（今北京）作为南京道地区的首府，但是其巡幸很少进南京城，而大部分时间皆驻扎于郊外，进行园居。出自渔猎族群的女真统治者建立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之后，也在都城附近大规模修建皇家苑囿和离宫别馆，以供避暑、娱乐和园居理政。如金中都的郊区建有太宁宫、长春宫、钓鱼台和万宁宫等。金章宗曾在金中都的西山修建了八大行宫，称为“西山八大水院”，包括圣水院、香水院、金水院、清水院、潭水院、泉水院、双水院和灵水院。然而，辽金两朝给我们留下的资料着实太少。金代皇家园林的材料尽管比辽朝丰富，可是与清代皇家园林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契丹、女真和满洲在经济生产、生活习俗和族群文化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正是由于清代皇家园林的材料极为充裕，《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又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编排，能够启发学者们将之与辽金皇家园林的材料互补、互证，有利于开展长时段、跨朝代的皇家园林学术研究。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学术上看，还是从实用价值上讲，《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皆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工具书。但是，这部书也存在一些尚需完善之处。 一是方便研究人员使用。如果该书所引用的史料详细注明出处，将会更方便研究人员查对。倘若书末附上一份征引书目，会显得更为完善。再者，如果《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能像现在出版的许多中文工具书、欧美或日本的学术著作那样配置一份索引，将会使使用者感到更加方便和满意。 二是补充域外文献记载。尽管《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搜罗的史料堪称丰富，但是该书没有非常系统地搜讨域外文献中有关清代三山五园的记载。如《燕行录》中留下不少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描述三山五园的文字，而且这套资料集已经影印出版（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近些年来，利用《燕行录》来研究明清史亦逐渐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潮流。但是，《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对这类材料搜讨不够。 三是增加形象材料。关于清代三山五园的图像和器物数量其实不少。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样式雷”图档、三山五园地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山五园地图和照片，这些材料能够反映三山五园的修建工程、造园艺术、陈设和装饰。大英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城堡、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不少流散至海外的圆明园文物。美国国家亚洲艺术馆藏有西方传教士、旅行者拍摄的清代皇家园林照片、彩色纪录片，收集的木雕、彩画等。通过这些形象资料，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三山五园的山形水系、建筑构造、陈设及装饰，还能够直观地观察和探究清代的礼仪制度、部分权力人物（如慈禧太后）的生活状况、清政府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景等。近些年，形象材料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将这些资料与文字结合，相互印证、补证，探讨其背后隐藏的文化结构、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重大的政治事件亦越来越成为趋势。因此，学界对清代三山五园的史事进行整理和编年，似乎不应当遗忘这类资料。倘若何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能将三山五园的形象材料编制成一份目录并出版，相信更能嘉惠学林，促使学界更全面地研究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助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 总之，《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不是昙花一现的应景文章，而是浓缩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文史资料。虽然该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方便研究人员使用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但是，何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能够广泛爬梳材料，编纂出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工具书实属不易，难能可贵，值得点赞。 团结报/2016年/6月/23日/第007版文化周刊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