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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9-11-07 《文物春秋》2019年第4期 黄信 参加讨论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摘要: 关于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有北宋晚期、金代熙宗以后两种观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宋金时期定窑均向尚食局进贡瓷器;对2009—2010年定窑窑址和2017—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可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而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各有特色。
    关键词: 定窑瓷器;“尚食局”款;分期;宋金时期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白瓷窑址最具代表性的窑场之一。刻铭款瓷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定窑瓷器的一大特色,其铭文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如“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东宫”等,其中“尚食局”款瓷器是定窑窑址历年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刻铭瓷器。对“尚食局”款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代、性质、器形、装饰等几个方面,其中时代问题即分期问题是其他几项研究工作的基础,目前有北宋晚期[1]、金代熙宗以后[2]两种观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并对定窑窑址及窑址外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进行统计和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发现的这些瓷器可以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期,而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均各有特色。本文略述己见,意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相关文献记载
    尚食局作为皇宫内的正式机构出现于北齐,是掌管“供御膳羞品尝之事”的机构,隶属门下省。隋初沿北齐之制,炀帝时改隶殿内省。唐初属殿中省,龙朔(661—663)中改尚食局为奉膳局,咸亨(670—674)初复旧。北宋殿中省仍置尚食局,靖康元年(1126)废。辽南面官殿中司置尚食局,金代尚食局属宣徽院,元代沿袭金代之制。明初尚食局隶光禄寺,洪武八年(1375)改光禄寺为光禄司,三十年(1397)复改为光禄寺,尚食局均隶之。清代宫廷膳食属光禄寺负责,下设大官、珍馐、量酝、掌醢四署,不再设尚食局。
    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确认的“尚食局”款瓷器均为宋金时期的定窑白釉瓷器。宋金文献中有关“尚食局”的记载较多,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载:“殿中省,……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令……。凡总六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初,权太府卿林颜因按内藏库,见乘舆服御杂贮百物中,乃乞复殿中省六尚,以严奉至尊。于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图,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祐所裁定,是岁崇宁二年(1103)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并看详,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宁为名。政和元年(1111),殿中省高伸上编定六尚供奉式。靖康元年(1126),诏六尚局并依祖宗法。又诏:六尚局既罢,格内岁贡品物万数,尚为民害,非祖宗旧制,其并除之。”[3]
    2.《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五九至六一载:“宣和七年(1125)六月二十六日诏,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务,无名之费,特加裁定。……应殿中省六尚局诸路贡物,可止依今来裁定施行。尚食局:……中山府瓷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并罢贡。”[3]
    3.《金史》卷五十六“宣徽院”条:“尚食局,提点,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直长一员,正八品。都监三员,正九品。生料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生料物色。收之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4]
    4.《大金集礼》卷九“公主”条:“天眷二年(1139)奏定公主礼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裙子五十腰,小袄子五十领,金三十两,大褥二十片,……定瓷一千事。”[5]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始置六尚局(含尚食局),隶殿中省,钦宗靖康元年(1126)罢六尚局,尚食局在北宋共存在23年。六尚局设立后,政和元年(1111)编定《六尚供奉式》,诸州岁贡六尚局的产品种类、数量等照此执行,贡物存供奉库。宣和七年(1125)的罢贡产品中有“中山府瓷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可以确认定窑在北宋尚食局存立期间向其进贡盘、盏类瓷器。金代宫廷内亦置有尚食局,属宣徽院,金代前期的天眷二年(1139),定窑即贡瓷“一千事”作为公主礼物,推测金代沿袭北宋晚期的进贡制度,定窑需向尚食局进贡瓷器。
    二、定窑窑址出土“尚食局”款瓷器
    1.1941年4月,日本小山富士夫先生对定窑窑址进行了现场调查,在曲阳涧磁村与燕川村共采集瓷片1205件,其中有1件钵的外底刻有“尚食局”款铭文,内底印花草纹[6]。
    2.1957年3月,为解决定窑烧造时间的上下限、紫定与黑定问题,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到“尚食局”款瓷器3件,均为白釉印花摩羯花卉纹盘[7]。
    3.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在当年划分的北宋地层中出土白釉印花双摩羯花卉纹盘1件。T9①∶10,可复原,敞口,斜腹微曲,大平底,矮圈足。口径21.5厘米,底径7.6厘米,高3.4厘米[8]。
    4.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859平方米,出土了一批能代表定窑不同时期烧瓷特征的重要遗迹和典型遗物。此次发掘共出土“尚食局”款瓷器残片27件,其中涧磁岭窑区出土2件,燕川村窑区出土25件[9,10,11,12,13],但具体的器类、器形、时代、装饰等不明。
    5.2009年9月—2010年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定窑窑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79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出土多件刻铭瓷器,其中“尚食局”款瓷器共18件[14]。根据地层与遗物特征,这18件瓷器可以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
    (1)北宋晚期,共2件,器型有碗、盘两类,均为白釉并刻划龙纹。
    碗1件。09JCAT2⑥∶16,可复原。白胎细腻坚致,白釉泛黄,器内外及圈足满釉,口沿及底足无釉。方唇,敞口,深曲腹,圈足,挖足过肩。内底刻龙纹,腹底交接处刻单凹弦纹;外口沿下刻单凹弦纹,弦纹下横刻“尚食局”款,外腹刻划双龙纹。正烧。口径15.9厘米,底径7厘米,高8.4厘米(图一,1)。
    盘1件。09JCB⑧∶257,仅存口沿与腹部。白胎细腻坚致,白釉微泛黄。方唇,敞口微侈,折腹,器内外满釉,口沿内外有施釉不均形成的露胎,芒口。内腹刻龙纹,外素面,外口沿下横刻“尚食局”款。覆烧。残宽6厘米,残高5.3厘米(图一,2)。
    (2)金代前期,1件,碗底残片。09JCBT1⑥∶185,白胎细腻坚致,白釉莹润,器内外满釉,素面。圈足内仅残有“局”字。残宽5.7厘米,残高1.2厘米(图一,3)。
    (3)金代后期,15件。器型有碗、盘两类,均为白釉,素面或装饰印花。
    碗14件,可分三型:
    A型2件,均仅存下腹及圈足。深曲腹,高圈足微外撇。器内外及圈足满釉,内底印单摩羯花卉纹,内腹印花卉纹,外素面。09JXT1③∶531,白胎泛灰,坚致,白釉泛黄灰,下腹因烧制时变形而内曲,器外及圈足粘砂明显,圈足内左侧竖刻“尚食局”款。底径7.7厘米,残高4.3厘米(图一,4)。
    B型10件,均为下腹部及圈足残件。斜腹微曲,圈足较高,微内斜。器内外及圈足满釉,内底印单摩羯花卉纹,内腹印摩羯花卉纹,外素面。09JXT1⑤∶1001,白胎细腻坚致,白釉莹润。内底单摩羯花卉纹基本完整,内腹残存摩羯翅膀部分,圈足内左侧竖刻“尚食局”铭。底径8.7厘米,残高2.7厘米(图一,5)。09JXT1④∶30,白胎微泛黄,坚致,白釉发木光。内底残存摩羯身体后部,内腹残存部分双摩羯花卉纹,圈足内右侧仅残存“尚”字。底径9.6厘米,残高7.1厘米(图一,6)。
    C型2件。均仅存下腹及圈足部分。深曲腹,圈足较矮,微外撇。器内外及圈足满釉,素面。09JXT1④∶400,白胎泛灰,坚致,胎较薄,白釉泛黄,较光亮。内素面,外下腹有一道凹弦纹,圈足内中部竖刻“尚食局”款。底径6.8厘米,残高2.6厘米(图一,7)。
    盘1件,仅存底部残片。09JCCQT3④∶2,白胎泛灰,白釉泛黄灰,内外满釉,内底印摩羯花卉纹,外底中部竖刻“尚食局”款,残宽4.4厘米(图一,8)。
    综上,定窑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共出土“尚食局”款瓷器50件。除1985—1987年出土的27件资料不详外,通过比对与分析可知:1941年小山富士夫先生采集的白釉印花草纹钵,从发表图片看,应为内底印单摩羯花卉纹碗底残片[6],与2009—2010年定窑窑址发掘遗物中的金代后期B型碗[14]形制相同,时代应为金代后期;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定窑窑址采集的3件“尚食局”款盘标本,可分为敞口曲腹、敞口折腹两型,其中一件敞口曲腹盘内底印双摩羯花卉纹[7],从器形与装饰分析,这3件盘的时代均为金代后期;1960—1962年发掘出土的盘为敞口折腹,内底印双摩羯花卉纹,内腹印花卉纹,内口沿下印如意形云纹带,外素面[9],该器形制与1957年冯先铭先生采集的敞口折腹盘相同,时代同为金代后期;2009—2010年定窑窑址发掘的18件“尚食局”款瓷器,从时代上可分为北宋晚期2件、金代前期1件、金代后期15件,从出土地点可分为涧磁岭A区1件、涧磁岭B区2件、涧磁岭C区1件、北镇区1件、涧磁西区13件,从器型上可分为碗类17件、盘1件,从装饰方法上分为刻花2件、印花13件、素面3件。
    图一定窑窑址第三次发掘出土“尚食局”款瓷器
    1、2.北宋晚期(09JCAT2⑥∶16、09JCB⑧∶257)3.金代前期(09JCBT1⑥∶185)4—8.金代后期(09JXT1③∶531、09JXT1⑤∶1001、09JXT1④∶30、09JXT1④∶400、09JCCQT3④∶2)
    三、定窑窑址以外考古所见“尚食局”款瓷器
    1.1999年,俄罗斯学者E.Й.盖尔曼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地区各民族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附属考古学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俄罗斯滨海地区历年出土的唐代至金代的釉陶和瓷器进行了整理,其中有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第30号房址中出土的“尚食局”款瓷碗1件,该城址位于金代速频路辖界内[15]。
    2.2013年7—8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对河北省康保县西土城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根据城址的规模与遗物推测,城址主体年代为金代中后期,性质为州级城市。在城址南门位置采集到“尚食局”款瓷盘1件,编号标S8,盘内底印摩羯花卉纹,圈足中部竖刻“尚食局”款,底径6.2厘米,残高1.8厘米[16]。
    3.2017—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遗迹与遗物确认,城址的时代为金代后期,性质为皇家行宫[17]。该遗址共出土“尚食局”款瓷器18件,器型有碗、盘两类。
    碗13件,可分两型。
    A型8件。方唇,敞口,深曲腹,高圈足微外撇。器内印花可分为三部分:内底印单摩羯花卉纹,内腹印花卉纹,内口沿下印如意形云纹带,内底、腹印花区用双凸弦纹相隔。17CTT1610②∶3,可复原,白胎细腻坚致,白釉莹润,内外及圈足满釉,芒口,圈足内中部竖刻“尚食局”款。口径18.1厘米,底径7.5厘米,高8.8厘米(图二,1)。
    B型5件。敞口,斜腹微曲,高圈足微内斜。器内印花可分为三部分:内底印单摩羯花卉纹,内腹印摩羯花卉纹,内口沿下印如意形云纹带。17CTT2110②∶11,仅存下腹及圈足部分,白胎泛灰坚致,白釉泛黄莹润。内外及圈足满釉,圈足内右侧竖刻“尚食局”款。底径8.1厘米,残高4厘米(图二,2)。
    盘5件,可分两型。
    A型4件。敞口,浅曲腹,圈足较高,微内斜。内底印双摩羯花卉纹,内腹印花卉纹,内口沿下印如意形云纹带,腹、底印花用双凸弦纹相隔。17CTT2208②∶1,仅存下腹与圈足部分,白胎细腻坚致,白釉泛黄莹润,内外及圈足满釉,圈足内中部竖刻“尚食局”款。底径8.2厘米,残高2.3厘米(图二,3)。
    B型1件。敞口,折腹,大平底,圈足较矮。内底印单摩羯花卉,内腹印花卉纹。17CTT1708②∶1,仅存下腹及圈足部分,白胎细腻坚致,白釉泛灰,内外及圈足满釉,圈足内左侧竖刻“尚食局”款。底径6.9厘米,残高1.9厘米(图二,4)。
    综上,定窑窑址以外,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共发现“尚食局”款瓷器20件。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的“尚食局”款碗出土于明确的金代房址内[15],从器形与装饰分析,应为金代后期器。河北康保西土城城址采集的“尚食局”款盘[16],从城址时代、盘的形制与装饰上可以确定为金代后期。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的18件“尚食局”款瓷器时代均为金代后期,且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成分测定,确为河北曲阳定窑窑址产品。
    图二太子城遗址出土“尚食局”款瓷器
    1.A型碗(17CTT1610②∶3)2.B型碗(17CTT2110②∶11)3.A型盘(17CTT2208②∶1)4.B型盘(17CTT1708②∶1)
    这20件“尚食局”款瓷器的时代均为金代后期;器型有碗、盘两类,其中碗14件,盘6件;装饰均为内外满釉,内印摩羯花卉纹,外素面,芒口覆烧;出土地点有皇家行宫与州级城市两类。
    除以上考古调查与发掘外,见于报道的发现“尚食局”款瓷器的地点还有以下几处:
    1.1948年,河北曲阳定窑北镇窑区南侧的法兴寺遗址曾出土白釉印花云龙纹盘10件,其中6件流散到国外,4件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有“尚食局”款铭文[1]。
    2.1951年4月,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在对河北曲阳涧磁村、北镇村、东西燕川村进行考古调查时,曾在燕川村的居民家中见到有“尚食局”款的印花云龙盘残片[18]。
    3.金中都因叠压于现北京城下,除1990年对水关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外,其他相关遗迹均未进行考古工作。近年来的基建工作中,金中都遗址一带不断有“尚食局”款瓷器残件出土,据统计约有30~50件,器型90%为印花碗盘,另有素面盘、刻花钵、执壶等[19]。
    另见于报道的收藏于各博物馆或其它机构的“尚食局”款瓷器主要有:故宫博物院定窑白釉刻“尚食局”款印花摩羯花卉纹盘1件[20],天一藏定窑白釉刻“尚食局”款印单摩羯花卉纹碗底1件[21],香港继远美术藏定窑白釉刻“尚食局”款印瓜叶纹碟1件[22]等。
    四、分析与讨论
        由前述文献记载,在北宋晚期六尚局设立的23年间,中山府需向尚食局岁贡瓷器。宣和七年(1125)尚食局罢贡一次定窑瓷器的器类与数量为“瓷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3]。从器形、装饰、纹饰方面看,“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与2009—2010年定窑窑址发掘出土的北宋晚期白釉刻龙纹折腹盘、白釉刻龙纹曲腹碗基本吻合。“一十只”为一次罢贡的数量,结合同条文献中其他罢贡产品的比例多为当年需进贡产品的一半或全部,推测北宋晚期定窑向尚食局岁贡瓷器的数量约为10~20只,数量很少。金代文献中虽未有定窑向尚食局贡瓷的记录,但结合《大金集礼》记载的金天眷二年(1139)定窑向宫廷提供“定瓷一千事”作为公主礼物,以及定窑窑址、金中都、金代行宫太子城遗址出土大量“尚食局”款瓷器的事实,可以确定,定窑在金代向尚食局进贡瓷器,且数量较北宋晚期大很多。
    目前,经考古调查与发掘,共确认“尚食局”款瓷器70件,按出土地点分,包括定窑窑址50件,窑址外20件(见附表)。除1985—1987年定窑窑址出土的27件资料不详外,按时代分,包括北宋晚期2件,金代前期1件,金代后期40件;按器型分,包括碗31件,盘12件;按装饰技法分,包括刻花2件,印花38件,素面3件。
    通过对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进行统计与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1.目前发现的“尚食局”款瓷器均为河北曲阳定窑窑址产品,其白胎细腻坚致,白釉白或微泛黄,莹润,时代可分为北宋晚期(约1086—1127)、金代前期(约1128—1160)、金代后期(约1161—1234)三个时期。北宋晚期器型有敞口深曲腹碗、敞口折腹盘两类,均采用刻划花装饰,有内刻划龙纹和内外皆刻划龙纹两种,“尚食局”款横刻于器外口沿下部,装烧方法有正烧、覆烧两类。金代前期仅发现碗类,内外满釉,素面,“尚食局”款竖刻于圈足内中部,装烧方法为覆烧。金代后期器型有碗、盘两类。碗有印花、素面两种:印花碗有敞口深曲腹、敞口斜腹两型,即2009—2010年定窑窑址与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的A、B型碗,其中A型碗印花为内底单摩羯花卉、内腹花卉、内口沿下如意形云纹带组合,B型碗印花为内底单摩羯花卉、内腹双摩羯花卉、内口沿下如意形云纹带组合;素面碗仅存下腹与圈足,为深曲腹,圈足较矮,内外素面。盘皆印花,有敞口浅曲腹、敞口折腹两型,即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的A、B型盘,两型盘的印花均为内底单或双摩羯花卉、内腹花卉、内口沿下如意形云纹带的组合。金代后期“尚食局”款均竖刻于圈足内中部或左右侧,装烧方法为覆烧。
    2.据《宋会要辑稿》,北宋晚期,定窑一次向尚食局进贡瓷器的数量仅为10~20只,数量很少。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中,除1985—1987年定窑窑址出土的27件资料不详外,北宋晚期仅见2件,金代晚期的最多,有40件,占总数的93%以上,但部分瓷器胎釉、印花质量较差。据此推测,定窑“尚食局”款瓷器北宋晚期应为皇帝专属,数量较少,但质量很高。金代后期,除皇帝专属的高质量“尚食局”款瓷器外,部分质量较差的该款瓷器或用于赏赐、贸易等,这可以从俄罗斯的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河北康保西土城城址出土质量较差的“尚食局”款瓷器得到印证。
    3.通过统计定窑窑址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尚食局”款瓷器可知,北宋晚期的2件、金代前期的1件均出土于涧磁岭窑区,皆胎白釉润,质量很高。金代后期的在涧磁岭窑址、涧磁西窑区、燕川窑区均有出土,其中涧磁岭窑区出土该款瓷器的数量较少,但胎釉质量相对较好,印花水平较高,涧磁西窑区、燕川窑区出土数量虽多,但质量与工艺水平较差。据此分析,“尚食局”款瓷器在定窑窑址的生产存在从北宋晚期至金代后期自涧磁岭窑区向涧磁西和燕川窑区逐步扩张的过程,但涧磁岭窑区一直是高档“尚食局”瓷器的产地,或为宋金供御类“尚食局”款瓷器的直接生产窑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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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刘涛.尚食局铭定瓷再议[J].文物天地,2017(1).
    (原图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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