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前，日本当局对清国内部军事、政治及民情等状况之调查，亦有相当客观之评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国大陆，从事谍报侦查。
一、 《策案》认为清国陆军有名无实，不堪一战 《策案》开篇即谓：所谓“我乃东洋小国，财源不富，……宜敦厚信义、避免干戈”之类的见解很荒谬，现今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希望当局能够“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对清国)加以攻击。” 对清廷的陆军实力，《策案》如此评估：“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十万人。蒙古兵大约十万人。勇兵大约三十万人。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 其中，防勇、练军四十万人，战斗力较强，但“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非但无益，徒生烦杂;“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谋”;何况，“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至于余下的七十七万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其薪饷本极有限，且“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已到了“不从事贱业，则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养活，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虽然中法战争后，鉴于地方勇兵坐大，而八旗衰败已久，清廷为维护其满人统治，曾命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但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其实力“又有几分退步”。 二、对海军的评估是：虽有进步，但仍属虚势眩惑 对清廷的海军实力，《策案》评估称：近年虽有进步，且时常“唤起世人瞩目”，但“就其真正实力而论”，不过“虚势眩惑”。理由是：“清国海军数十只军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军舰之威力，与本邦军舰威力相比，虽然北洋之五只军舰与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南洋之四只军舰与我比睿、海门、天城、盘程四舰相同”，但“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故仰赖洋人甚多，且“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 对清廷的整体军事实力，《策案》的总结是：“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换言之，清廷之军事，在硬件(布设铁路)与软件(义务兵役)两个层面，皆尚未能实现近代化。 三、该策案时隔七年之后，对清廷仍然适用，尤使人喟叹 《策案》同样还注意到：这种“未近代化”的弊病，遍布清廷的方方面面。如其财政：“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圆有余。……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政困难可想而知。” 当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国家必备的立国精神。《策案》称：“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忠君”一节，乃是日人“天皇”体制下的自诩之辞，与近代化并无关系，小川又次对此也明白：“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爱国精神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亦可以奋然于此”，可惜的是，“今日清国之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不知爱国为何物”。 上述评估，是基于相当细致的调查。《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练军的具体兵力数据表，总计得出431400人之总数，清廷当日也未必有这样精确的数据。日军发动甲午战争前诸多调查报告与建策方案中，较突出的一份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