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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河南史前围垣城址为数较多, 筑城技术多样。在墙基处理方式上, 以基槽式为主, 平地起建式次之;在城墙主体的建筑方式上, 以版筑为主, 夯筑次之, 堆筑最少。与其他文化区相较,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术先进, 可称为史前筑城技术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亚模式”, 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 在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后世城市建设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术;建筑考古 基金: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生业经济研究” (项目号:17RWZD07) 的资助 引 言 城市考古作为聚落考古的重要组成, 伴随中国考古学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7年底, 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城址已逾百座。中原地区作为史前几大文化区的重要组成, 也有为数不少的城址被揭露出来。就今河南省域来看, 史前城址在仰韶时代已现端倪, 龙山时代先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揭开了今河南地区早期城市化的序幕。筑城技术作为史前时期重要的科技, 对城址这样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义的筑城技术包括城市的选址、规划、布局、规模、形制、城墙建造技术等一系列建筑程序中的文化因素[1], 而狭义的筑城技术则专指城垣及其附属设施的建筑技术[2], 本文取其狭义概念用之。广义的史前包括殷商文化以前的漫长时期, 狭义的史前则指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时期, 本文亦取其狭义概念。就学界以往的研究来看, 有学人提及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筑城技术[3], 亦有学人在对中原先秦城市防御体系的研究中涉及了城建技术[4], 但既有研究或为时过早、未将新近考古发现涵盖其中, 或非专题研究、未展开探讨。有鉴于斯, 对河南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重新审视尤有必要。笔者不揣冒昧, 拟就此问题管陈几点拙见, 不当之处, 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河南史前城址的发现 经由考古发现的河南史前有垣城址共计14处, 其中仰韶时代2处, 龙山时代12处。这14处城址分属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下王岗类型, 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 (一) 仰韶时代 1. 郑州西山。城址位于郑州西郊古荥镇孙庄村西, 北靠西山, 南临枯河。城垣平面近圆形, 现存面积约1.9万平方米, 含城墙、壕沟则达3.45万平方米。城墙外有城壕, 城壕外有外围壕沟。城墙宽5~6米, 系版筑而成, 北、西城墙上各有一座城门, 北城门外有一道东西向护门墙, 长约7米, 宽约1.5米, 夯筑坚固, 城址年代约为距今5300~4800年[5]。有学者认为该城与黄帝之都“有熊”相关[6]。 2. 龙山岗。城址位于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城墙底部宽14~31米, 系夯筑而成, 由内、外护坡和城墙主体3部分组成。城墙上窄下宽, 夯筑坚实, 质地紧密。城墙外有壕沟, 走向与城墙一致。发掘者根据遗址周边的地势、地貌认为该城城垣、壕沟的修建系防御外敌的需要[7]。 (二) 龙山时代 1. 温县徐堡。城址位于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 北临沁河。城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东、西、南三面城垣残长分别约200米、360米、500米, 北墙被沁河冲毁, 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西城墙宽约8~10米, 南城墙局部宽约14.4米, 墙体系夯筑而成, 夯窝明显, 圆形圜底, 直径约3~4厘米。东、西城墙中部各有一宽约10米的缺口, 疑为城门所在。城址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晚期[8]。有学者认为该城为禹在覃怀治理洪水时的重要城邑[9]。 2. 博爱西金城。城址位于博爱县金城乡西金城村, 北倚太行山脉并傍勒马河, 西南濒临运粮河。城垣平面近圆角长方形, 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分别长约440米、520米、400米、560米, 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 含城墙达30.8万平方米。城墙系堆筑而成, 东墙宽约10米, 北墙与西墙宽约25米, 南墙宽度介于二者之间。城外有城壕。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期前后, 于龙山晚期废弃[10]。 3. 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岗地上, 周边有山地, 东靠五渡河, 南临颍河。大城城垣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复原长约600米, 南北复原宽约580米, 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以保存较好的北墙为例, 墙体系修整不平地面后平地起建, 夯筑而成, 夯层厚约8~20厘米不等, 夯层间隔以细沙, 夯窝清晰, 直径约5~7厘米。城西、北墙外有城壕, 东、南墙外则以自然河沟作城壕。北壕长约620米, 西壕残长逾130米, 宽约10米, 残深约1~2米[11]。东、西小城皆近方形, 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 位于大城的东北部。两座小城皆有基槽, 夯筑而成, 从夯窝形状看, 夯具应为河卵石。东城为五渡河冲毁[12]。城址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晚期, 小城早于大城。有学者认为小城为“禹都阳城”[13], 另有学者认为小城为“鲧作城”, 大城为阳城[14]。 4. 新密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 周围有双洎河等河流。大城城垣平面近方形, 面积约70万平方米, 城外有城壕, 含城壕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小城位于大城中部, 仅存西、北、东三面壕沟, 不见城墙, 面积约6万平方米。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偏晚阶段, 主要使用于新砦期, 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15]。有学者认为该城址即夏启之都[16]。 5. 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乡古城寨村河畔台地上, 西临溱水, 东、南有无名河。城垣平面呈长方形, 面积达17万平方米, 北、东、南三面城墙保存完好, 西墙被溱水冲毁。以保存最好的东墙为例, 地下基础长353米, 宽85.4~102米;地上墙体长345米, 底宽36~40米, 高13.8~15米。发现有南、北两处城门, 城墙系版筑而成, 城外有护城河, 城内有高规格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址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晚期[17]。有学者认为该城与黄帝古都轩辕丘[18]、祝融之墟[19]或大隗氏有关[20]。 6. 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高皇乡蒲城店村北。龙山城垣平面呈长方形, 西墙残长124米, 南墙长约246米, 城内面积约2.46万平方米, 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城壕宽约23.4米, 深约4.3米。城的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21]。 7. 郾城郝家台。城址位于漯河市郾城区石槽赵村东北台地上。城垣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长约222米, 东西宽约148米, 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城垣保存不好, 残存有夯土墙体, 并发现了基槽。城垣外有城壕。城址始建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早期[22]。 8. 淮阳平粮台。城址位于淮阳县东南大朱庄西南高地上。城垣平面呈正方形, 边长约185米, 城内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墙系夯筑而成, 底部宽13米以上, 顶部残宽8~16米。发现南、北两座城门, 南门处有土坯垒砌的门卫房, 路面下有陶制排水管道。城外有宽深护城河。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 到龙山文化晚期废弃[23]。有学者认为该城系太昊之墟[24]。 9. 濮阳戚城。城址位于濮阳市区南部。城垣平面呈圆角方形, 东西长约420米, 南北宽约400米, 含城墙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约23.65米, 顶部宽约13.2米, 残高约4.8米, 墙体分主墙体、多次修补墙体两部分, 采用了方块版筑、夯筑、堆筑等方法。夯窝明显, 圆形圜底, 似为单棍夯。墙外有城壕, 南城墙上缺口或为城门[25]。 1 0. 濮阳高城。城址位于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城垣平面待考, 北墙长约2600米, 东墙北段长约250米, 西墙北段长约150米。城垣墙体底部宽22~26米, 高约7米, 夯筑而成[26]。有学者认为该城为帝丘[27]。 1 1. 安阳后岗。城址位于安阳市洹水南岸高岗上。1934年发掘时在遗址外围发现有长逾70米、宽约2~4米的夯土城墙。城修建和使用于该遗址中晚期, 年代距今约4500~4100年[28]。 1 2. 辉县孟庄。城址位于辉县市孟庄镇东侧岗地, 有龙山、二里头、殷墟时期的三座城。其中龙山城垣平面近长方形, 面积达16万平方米。城墙内外各有一条壕沟, 城外为宽约20米的护城河, 内为6~8米宽的壕沟。城墙系版筑而成, 发现有夹板留下的木板灰痕及向生土下挖的固定木板的基槽。东墙上有城门。有学者认为该城与共工氏有关[29]。 除了以上得到学界认可的围垣城外, 另有部分环壕聚落亦被视作城邑的类型[30], 我们虽不否认其作为城的可能[31], 但与围垣城相较, 这些环壕聚落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有别, 在区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可能存异, 由于没有城垣等设施, 它们不是本文讨论的主体。饶是如此, 它们作为聚落群中政治实体的可能性尚不能遽然排除, 囿于篇幅, 我们将其简列于此。它们是:裴李岗时代的新郑唐户[32], 仰韶时代前期的灵宝西坡[33]、陕县庙底沟[34]、陕县三里桥[35]、新安荒坡[36]、新郑古城村[37]、濮阳西水坡[38]等6处, 仰韶时代后期的宜阳苏羊[39]、孟津妯娌[40]、洛阳古湛城[37]、巩义双槐树[41]、荥阳青台[42]、荥阳汪沟[43]、郑州大河村[44]、郑州建业一号城邦小区[45]、郑州尚岗杨[46]、淅川沟湾[47]、镇平冢洼[48]等11处, 龙山时代前期的孟津妯娌[40]、郑州大河村[44]2处, 龙山时代后期的巩义稍柴[42]、郑州大河村[44]、禹州瓦店[49]、舞钢大杜庄[50]、方城平高台[51]、信阳孙寨[52]等6处。  图一 墙基处理方式分布柱状图  图二 主墙体营建技术分布柱状图 二、河南史前城址的筑城技术 就城垣自身而言, 建筑技术可以分为对墙基的处理方式、对墙体的营建方式两个方面。就城垣的附属设施而言, 由于河南史前城址的城门、马面、瓮城等发现少或暂无明确迹象, 本文所指主要为壕沟的掘造方式。壕沟与城墙, 作为史前聚落的两大防御工程[53], 是史前城防体系的重要构成[54]。 (一) 墙基墙基的处理方式, 除了建筑城垣之前平整土地这种基本程序外, 主要表现在基槽的有无。河南史前围垣城址中, 除证据不明的龙山岗、西金城、徐堡、后岗外, 余者可分为平地起建式和基槽式两种类型。前者有平粮台、蒲城店、高城、戚城等4处, 后者则包括西山、王城岗、新砦、古城寨、郝家台、孟庄等6处。两相比较, 基槽式墙基比重高 (图一) 。 (二) 主墙体史前城址在营建时往往多种技术并用, 以淮阳平粮台为例, 即存在堆筑、夯筑、版筑三种技术。为便于审视不同城址的城墙建筑技术, 我们以相关城址所使用的最高技术 (版筑高于夯筑, 夯筑高于堆筑) 为统计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就现有发现看, 河南史前城址使用堆筑技术的有西金城1处, 使用夯筑技术的有龙山岗、徐堡、新砦、蒲城店、高城、后岗等6处, 使用版筑技术的有西山、王城岗、古城寨、郝家台、平粮台、戚城、孟庄等7处 (图二) 。与其他地区相较[55,56,57,58], 河南史前城址不仅版筑、夯筑比例高, 而且夯窝较为明显, 多数呈圆形圜底状。同一城墙上夯窝大小、深浅大致相同, 可能反映了夯具的标准化趋势。以古城寨为例, 墙基底部使用石质夯具, 地面部分、墙体部分则使用圆形圜底的木质夯具, 夯窝成组分布, 可能为集束夯[17]。 (三) 护坡已有发现表明, 河南史前城址多数存在护坡这一设施。以仰韶时代的龙山岗东北部城墙为例, 墙体剖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 中部为城墙主体, 内外两侧有护坡。内护坡有11层, 外护坡也有8层, 外护坡最外3层可能是使用过程中对城墙的修补孑遗[59]。又如龙山时代的徐堡城址, 主墙体内外两侧皆有护坡, 护坡有多层, 每层护坡的厚度都在30~35厘米左右, 较主墙体的夯层厚。护坡的存在可以加固城墙, 延长城的使用寿命。 (四) 壕沟壕沟包括围垣城址外的壕沟和环壕聚落的壕沟两个部分。近年来, 学界不乏对史前壕沟分类、功能等的探讨[60,61,62,63]。事实上, 壕沟作为史前聚落尤其是城聚落外围重要的城防体系构成, 其建筑技术对于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就现有考古发现来看, 无论是围垣城的壕沟, 还是环壕聚落的壕沟, 皆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形态。剖面大体呈倒梯形, 惟开口宽度、沟底宽度、壕沟深度存异。如围垣城中的濮阳戚城, 北壕沟紧贴城墙外侧, 东、南、西壕沟分别距城墙约20米, 南、北壕沟宽约25~30米, 东、西壕沟宽约33~35米, 北、东、南壕沟深约3~7.5米, 西壕沟可能更深[25]。环壕聚落可以禹州瓦店为例:其西壕沟残长210米, 复原长400米, 壕沟宽30米, 残深2.4米;南壕沟残长960米, 复原长1000米, 剖面为大口, 斜弧壁, 近平底;壕沟口宽24~27米, 底宽16~18米, 残深2~3米[49]。壕沟的存在, 既可以疏通河流, 供给城内用水, 又可起到排水甚至防洪的作用, 还在聚落外围形成了一道防线, 延长了外敌的攻击距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军事防御的功效。 过去有学者曾根据筑城方法的不同将史前城址分为“中原模式”“南方模式”“北方模式”三大类型, 其中“中原模式”的城址包括中原、海岱两大文化区[64]。就筑城技术的视角来看, 基槽、夯筑—版筑、夯具标准化等较高的技术手段, 可称为“中原模式”下的“河洛亚模式”, 较“海岱亚模式”更为进步 (见笔者《河洛与海岱民族史前城建技术的比较观察》, 2017年“唐嘉弘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1.筑城技术与河南史前城址的数量、形态与规模筑城技术对城的数量、形态与规模有着重要影响。首先, 筑城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城邑营建和大规模筑城运动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 随着筑城技术的传播, 但凡有大量社会财富积累、充足人口供应的聚落群中的高等级聚落都有条件建设城邑。河南史前围垣城邑、环壕聚落 (或城邑) 为数众多, 是筑城技术发展的产物。其次, 河南史前城址在修建前多数存在平整土地、挖掘基槽的行为。基槽的存在不仅可以加固地基, 保持墙体的稳固, 还能起到确定城墙走向、规划城墙形态的作用。再次, 筑城技术的发展, 使得大规模城垣、环壕的营建成为了可能。前已述及, 河南史前城址的筑城技术与同时期其他史前文化区相较, 处于领先的位置, 基槽、版筑、夯筑等技术手段有利于加高、加固城垣的防御效能与使用寿命。在经济发展、社会分化、人口数量许可的条件下, 城的统治者有营建大规模城市的需求与能力。新砦、王城岗、徐堡、古城寨等大型城邑的建设与筑城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关联。 2.筑城技术与先民精神认知史前城址的不同形状, 多系先民有意识的规划结果。这些近圆形、不规则形、近方形、圆角方形等形状的城市形态是先民认知的产物,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马世之先生曾以“方块田”阐释方形城址的成因[65]。不同形状的城垣是否有不同的深意, 这些深意是什么, 都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无独有偶, 城墙营建过程中的人骨、兽骨填埋行为, 被认为是祭祀行为的反映, 可能与奠基礼仪有关, 城的营建者借这种活动以凝聚力量, 稳固人心, 祈求城墙的顺利营建与城的长治久安, 河南史前城址如西山、古城寨等都存在这种现象, 足见筑城技术与认知考古的关联。 3.筑城技术与河南史前聚落结构的演变就已有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前裴李岗时代到裴李岗时代的平等社会、仰韶时代前期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仰韶时代后期的分层社会、龙山时代的早期国家等四个大的阶段[66]。以海岱地区为例, 在这几个阶段中, 史前聚落结构也经历了大致平等到分层统属的演变, 出现了中心聚落、次级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等三至四级的聚落形态结构, 栾丰实先生认为可分别与城址、环壕聚落、不设防的普通聚落相对应[67]。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大致相似的演变轨迹[68,69,70,71]。筑城技术的发展使得围垣城、环壕聚落、普通聚落在物化形式上呈现了明显的分野, 是促成聚落结构演变的因素之一。由最初的不设防聚落, 到环壕聚落, 再到围垣城聚落, 反映了史前先民居住空间的发展, 这种发展背后蕴含着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历史背景。 4.筑城技术的社会历史意义城市在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广域、长程地看, 这种物化载体是较为普遍的文明要素, 甚至在部分地区、时段可能是文明起源和国家诞生的唯一标志[72]。随着这种技术的传播与被接纳, 越来越多的居于社会上层的先民认识到这种建筑对于防范洪水猛兽、防范外敌、隔绝普通民众、标识身份地位、增加统治威严等诸方面的作用, 他们广泛动员所能控制的聚落群民众开挖壕沟, 夯筑起高大的墙体。已有研究表明, 随着城的普及, 社会集团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了多层级的社会政治结构, 反映了战争在社会政治领域越发剧烈的影响, 甚至促成了国家的形成[73]。筑城技术在史前社会组织结构变革、社会层级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语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农业革命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剧, “城市革命”[74]在中国史前几大文化区发生,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筑城运动[75]揭开了早期城市化进程的序幕。今河南省作为中原文化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融入了这场早期城市化的浪潮之中。河南史前城址普遍使用了基槽、夯筑、版筑等较高的土木工程技艺, 普遍存在环壕围绕, 是史前筑城技术流派中“中原模式”下“河洛亚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筑城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得城市经历了数量由少到多、形态由不规则渐趋规则、规模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这些筑城技术为后世城市的营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城市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 我们对史前城市的认知将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 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18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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