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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边疆的近代“呈现”：一种独特性 尽管中国有着长期绵延不断的历史叙述，但中国边疆空间的形成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独特性。在帝制时代，中国边疆主要体现为王朝所羁縻的边地，边患时有，但不足以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的“呈现”，是在清朝进入由西方殖民帝国力量所形塑的民族国家语境而形成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近代生成的。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对外域诸国如土耳其、波兰等认知的深入，国内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本国正在同样经历一个千古未有的“丧权辱国”阶段，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割地”“失地”之痛，这种痛苦不仅在于其勾起了关于过往诸如“燕云十六州”、岳飞北伐功败垂成的王朝史记忆，而且还直接指向当时的场景甚至未来的走向。正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在同时认识外部世界和内部状况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意识到外部世界与中国本身在重大事件上存在的某种同步性，并以此来理解与认知作为中国与世界相连接区域在这种同步性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中国的边疆也就逐步在近代史的进程中“呈现”出来。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以边疆危机及其应对为问题核心的中国边疆研究，实际上是在传统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边疆才真正具有了特定的含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弥散无边的羁縻区域，而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geo-body)的一部分，或者说，其所体现的空间意识就是“边疆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相应地，中国边疆研究的几次高潮，基本上都出现在近代或者说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段内，而清代之前的各朝边疆研究，尤其是关于各朝边疆地区的叙述，往往都是后出框架的前推，都无法被归入相应的边疆研究历次高潮范围内，甚至都算不上具有学术自觉性的边疆研究。可以这么认为，在近代的语境下，中国的边疆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联系到中国历史叙述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相应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边地版本，或者说是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近代的“边政学”则更多地凸显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时局与内政治理的特定需求，更多地具有时代性特征，所展现的则是将边疆视为与“内政”相对应的政治治理空间(边政)，并随着抗战结束、外部侵略危机的终结，民国政治背景下的“内政”“边政”空间分野被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话语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边疆研究以及“边政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也都对应着各自的“空间意识”。 三、文化空间意识：边疆区域分类与拉铁摩尔的学术实践 包括边疆史在内的历史，离不开文化的语境与认知。钱穆先生曾提醒我们：“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寻找特定时代的文化空间及其内部逻辑，将为我们理解历史及其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外部基础，对边疆议题的思考也概莫能外。 在“空间意识”的框架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类民族国家都将面临内部区域分类的问题，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分类叙述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在以“人群”治理为旨归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空间的认知附着在对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族群的认知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边疆自然是随着相应人群群体的变化而流动，无法进行完全固定化的区分。即便到了清朝，疆域范围大致底定，在理藩院的治理范围(“疆理”)部分，则分为内蒙古部落(卷963)、外蒙古喀尔喀部(卷964、965)、青海蒙古部落、西套额鲁特部落、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伊犁四路各部落、科布多所属各部落、察哈尔各部落、黑龙江将军所属各部落、塔尔巴哈台所属各部落、唐努乌梁海部落、游牧喇嘛部落、回部、西藏(卷966)。在这种叙述框架下，虽然在各卷已经隐约出现了“蒙古”“回部”和“西藏”的区域分类，但这一分类仍然建立在对“属民部落”的分类管理基础之上，对于具体的区域空间并未有明晰的认知与分类。在民国肇建之后编成的《清史稿》中，地理志中对于边疆区域有如下的论述：“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籓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籓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婚)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这一叙述则将边疆区域放到清朝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中加以叙述，但同样没有从整体上将边疆区域以空间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而是以文化区域多样性来体现边疆的空间特质。这种清朝统一语境下的独特性，对于我们认知当时和之后的中国边疆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作为一个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且毕生都在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首次从空间与社会生态角度，对中国边疆区域进行了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四区块类型化划分。他在文中写道：“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这种划分在后续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尽管不可否认其存在不足之处，但至今仍旧是研究中国的著作中主流和基本的陆疆分类模式，其知识分类的影响延续至今。 拉铁摩尔的这一划分，当然不是神来之笔，而是建基于他对当时历史与地缘情境的深刻洞察。他指出，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南海、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岸及北冰洋之间存在着世界最大的一片陆地，但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程却并不一致。只有到了20世纪，新的可能性才得以呈现。而自近代以来，中国或其他国家之间不再因为海洋的阻隔而彼此孤立，在这种情形之下，“新兴势力对旧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她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在他的那个时代，历史的展开方式与过去的数百年已经大相径庭。传统中国语境下来自北部的蛮族压力，如今已经转变为来自各方面的殖民帝国压力，传统的长城边疆如今失却了其政治军事层面的重要性，却在生态和生产方式层面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然，在这过程中，拉铁摩尔本人也经历了观念上的重要提升，他在结合对中国地缘格局的思考后，强调具体田野实践的重要性。他本人曾经“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游和学习”，而“他在中国的居住、调查和短期旅行，使他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情风貌，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同时由于他亲身接触现实，使他能通过某些群体的日常活动去理解历史”。其中，对语言的学习是很重要的环节。在他看来，这是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的重要工具，他后来回忆道：自己首先学中国文字，虽然学会了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地阅读，因此有些读的内容，很多都不能完全理解。后来进一步觉得，要了解中国北方内陆地区的风土人情，还有必要学习蒙古文，在他看来，要理解蒙古人的观点，就有必要掌握蒙古语。能够跟普通民众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交往，同那些不那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不讲汉语的人交谈。这种基于对中国边疆内部各区域社会文化独特性的认知，使拉铁摩尔在分析边疆问题时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本，而在同时也开始重视当代边疆社会意识与认同的深层影响。在这之后，当中国学者于20世纪40年代介绍拉铁摩尔的作品时，也认为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文初版名为《中国的边疆》)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种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这一本书以中国的四大边疆地区——东北的森林、内外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沃洲、西藏的高原——为研究对象，随时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作比较研究，并且特别注重中国的汉族文化及边疆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相互影响，十足表现‘边疆观’的风尚……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边疆史，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当时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边疆，赖氏(即拉铁摩——笔者注)也强调‘边疆社会’的重要———这是‘边疆观’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由于两种不相等文化的接触和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二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做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这些评论和判断，较为明显地指出了拉铁摩尔与秉持传统“入寇”“征伐”观的中国学者以及对中国内部逻辑不甚了了的外国学者的不同之处，即独特的边疆分析结构与整体视野。 从功能上来说，这种边疆分析结构作为一种类似于韦伯“理想类型”式的分类框架，具体的操作中较为有效地将中国内部中原核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内部关系转变为可供分析的多对关系(如中原-蒙古关系、中原-满洲关系、中原-西域关系、中原-藏地关系等),从而既适应经历近代国体转型的中国内部对各边疆区域有侧重性的政治与文化表述,同时也成功地使这种边疆类型学融入当时既有的学术范式(蒙古学、藏学、突厥学以及满-通古斯研究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学科间的“协调”。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在民族国家基本结构下,更好地思考和认知国家空间与相关学科框架之间形成的新的结构性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