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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周原遗址为西周王朝的圣都, 自2009年以来陆续发现的众多西周人工池塘、沟渠, 水域等, 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通过结合遗址周边自然河沟、湖泊等进行分析, 认识到周原地区丰富的水资源为西周人通过开渠引水、建塘蓄水、挖沟供水等系统工程, 为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优越条件。约在西周早中之际兴建的这一水利工程, 使周人基本摆脱了对河道等自然水源的依赖, 大型宫室、作坊区和其他居址迅速向原区纵深发展, 成为周原聚落大范围东扩的契机和水资源供给的良好保障。周原遗址的引、蓄、供水系统的建设, 代表了西周时期都邑建设中水资源利用的巨大进步, 以及大型聚落规划、设计的重要成就, 并对后世的都市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西周;周原遗址;水资源利用;意义 Analysis o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Zhouyua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Zhang Yuyao Abstract:As the early capita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Zhouyuan site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cademic attention for numerous artificial pools, channels and water areas discovered in succession in this site since 2009.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watercourse and lakes around the sit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in Zhouyuan area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by means of the systems engineering such as canals, ponds pools, trenches and so on. Due to thes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nstructed in the early-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people were out of the dependence on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It also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of extensive eastward expansion for Zhouyuan settlement because the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ens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arge palaces, workshop area and residential places.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engineering of water diversion, retaining and supply in Zhouyuan site represents the great advances made in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lan of large settlements, which also has an effect on the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ater periods. Keyword:Western Zhou dynasty; Zhouyuan sit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ignificance 岐山脚下, 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周原遗址, 长期以来不断有重要商周青铜器出土, 考古发掘也发现了许多西周大型建筑群、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 以及甲骨文和各类文物, 彰显了其在西周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普遍认为周原应是文献所载周太王自彬 (豳) 迁岐之地。 2009年以来,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等单位发现的云塘村西周池塘及水渠遗迹[1], 开始让周原遗址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2]。2015年, 在周原又发现了大面积水域等遗迹, 通过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和试掘, 陆续确认了更多的陂池水域及可能与供、排水有关的沟渠[3], 揭示了周原遗址还有丰富的用水遗存。这些发现对了解周原遗址的水资源利用, 周代都邑性聚落规划、营建, 早期城市建设发展概况等, 均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 拟就周原自然水源和人工用水遗迹的关系等问题,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一 周原的自然水系 周原遗址位于岐山和扶风两县交界的畤沟河 (也称七星河) 上游、岐山南麓的平原上, 包括岐山京当、扶风黄堆、法门三个乡镇的数十个大小自然村, 范围可达30平方公里。但从卫星地图上看, 遗址地表被七星河上游的三个主要支流祁家沟、王家沟、齐家 (也称贺家、刘家) 沟, 以及王家沟西的双庵沟、齐家沟东的许家沟等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区块 (图一) 。 不过, 环境考古和历史地理等研究成果显示, 在周人活动于周原地区时, 这里的地貌景观与现在所见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地质构造、地理生态的视野观察, 周原遗址位于岐山南麓七星河和美阳河两个山前洪积扇之间顶部洼陷区域的渍水地带[4]。其一为美阳河冲积扇, 自韩家坡至齐村向西南伸展;另一个为崛山河冲积扇, 大致沿西庄—南官庄一线向东南展布[5]。其环境特征为低山、洪积扇、台塬和冲积平原, 背山环水, 地下水位较浅, 有利于农业开发[6]。 图一周原遗址范围 (示意) 及现有的河流 图二周家桥东北全新世湖像堆积 历史地理学家更早关注到周原范围的水文情况。史念海先生说:“畤沟河在王家嘴以北称为王家沟。畤沟河在王家嘴附近, 东受齐家沟, 西受岐阳沟和双庵沟。双庵沟甚短促。王家沟形成很早, 齐家和岐阳、双庵三沟都远较王家沟为迟。特别是齐家沟在刘家附近冲断了一处东汉墓群, 说明这条沟的形成最早也应在东汉以后。”[7]有东汉墓群被冲的证据, 齐家沟形成的年代在此之后应当可以肯定。但考古调查资料表明, 王家沟一带可见的最早古文化遗址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8], 祁家沟畔的岐阳堡遗址却曾采集到前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类型陶片[9], 可知祁家沟形成的年代应当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 显然是比王家沟历史更为久远的一条水系。 当然“双庵沟甚短促”[10],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浅而窄狭的干沟, 除了雨季, 平时多处于干涸状态。因此, 极有可能也是在较晚阶段才形成。考古资料显示, 双庵沟两侧均分布有新石器时代及商代的遗址、墓葬等[11], 推测至商代中期或更晚, 此沟可能还未出现, 或仅有季节性浅表溪流。处于刘家沟东的许家沟是畤沟河另一小支流, 现在看起来虽较长一些, 但自桥西村以上沟段整体浅而狭窄, 也只雨季有水, 形成的时间同样不可能很早。 田野调查还可以观察到云塘、齐镇西侧, 以及齐家、庄白村的东北, 转而庄白东和庄李村西侧转向西南, 有一长达数公里的槽状低洼地带 (当地人称之为“胡同”) , 再绕庄白村南, 经由张家村北部向西通向畤沟河, 实际应是水流长期冲刷所形成的地貌特征, 也就是一条近“  ” (S) 形的早期浅表水流, 只是水量较小而未切割成明显的沟壑。其旁的云塘、齐家北、庄白等处分别有先周晚期的遗迹、遗物发现[12], 可知在商末时已有人在这一带居住。以上说明周人进入周原时所能看见的, 实际上只有畤沟河上游的祁家沟、王家沟这两条较为明显的河沟 (当时沟岸下切应较现在浅不少) , 以及云塘、庄白一带S形洼地的浅表细流, 齐家、双庵等沟均没有形成。 在河沟溪流之外, 两个洪积扇外侧的低洼地带, 古代的周原地区还可能存在着一些湿地湖泊[13], 也就是古人所称的“沼池泽薮”。据早期的钻探资料可知, 在刘家村等处的低洼地带, 就发现有泥沼遗迹存在[14], 很可能属于早期的湿地湖像堆积。在周原东侧的美阳河流域进行区域调查时, 也曾观察到一些湖像遗迹分布, 被认为可能存在古代的湖泊水域[15]。 特别是在畤沟河与美阳河两洪积扇北侧, 西观山南坡下的山前坳陷区, 更具备形成淤积水域湖泊的条件。岐山县京当镇周家桥村东北取土场的断崖上, 现在仍可看到明显的大范围淤土层, 其厚度有2-3米, 与红褐色土层交叠堆积 (图二) 。环境考古研究揭示, 关中台塬全新世黄土下层的红褐色土壤也被称为红褐色顶层埋藏土, 是该区现在温暖而湿润环境下形成的土层, 开始形成的时间约在8000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文化遗存往往埋藏其中, 完整的堆积厚度约为60-80厘米[16]。齐家附近、礼村西南的刘家水库沟岸调查资料表明:“褐红色顶层埋藏土:粘质粉砂土, 属褐棕壤。含假菌丝体, 新石器至周文化层, 厚约0.45米”[17]。周家桥等处的淤土与此红褐色土层有反复相间堆积的迹象, 清楚地表明周原北部坳陷区淤水湖泊正是出现于这一暖湿润气候环境中, 而相间堆积的现象说明湖像遗存确有间歇的枯竭期。 据此, 可以认为王家沟的形成, 应是凹陷湖积水漫溢于两个洪积扇之间低洼地带, 经不断流淌逐渐冲刷而成的河沟。由于王家沟畔分布有此类遗存, 因此其形成的时间不会晚于6000年前, 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上限。现在所见王家沟上端直接连通西观山口的沟道, 应是沟谷长期切割地表破坏淤积湖体之后的状况, 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是在西周之后。 二 西周用水遗存 的有关发现自7000多年前祁家沟畔出现了北首岭下层类型先民的足迹, 仰韶、龙山以及商时期的人群先后将祁家沟及王家沟沿岸择为栖居之所[18], 直到商代末期, 先周文化晚期的聚落扩展到偏东的S形浅表河沟旁[19]。这表明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范围内, 依水而居、汲取河沟流水是周原地区先民生存的基本状态。 但考古资料显示, 西周时期的樊村、召陈一带的居址已远离水流, 就河取水显然不是合理的选择。云塘西周建筑F10的院落北侧曾发掘出一口水井[20], 说明西周居民还有获取水资源的其他形式。但云塘建筑水井J1的深度达30.2米, 凿井、汲取的难度显而易见。周原的水井发现比较少, 说明此类取水形式并未广泛应用。因此, 周原西周人工池塘、沟渠遗存的发现, 揭开了周人解决远离自然水源聚落用水的玄机。 2009年3月, 云塘村村民在村西南取土时发现陆续分布的叠置石板, 这是黄土塬区颇为罕见的现象, 故引起周原博物馆等文物单位的高度重视, 遂展开一系列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21], 结果则是发现了一座颇为壮观的西周池塘 (CT1) , 以及与之相关引水渠道 (图三) 。 CT1池塘的形状呈半月形, 东西长约248、南北宽约190米, 总面积约38, 147平方米。池塘的内存淤土厚约2-4.6米, 淤积面积约41, 500平方米, 周边为坡状并用石块和石板堆砌, 勘探解剖塘底亦铺有石头, 西北部有缺口未封闭则可能与进水的通道有关。这些迹象表明这一大型池塘属人工兴建的储水设施, 出土遗物显示其主要使用于西周早中期, 极少的晚期陶片说明到晚期仍有短暂的使用。基本未见西周早期偏早的遗物, 表明其应兴建于西周早期的偏晚阶段。 图三云塘池渠关系 图四周原发现的池渠遗迹 相关渠道发现了三条 (G1-G3) 。G1和G3分别连接该塘壁的东南部和西南部, 前者向东南方向延伸1743多米, 平均宽度4-5、深3.1米, 在召陈建筑群北100余米处打破了G2。G3向西南延伸27米即被齐家沟冲断, 宽5-9米, 被疑与发现于贺家北城墙南侧壕沟或有联系。G2是一南北向略偏东的沟渠, 中间被G1打破, 南端因早年取土破坏, 北端为现在的道路和建筑所压不明, 现存长度465米, 宽6-7米, 疑与召陈建筑群东侧的壕沟可能属同一遗迹。这些沟渠多为东西向, 与所在区域北高南低的地势不一致, 勘探发掘显示较为规整, 并有清淤迹象存在, 可能为人工所建的引水渠道。 此组用水系统发现立即引起学界的关注[22], 也成为周原遗址水网系统调查发掘的重要诱因。2014年9月开始, 周原的水系网络调查和勘探发掘, 成为近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并取得较大的成绩 (图四) , 新发现大面积的淤土遗迹4处、规模不等的沟渠有16条之多[23]。 位于凤雏甲组基址北约700米处的庞 (庞家村) -刘 (刘家村) 家淤土遗迹, 地处山前坡地的前缘, 东北起于刘家村东, 向西南延伸止于庞家南的南堡村附近, 规模最大, 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淤土四周深2-3、中部深约8.5米。众多沟渠中的东西向G6、G9, 长度均达1900多米。前者的沟口宽6-10、沟深3.8-5米, 沟内出土遗物显示属西周晚期。后者的沟口宽8-14、深4-6.2米, 沟内遗物显示建造的时间不晚于西周早期或要略早, 使用时间较长, 直到西周晚期逐渐废弃。还有一条连接CT1南侧的南北向渠G18, 走向为齐家一带的作坊区。 云塘CT1与G1、G3、G18相连接, 构成一个基本配套的蓄、引水系统工程, 为相关区域居址建筑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 加上新发现水域、沟渠等, 就为周原西周聚落脱离自然河沟, 大范围东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三 西周水资源利用的观察 从用水遗迹分布和初步认定的年代信息, 可以觉察到有一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当然也包括对一些自然水源的利用。云塘CT1的位置, 显然是处在云塘西S形浅表溪流的上游。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该塘正是利用S形水流冲刷形成的低洼地带, 经过加工开挖、砌石铺底、筑堰拦水而成的池塘。在较低洼的位置修建水塘既可节省开挖的工程量, 也解决了基本的水源供给。 但正如前文所说, S形浅水的流量比较有限, 虽可将之拦截利用, 却并不能增加其自身的供水量, 也就不大可能满足三个方向引水渠道的用水需求。因此, 工程设计必须有增大流量的举措。再观察一下CT1的位置, 就能发现其非常接近美阳河洪积扇西部的梁脊 (约为凤雏至上雾子一线) , 向北不远便进入山前坳陷区的淤积湖范围, 正是考古队发现的庞—刘家大面积淤土遗迹区 (为行文方便暂称为“庞C1”) 。此遗迹被考古队推测为人工所建的水域[24], 但因还没有发现诸如砌石等加工的痕迹, 故尚不能完全排除是对自然淤积湖泊的改造利用。要想利用此湖的水源, 实际上只要在王家沟上端修筑一道人工堤堰, 提升湖面高程便能引水进入云塘CT1, 当然也就增大了该塘的水量储备。 如果王家沟上游沟谷确因长期侵蚀, 导致庞C1这个自然或人工湖泊到西周时已不存在, 或因水位降低以致难以利用, 那么周人就必须为云塘CT1另寻水源。从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分析, 将原本流入自然淤积湖或王家沟的一部分水流, 开挖沟渠引入CT1就成为必要的工程。新的考古调查、勘探恰恰证实, 在房家至黄堆村西还存在一处范围较大的淤土遗迹 (报告称房家淤土遗迹) , 说明这里曾是一片自然或人工的水域 (可称为“房C2”) , 因其靠近云塘CT1且位置略高, 也就更便于引水。房家淤土水域C2无论是山前坳陷区淤积湖的一部分, 还是另一个自然湖泊或人为改造的水域, 其水源均应来自东观山水系, 也是后来齐家沟的主要水源。 考古勘探报告明确讲述, 西周晚期渠道G6穿越了房家淤土遗迹, 这表明房C2早于G6。考古资料显示CT1使用时间主要在西周早、中期, 延续到晚期的时间非常有限, 表明其与C2属于同时期的遗迹, 故房C2最有条件充当云塘CT1的水源。勘探恰巧发现了北接房C2的南北走向沟渠G15, 与南接CT1同走向G19很靠近, 现虽未确认两者相连, 但因相距很近故极有可能衔接而引水进入云塘CT1。有了房家淤土C2水域的水源供给, 通过G15等渠道引水, 云塘CT1及其南侧的三个渠道便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善、充裕的供水系统, 西周聚落东扩的水资源的需求, 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这一用水系统工程的建设, 充分显示了周人已较好地掌握了水资源利用的技能, 以及较高的对自然地理地貌的观测水平。若回头观察早年发掘的召陈、齐镇等大型建筑群[25], 可以看出都有为了方便汲取, 靠近渠道G1、G2而建的考量。齐家北的石玦作坊、云塘的制骨作坊、齐家的制陶、制铜作坊等, 最初虽是沿S形浅流而建, 但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CT1供水系统兴建后, 必是依赖渠道G18供给作坊生活和生产用水。G3虽被齐家沟冲断, 但新的钻探结果说明, 其在沟西确是靠近凤雏甲组等建筑群的, 明显也有为这个高等级建筑区提供水源的迹象。 以云塘CT1为核心的供水体系的建立, 为周原西周聚落的扩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有效地解决了东西两侧数组高等级贵族或周原管理统治阶层居住区, 以及中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水资源需求。前者属王室的宫殿、宗庙、官署及代理人的居址所在, 属于管理岐邑及王室事务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者则属直接为王室服务的众多手工业生产基地[26], 实际是周王朝建于岐邑的经济中心。相关渠道的延伸部分及目前尚未明了的分支沟渠, 也应能为其他普通居民宅址供给用水。此外, 靠近高等级建筑密集区的云塘CT1及其他的水域, 也不完全排除作为显贵阶层休闲池苑的可能。 姚—许家等淤土水域、G6等另外的一些水域和渠道遗迹, 据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尚看不出与CT1为枢纽的供水系统存在直接关联。如G9开凿似乎很早, 最初的具体用途还未确认。G6又较晚, 肯定不是统一修建的工程。但大多遗迹当与用水有关, 除了水源储备的陂池、引水的渠道之外, 还可以起到排涝、排污、防护等功能, 一些水域也可能充当人们悠游的池苑等, 具体功用则需要进一步的发掘认证, 暂时不便去做过多的推论。即便如此, 也能看到周原丰富的自然水域、河流, 加上人工池塘、沟渠这一储、引水的水网系统兴建, 让岐邑西周聚落完全摆脱了对自然水源的依赖, 人们的室屋房舍较快地向平原区纵深扩散, 遗址的范围发展至最大的规模, 达到约30多平方公里范围。充分展示了西周人对水资源利用、大地地貌观测的卓越水平。 四结语“周原膴膴, 堇荼如饴”, 曾是古代诗人对周原大地膏壤沃土的由衷赞美, 其实亦是得益于岐山下充裕的水资源。因为全新世暖湿自然环境的馈赠, 岐山山前洪积扇坳陷区的淤积水域湖泊, 为周原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储备。当周人到这里生活并需要扩展聚落空间时, 这一条件便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可能就像他们的先祖公刘那样, 周人在周原“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27], 设计、兴建了供水枢纽云塘CT1及相关沟渠, 并引房家C2等以增加供水量, G1、G3等将清流供给东西方向的高等级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 以及附近的居址区。加上其他的湿地湖泊、沟渠等, 共同构成了庞大、完善的引、供、排水系统, 以解决生活、生产的水资源需求, 并获得水产品以补充肉食, 和作为制作卜甲或其他工具的原材料及饰品等。 这一水利工程的建设, 让周人摆脱了对溪流河沟等自然水源的依赖, 使周原岐邑的规模在西周中期超越了丰镐、成周两都, 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聚落, 代表了我国西周时期城市建设中水资源利用的巨大进步, 以及大型聚落规划、设计的重要成就。尽管在二里头、偃师等夏、商都邑都有一些水利遗存的发现[28], 但防护、排水为其主要功用, 供、储水等则居次要地位。殷墟的渠、池水网显示引水的功能有了初步凸显[29]。周原引、储、供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虽有对殷墟引水技术的继承, 但更有明显的发展, 是古代都邑水资源利用极大的进步, 当为我国北方早期大都市给水工程的重要考古发现, 并对北方缺水地区后来的城市发展、建设产生过的影响。新发现的秦雍城郊外堰塘、汉长安昆明池等水利工程[30], 显然都可以看到周原水利系统的影子。 尽管在周原也发现过水井, 但云塘建筑F10北侧J1深达30.2米[31], 与郑州发现的商代水井普遍为7、8米, 偃师商城的水井约5、6米深的差距很大[32], 说明古代在周原凿井、汲取确有一定的困难, 这就必然影响到利用地下水的积极性, 故水井发现极少, 对地下水的掘采只能处于次要、补充的地位。这就是随着周原聚落的扩展, 兴建引、蓄、供水等系统工程的原因。 注释 [1][21]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周原遗址池渠遗存的钻探与发掘》, 《周原》第1辑, 三秦出版社, 2013年。 [2][22]a.王占奎:《周原遗址扶风云塘陂塘与水渠三题》, 《周原》第1辑, 三秦出版社, 2013年;b.张天恩:《周原遗址商周聚落性质的观察》, 《周原》第1辑, 三秦出版社, 2013年。 [3][23]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 《考古》2016年第7期。 [4]张洲:《周原环境与文化》,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第7页。 [5][17]宋豫秦、崔海亭等:《周原现代地貌考察和历史景观复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7卷第1辑, 2002年3月。 [6]张洲:《周原环境与文化要述》, 《文博》1995年第4期。 [7][10][13]史念海:《周原的变迁》,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6年第3期。 [8]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的调查和试掘》, 《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9]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2002年考古调查报告》, 《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 [10]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 《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b.齐浩、张天宇:《周原遗址新见京当型墓葬浅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1期。 [11]a.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骨器制造作坊遗址试掘简报》, 第32页图一〇:4, 《文物》1980年第4期;b.周原考古队:《周原-2002年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第499页, 包括F1、H98等;c.张天恩:《周原遗址殷商时期文化遗存试析》, 第62页图一:46, 《中原文物》1998年第1期。 [12]罗西章:《西周王盂考》, 《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 [13]周原考古队:《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 《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 [1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简报》, 《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科学出版社, 1991年。 [15]a.同[9];b.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地图集·陕西分册》 (下) , 地图出版社, 1998年, 第275页15-A15、276页41-A41、278页63-A63;c.同 [16];d.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集刊》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e.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 (下) , 地图出版社, 1998年, 第283页122-A7;f.周原考古队:《2001年度周原遗址 (王家嘴、贺家地点) 发掘简报》, 《古代文明》第2卷, 文物出版社, 2003年;g.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3年发掘资料, 待刊;h.同[11]b。 [17]a.同[12]a, 饰菱形乳丁纹, 属先周陶器;b.同 [18]c, 饰菱形乳丁纹, 亦为先周陶器;c.同[12]b, 第449、548页。 [19][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扶风云塘、齐镇建筑基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20]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 《考古》2016年第7期。以下涉及周原一带的淤土、水渠等资料, 不注明者均出此文。 [21]a.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 《文物》1981年第3期;b.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 《考古》2002年第9期。 [22]雷兴山:《论周原齐家制玦作坊的族徽及社会结构》, 《古代文明研究》第10卷,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23] (清) 方玉润:《诗经原始》,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515页。 [24]杜金鹏:《夏商都邑水利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 《考古》2016年第1期。 [25]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 《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26]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研究新收获》, 《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2012-2016) 》, 《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 第8版。 [27]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第526-535、549-552页;b.同[28]。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