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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分类与国族叙述：难点与问题 如何实现国族与疆域的合一性叙述,始终是近代各个大国力图达致的目标,为此,有很多相伴的理论应运而生,如法国的“自然边疆论”栙、英国的“科学边疆论”栚等,都力图形成各自关于边疆的叙述话语,并与帝国的整体论述相契合。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疆域版图本身无法实现全然的断裂,而清朝政治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满-蒙贵族阶层则在民国肇建后失却其崇高地位,其政治话语被“五族共和”的新表述所取代,因此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如何在新的族群政治框架下继续有效维系既有疆域版图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使国族与疆域彼此契合,两者之间的契合需要怎样的逻辑。 在这种语境下,传统对于历代王朝边疆区域的宗藩式表述,在清朝曾经的满-蒙联合统治结构被替代的情况下,就变得有些无以为继,但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在习惯并认可了清末受内外压力而形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之后,必须以新的边疆分类表述来替代原有的宗藩结构,并在同时维系对这些边疆地域的合法性叙述。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对清中期最终奠定的宗藩结构加以改造,保留其指涉地域的部分,而抽离其指涉族类和政治结构的部分,从而将之转变成以区域指涉为主的边疆结构。由于受到清末民初的汉民族主义影响,宗藩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负面遗产对待,不受学界和思想界欢迎,但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思想界发现,当时的时局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宗藩结构之外打造一个全新的对庞大疆域版图的解释模式,因此就必须对宗藩结构加以再利用,以五族共和作为中国当时族际整合的基本话语,并力图以此涵摄之前宗藩结构下的族类人口,但这样的一种期许,依然面临一种如何协调“空间”与“人群”的问题。我们发现,固定化的边疆(空间),在表象意义上可以更好地通过地图化的方式加以凸显,进而形成关于中国的地缘机体(geo-body),但是,在近代,民族分类却始终无法加以确定与固定化,进而就无法通过地图编码的方式加以明确地表征,因此就使得中国的内部族类机体(ethno-body)不很清晰,因此在族类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的对应关系,故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五族共和话语缺乏对原先藩部所属区域的强化与认同。因此,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确立在整体国家认同范围内的边疆类型化结构就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拉铁摩尔的边疆分类框架,实际上正是这种话语期待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性的实践,当然,这种实践也是可以讨论和质疑的。 五、以边疆论国家：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 古代中国强调德化,对于国家的认知也更多地与道统相联系。随着近代世界秩序的大变动,长期以来作为道德空间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在外力压迫下确定了边界但依然拥有“天下想象”的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被列强所冲破的亚洲世界,逐步承认自身处于一个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承认世界各国共存,则必须放弃自身的崇高性,并将自己之前较为模糊的“德化”边疆明晰化,从而形成“国内”与“邻国”的明确认知。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顿挫,并在历次战争失败或不平等条约签订前后变得更为曲折,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随着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日渐失衡和国内知识界的反思日益深入,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出现,自然离不开对于域外国家与地区的认知图景的确立,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图景的共时性认知的基础上。这与近代之前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滞后性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语境下,如何理解和认知这些外部和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内部进程的一种重要折射,而与外部邻国相接的中国内部宗藩地区的重新认知和分类,在认知层面就相应地成为连接中原核心地区认知和周边邻国认知的一个桥梁。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边疆在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以及“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中所呈现的不同角色定位,也就成为不同时期边疆话语构筑的语境与主题。 很明显,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受域外强权的压迫,以边疆结构为分类基础来重塑中国核心区域之外的版图基础,成为近代中国边疆话语构筑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下的定位,因为当时的诸多边疆地区正处在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当中。而在抗战的过程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部压迫,伴随着中国学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也相应地推进着学人在中国边疆地域认知方面的深化,拉铁摩尔一书中的边疆分类框架,正如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一样,恰恰正是这一历史时局及其思想史进程的鲜明反映,因此也随着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推进,在当时的语境下形成了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拉铁摩尔逻辑”。 六、当代治理下的边疆路径：超越“拉铁摩尔逻辑”的新可能 当代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模样,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与国家间关系已经彻底重塑了当下的民族国家结构,在经历了19和20世纪的帝国结构大崩解和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确立起整体性的基本结构,与之相应地,国家叙述在客观上成为超越民族叙述与区域叙述的主导性话语,并一直延续至今;而随着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终结,曾经一度被意识形态竞争所遮蔽的区域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开始重新浮现,对世界各国构成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中国本身,同样经历着内外环境的变迁,并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变迁对于理念与实践的巨大冲击。因此,如何理解外部世界的变迁逻辑及其中国在新世界场景下的新意义,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边疆这一“属地”特征认知对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内外部结构关系的新构型提供了更具一般性和贯通性的解释可能,而这也成为“拉铁摩尔逻辑”贯穿近现代中国边疆认知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之前的革命话语逐步淡去,面对各种挑战,当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性话语,来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整体性与统一性进行有效与贯通的阐释。可以说,近几年关于何谓“中国”的讨论本身就是这种阐释焦虑与需求的外在体现,但是,这种讨论大多着重于对于整体性结构的分析与阐释,对于边疆区域如何成为中国组成部分的动力学机制的思考尚显不足,只有在当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历史与空间是什么的前提下,只有在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边疆区域在内的中国的整体性生成与发展的思想史源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兼具过去经验与未来路径的意义。当然,在这种讨论中,诸多的理念试图提供可能的操作性方案,例如,儒家秩序或者说“国学”的复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尝试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儒家对于天下的认知主要是基于道德普遍性的,对于当今现实的国家地缘现实往往并不在意,因此,当面对一个疆域明确,同时又需要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合叙述的民族国家结构时,建基于中原实践经验的儒家既有的一整套话语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需要其他部分加以理论增补或者调适。 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当代的国家治理,在既有的民族区域治理框架下,随着边疆架构的生成,新的边疆治理框架也在逐渐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具有并行性的框架。与民族区域治理结构中所强调的民族关系路径不同,边疆治理结构中更强调的是中央与边疆区域之间稳定的结构性关系。此外,由于中国本身从近代到当代这一进程中对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的加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周边与域外国家国际关系格局的确立,边疆区域本身不仅依然是中国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中-外结构关系中扮演新的角色,如何在认知这种结构性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在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在边疆区域的生成与发展的同时,兼顾各边疆区域的“对内地”与“对外域”关系特征,并进而认知和面对在当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移动”与“跨界”现象,就成为我们在当代超越既有的“拉铁摩尔逻辑”,进而构筑新的边疆认知框架和思想史叙事的前提与基础。在对于中国本身的整体思想史思考之外,如何构筑关于中国边疆的思想史进路,寻找一种基于人文-地理关系的“边疆思想史”的解释可能,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在为这种新框架与新叙事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栙 毕竟,我们只有在理解了边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说是真正理解了整个中国。我们也相信,身处中国大地、怀抱“家国情怀”的中国学者与学界,将会在这个基础上,作出具有超越性的认知与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