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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40位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理论探索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完善中国社会文化史本土理论，成为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主持的第一单元主题发言环节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详细回顾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强调要将本土文化与西方学术话语相融合，努力构建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知识、学术与话语体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从学术活动、研究成果、理论探索三方面，分析和总结了2015—2018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状况。他认为，对本土社会文化史缺乏学理总结、在既有理论框架内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不够凸显、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内容需要新突破，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短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晓明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文化世家”，可作为推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合适选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提出，要以全球史视野重写中国文化史、接续传统、根植生活实践讲述普通人故事，从这三个方面拓展“文化史学”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领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辑，呼吁青年学者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努力在社会文化史理论建构上取得突破。 社会文化史的政治与革命维度受到密切关注。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主持的第二单元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唐仕春利用俄文资料考察了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的访苏经历，并借《东北日报》等资料探讨了他们回国后移植苏联建设经验的举措。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卫民以沈雁冰在上海的出版实践为例，阐释了“五四”时期知识界对现代性和革命性的双重探索。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潘大礼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拉壮丁”为中心，论述了社会舆论对“拉壮丁”的直观认识、恶果呈现及强烈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毅围绕20世纪30年代左翼记者的新闻职业化理想，强调其在推动新闻职业化、提高群体特质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葛静波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的形成过程，凝聚了时人对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等认识的变化。 从社会思想角度讨论社会文化史的热度不减。在何晓明主持的第三单元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梳理了全面抗战以前十年间社会学界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做全国人口调查的诸多批评意见，分析了社会学者基于现代人口调查原理和小范围调查所积累的经验而提出的举办全国人口调查的方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常利兵提出，要以技术、卫生、教育为讨论对象，将其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相关联，构建出更加贴近“政治与日常”的本土化叙事架构和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康追溯了1959年上海音乐学院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历程，梳理了其诞生经过和创作背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涛从理论背景、内容特色、历史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教材，认为该教材改变了以往“以史为主”的宣传方式，建立了“以论带史”的新形式。 对社会文化史中女性、教育与儿童主题的讨论依旧热烈。在梁景和主持的第四单元讨论中，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倩认为，需要从社会阶层、区域分布、职业分工等视角，对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重点施教对象展开社会史分析，用以挖掘“失学成人”的社会属性。国家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孙颖提出，1912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驱逐校长吴鼎昌的举动与同时期的女子参政、反缠足运动，共同构成早期中国女权运动景象。中山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彭敏哲通过对“自梳”“女学”“武女”三种女性形象的视觉文本分析，指出了画报对于女性形象的他者建构与日常叙事的重要影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张瑜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变化为线索，从儿童视角探讨了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以及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该研究中心博士王洋从宗教史、地域史、社会史视角出发，以山西省芮城县纯阳万寿宫为中心，再现了元代中后期山西全真教的发展与社会变革图景。 此次会议各篇论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信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长远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丰硕成绩。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