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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祈子”观念、行为习惯和仪式制度在郑仙诞中的突显 在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信仰物质的东西胜于信仰精神的东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传统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劳动力的增殖(“添丁”)成为增加家庭财富的重要手段，进而形成“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重男轻女的生育观。郑仙诞民间信仰习俗内涵的增添，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如当地民众为“祈子”而前往致祭。这一习俗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之际，“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安期岩重修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 (安期岩)安期生仙人所托，殆不谬者。既还，遂为之记。 在明末清初王朝鼎革、社会动荡、兵乱杀戮，造成人口在短期内锐减、生产遭受空前破坏这一时代背景下，广州本地民人在安期岩向安期生神像作揖祈子，碰巧应验，于是建造起方便祭祀的屋室。对安期生的祭拜这一旧有民间信仰，由此一具有神异色彩的偶发事件，开始增添“祈子”的民间习俗内容。同为“岭南三大家”的梁佩兰(号药亭)、陈恭尹信服本地民人为“祈子”祭拜安期生的灵验，特别是经陈恭尹撰文加以记录传播(按:陈文特别强调“产男”)，为这一民间信仰在广府地方社会更加深入人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当时地方士人力量与民间信仰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 “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则有《自蒲涧至廉泉洞寻郑仙鹤舒台作》诗作涉及这一习俗内容:
从诗中可见蒲涧节(郑仙诞)已增加当地民众为“祈子”致祭、郑仙替代自远古以来的“高禖”神主掌生育之仪式活动内容，有将本地民众日常世界之基本需求融为一体的演变趋向。 对蒲涧节(郑仙诞)新增“祈子”内容，并为本土广大民众所信服接受，作为本土文化精英的“岭南三大家”在自觉不自觉中扮演了现代传播学中所说的“意见领袖”这一重要角色。现代传播学认为，“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较多地接触媒介，并将信息传播给社会中不活跃的部分，后者在“意见领袖”的影响或指导下获得信息。同时需注意的是，“意见领袖”的这种主导性作用是基于长久以来安期生在广州所具有的信众基础。 直至光绪初年，顺德廖荻庄《羊城竹枝词》(其一):“为拜仙祠礼郑翁，纷纷游女出城东”，香山张日昕《羊城竹枝词》(其二):“白云山下早秋天，逐队拈香礼郑仙。两鬓太松风太紧，乌丝细绾翠花钿”，番禺林象銮《羊城竹枝词》(其六):“蒲涧濂泉夕照边，白云山上锁秋烟。儿家别有心中事，不拜观音拜郑仙”等，可见当时广府女子因祈生子嗣而礼拜郑仙风气之盛，甚至超过在其他地区普遍流行的佛教观音菩萨信仰。广府民众按照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经验，对于不同的偶像崇拜都以“诚则灵———灵则诚”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标准加以接受或淘汰，“民众对神仙的本意不甚了解也不求深解。他们重视的是其神性，这种神性能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 及至民国时期30年代，如上述曹夷群的通讯报道亦述及广府女子因祈子而虔诚礼拜郑仙风气:
分析上述对“打地气”的细致描述，既可见当时广州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的一面，亦可见在当时一些社会民众精神深处，仍顽固残存着“野合”求子这种在两千年前上古人类中非常流行的带有原始宗教色彩之性行为观念，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新旧道德伦理观念的奇异杂糅及其行为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