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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暮年郭沫若创作于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对那个时代和作者本人，乃至对于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现象的李白杜甫观接受史考察，都是一本有意味的书。本论以该书重读和细读为中心，梳理其间的李白杜甫论、李白杜甫观所呈现的文学思想史、学术史内涵，从文本结构和文脉文意进行理解，认为该书既有郭沫若对李杜两类诗歌、两种人生与中国式文学评论史与接受史内诸多的“与”和“不与”，更抒发了郭沫若充满张力的自我反思与人世理解、时代认同的暮年情怀。《李白与杜甫》不仅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观，更是他暮年借花献佛式的自我通观与人世反思、文史洞见的确证。他以这种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更在思想、精神与文化情怀上完成了自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人与文、学术与文学、古与今贯注融通的一次互文性的写作奇观。 关键词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互文性写作 《李白与杜甫》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著作，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在那特殊的年代，几乎人手一册。”[2]此后四十年来，它更是饱受争议。[3]2009年该书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4]的首批书目。2010年此书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再版重印，仍引起争议。 《李白与杜甫》历来引发人们热议的关键，根本问题都缘于其应景式的“扬李抑杜”写作。分而论之，即为两大要害：应景与否？为何与如何扬李抑杜？关于前者，虽有出处然并无确证，在此姑且不论。[5]至于为何与如何“扬李抑杜”，书中亦有很明确的立场和极为清晰的情感判断。然长期以来，《李白与杜甫》真正蕴含的问题反而很少被深入讨论，譬如：郭沫若与彼时彼刻的李杜书写的关系是什么？采取李杜并论的方式对郭沫若意味着什么？在论者与论述对象的关系空间里，郭沫若究竟要以此来表达什么？郭沫若为何要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花费如此心力来纾论此议题？退一万步说，即便真要所谓扬李抑杜，暮年垂垂的他又为何一定要如此执着地辨析这一问题？常情常理加之文本细读，这一切似乎并不难解，但也并非不值得人们更求甚解。 一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影响的焦虑之结果。因为在郭沫若写此书前，彼时有三部关于杜甫的书影响很大，分别是冯至的《杜甫传》、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6]这些书均可谓印量大、读者多，影响了很多学者。因此，著名诗人废名（冯文炳）在1962年发表了《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7]以上三部杜甫著述，尚不包括傅东华早在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事实上，更值得一提的恰恰是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他在《序》中表明此书是以“批评的功夫”做“属于文学的研究”，目的“在试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比较李杜的作品，希望读者容易了解他们的性质和异同，并希望他们能用类比的方法研究别的诗人。”[8]比照傅东华与郭沫若的两本同题书，其在思路与方法上反而更存有一定的承传。确乎，“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评论杜甫，是有感于当时的杜甫研究现状。”[9]而这个“当时”的“研究现状”，指的应是早已经蔚为壮观的李杜研究的社会与时代症候。 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初版目录看，内容依次为《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李斌认为“在写作时间上，最先写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即《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4月的《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10]如此说来，《李白与杜甫》大概是郭沫若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并在讨论杜甫之后才增值产生的最终作品。其本意是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关系，进而结合时势与流俗，并萌动喜做反面文章的豪情而论及杜甫，又进而研究李白——这大概是郭沫若著书的思路与心路历程。 从书的具体内容看，李白部分叙述连贯完整，更像侧重事功成败角度着眼的李白人生传记，和郭沫若许许多多的新编历史剧的写法、才气都相仿佛，读之亦令人慨叹大有郭氏风采。杜甫部分，则显然有些支离破碎，以“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五大框架诠释杜甫，鲜明呈现出特殊年代以降的人物认识模式。条条框框、一块块硬邦邦地铸在那里。末了，加上杜甫的“死”——“嗜酒终身”和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的交往。显然，如此“解”杜甫，既不是理解，也不完全是情解，倒有点肢解的鲁莽灭裂，即郭沫若自己所谓的他人对他的批评——生吞活剥的“偏爱李白”而来的“挖空心思”[11]。就文本阅读感觉而言，李白部分的清通爽快与杜甫部分的疙疙瘩瘩，李白部分的理解之同情与杜甫部分的挖空心思的责难戏谑，前者的文采风流、严谨理性与后者的捉襟见肘、强逞学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二者在细部上皆有学术功力和才情在焉。 于是《李白与杜甫》分成了两部分。一方面，文字里面对李白与杜甫的抑扬顿挫，固然可以世俗化地理解为郭沫若对二者的情感与思想的认同与倾向，所谓扬李抑杜之类的二元对立选择。另一方面，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二元对立，这是一回事。而李白、杜甫与郭沫若三者的关系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要害和重心，要乎是处理后面这一种关系，而并非过多去关注和辩论前者——即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抑扬顿挫。当然，对于诸多关于郭沫若此书乃奉命写作、揣摩他人心意的批评，在特殊年代里，乃至在浸淫数千年的曲学阿私或阿公的氛围中，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展开各色联想，甚至予以各种理解与批判。但退而思之，八十高龄、处于人生末端的垂垂老者郭沫若，经历过那么多时代风雨洗礼的他，真的居然会为此目的而花费如此心力去写一本念兹在兹的著述吗？个中逻辑也颇费思量，总是义有未安。毕竟对郭沫若而言，写一首、数首乃至数十首表态诗，远比在人生末端花费数年写一本书要轻松愉快得多吧？须知郭沫若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置身狱中的瞿秋白眼中禁得起“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的“勇猛精进”[12]的人物。 我认为，《李白与杜甫》的写作中，郭沫若看重的应该是如何处理“我”与李白、杜甫的“三人行”，而非其它。李杜二者，对于郭沫若来说，事实上并非既生瑜何生亮的关系。李杜二者的对立或者统一，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思考，对郭沫若而言，即便不是徒增烦恼，多少也算是浪抛心力。更准确的考量，郭沫若期待的应是“吾与我周旋”[13]情境下对“我”、李白与杜甫三位一体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写作此书，更为趋向于兼集李杜于一身、举杯邀李杜、对饮成三人的自我精神漫游与沉思。如果是这样，那么暮年郭沫若对自己与李白、与杜甫三者之间的间性思考，则更多是人生意味上的精神通观与智慧达观。如是，《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就不仅仅是历时性的时代产儿，更是共时性的对郭沫若暮年凤凰涅槃式的沉思。 从文本细读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郭沫若写杜甫时，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写出了没有研究水准和心态的文字，乃至于刘纳一再感慨“我感到了切实的悲哀：我们第一流的学者竟煞有介事地打着这样无聊的笔墨官司。”[14]全书颇多嬉笑怒骂、假亦真时真亦假的质素。写李白时，以写传记的态度写出了颇有研究水准和传记才华的文字，尽管里面自然也有不少庄谐互现、笑中带泪的包袱。也就是说，这两部分是互为参商、互相参照的。在杜甫里面写不出来、不好写出来的内涵，在李白部分则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在李白部分爱屋及乌的成分，在杜甫部分中自然就无法踵事增华了。李白与杜甫，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是与郭沫若形成参照与对话的，分别与郭沫若想象中的自己呈现出互文性质的三对矛盾，“对影成三人”、“相看两不厌”，真有所谓欢喜冤家之感。更重要的是，这三对相辅相成的双子星，在书中也不过是替现实中的郭沫若唱双簧。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用一句有点绕的话说，这其间的关系，应该是郭沫若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是“与”而不是“和”，均并非简单的并置而论，而是带着感情与认同判断的选择、理解与同情。一个“与”字，道出了暮年郭沫若撰述《李白与杜甫》的真实情缘与思想关契。 由此可见，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既有“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的成分[15]，但又不限于此，还应有大时代走过来的他对人生、历史、艺术的贯通与审视，以及他对自我角色的反观与沉思。正如书中所写的“不仅仅在惜花，而且在借花自惜”、“语甚平淡，而意却深远，好像在对自己唱安眠歌了。”[16] 二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后，1972年茅盾和周振甫就在往来书信中论及此书。茅盾认为“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周振甫“深以公论为然。郭书确实胜于章书远甚，确有偏爱。” [17]恽逸群认为“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18]，萧涤非则指出其“曲解杜诗”“误解杜诗”[19]。可以见出，移步换景与移形换影，无论正反意见，都承认了郭沫若此书关于李杜的相关识见的“新异”，其差别只是认可或不认可这种“新异”：认可则为“创见”，不认可则为“曲解”“误解”。 因此，即便最低限度来看，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其目的也应该是有所见、有所识。参酌其文史修为，郭沫若当然有这种自信、能力和底气。故而郭沫若才会在答复读者对此书的疑问时说：“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20]言下之意，郭沫若认为自己对李白和杜甫都有自己一得之见，有自己反“不求甚解”的独到之解，也有自己反“太求甚解”的为学知止。也许是强作解人，也许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都不妨是隔代同音，乃至于曲径通幽，都算是“求甚解”。既然是求解，则既可解人，但也可能是自解。既然是将李白、杜甫这两大诗人和自己“与”在一起，郭沫若显然是在求解觅知音。 好谁恶谁，扬谁抑谁，本来就不应当是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根本动机，起码不必是唯一动机，那终归不是“与”。对哪个具体诗人的好恶，对暮年郭沫若而言，已经算不上是一件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况且，通过这种表态来附和某种或某个人对李杜的爱好与意见，远没有郭沫若以其它方式的赞美来得直接爽快。暮年郭沫若并不糊涂，素来亦非忸怩之人，他也没有必要那么曲折地再以此增加自己的什么分量。郭沫若要写一本能将李白、杜甫和自己“与”在一起的书，无疑是有寄托的，不过所寄托之物，应该主要不是在别处和高处，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深处的幽思与寂寞。 郭沫若曾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21]郭沫若又说：“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22]郭沫若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喜欢杜甫的诗和人，不喜欢被尊为“神”和“圣”的杜甫，这与《李白与杜甫》不矛盾。在唐诗中的杜甫和李白，郭沫若有喜好拣择。但这并不影响郭沫若在艺术时空的沉思和人世存在的叩问维度里，将李白、杜甫和自己“与”在一起对话、游目骋怀。 论唐诗必然关涉李杜，但论李杜则未必一定要牵扯唐诗。拘泥于前者，便有抑扬顿挫、区分彼此的分别心和偏执出位之思。豁通后者，则更多是古今同一的会通与当下之思。“和”还是“与”，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思，在我看来，这才是如何理解暮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写什么的关键。诚然，对于李白和杜甫，郭沫若各有所欲，也各有所“与”。例如，在“关于李白”这一部分里，郭沫若对于李白“世人皆欲杀”的“人生污点”，颇有几句慨而叹之的寥寥数语： 受人讥评，在李白是理有应得。但陆游的讥评，说得并不中肯。李白那两句诗是在讥刺趋炎附势者流，何以讥刺了趋炎附势者便应当“终身坎壈”？[23] 趋炎附势固然不算是美德。但纵览人世沧桑，那又何尝不是普遍人性与世态呢！李白自己也有趋炎附势之举，他偏偏有时又犯点傻气和痴气，居然弱弱地去讥刺趋炎附势者流，这不过恰恰说明了他还始终是个诗人，而非庸人。而更加趋炎附势者的人，反而振振有辞地去苛求不那么趋炎附势的人，去讥刺那偶尔不得已而趋炎附势的人，这是否又有点以质变笑量变呢？郭沫若话中有话的代为说项，虽有逆时俗翻新语的味道，其实不过是坚持了一点点微弱的诗人赤子之心和朴素的勇气罢了。而正是在此类有些拧巴的话语逻辑中，我们也才隐隐约约看到了不被时代和俗流完全淹没的郭沫若，那个举世滔滔之下有点懦弱而自知理屈的郭沫若。但他始终是那个敢于在时代激流中傲立潮头的、写出《女神》和《天狗》、写出《屈原》和《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或许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应该想说的其实就是“李白就是我”。以至于在写完“李白长流夜郎前后”——即辩说李白的人生轨迹之后，郭沫若心有戚戚，非常感慨而自信地说：“实际上如果仲尼还在，未必肯为他‘出涕’；而‘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被传诵了一千多年，‘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24] 对诗人的偏爱，是郭沫若论李杜的本质与初衷。哪怕在刻意抑杜的笔墨里，郭沫若也清醒保有这一底线。他愤愤于杜甫的“功名心很强，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25]，但仍旧说“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26]当然，差别也是明显的。郭沫若说杜甫作为诗人是“自己感到满足的”，而李白则是“‘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 俗世中，一时一事的公平固然很重要。但更久远的是历史和人世评说的公正。郭沫若对李白的俗与不俗,显然有自己诸多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甚至有爱屋及乌的掩耳盗铃、曲为之辞与强为之辞。譬如对《为宋中丞自荐表》的那一番七弯八绕的考证，以及对李白与永王李璘的关系疏证，等等。郭沫若的一番苦心、满腔幽绪，既是为了那个因为“又庸俗而又洒脱”而“之所以为李白”[27]的李白，当然也是为自己。 为“飘然思不群”的李白“洗白”，固然是有着郭沫若“与”李白的一腔幽情在焉。不仅如此，郭沫若在“关于杜甫”的部分，同样也为挖掘杜子美的“不美”部分而搜肠刮肚。这难道不也正是一腔幽情在焉的另一种呈现么？精神分析所谓“反向形成的精神防御机制”[28]，大概也就是这种。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郭沫若对杜甫“三重茅”的考证与责难固然不必再说，郭沫若论及杜甫与陶渊明的选择性接受同样耐人寻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部分与郭沫若“另类”论李白的趋炎附势一节，堪称前后呼应、相映成趣。 郭沫若从杜甫诗文中钩稽杜甫对陶渊明的态度，他认为“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辞。虽然他也肯定陶渊明的诗”、“尽管杜甫对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渊明对其五子还要加以关怀，但他却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看来杜甫不承认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代……据此，可见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杜甫虽然没有明说陶渊明假冒，而在实际上没有承认他们是同族。这也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29]郭沫若的逻辑很有意思，他论列杜甫庸俗，原因就是他发现比陶渊明更庸俗的杜甫居然“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讥刺难得庸俗一下的陶渊明的“庸俗”。 艰难时势，特殊的诗人，特殊的话头，绵密心曲如此，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一唱三叹。正如郭沫若在叙说李白时所表达的——“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30]所以，当我们读到郭沫若的“杜甫比陶渊明更庸俗论”，以及郭沫若的“李白实际上没那么趋炎附势论”，二者真可谓异曲同工。这一出类似双簧的左右手写作，六手联弹，道出了八十高龄的他对世道人心的感慨与喟叹，真真是“赋到沧桑句便工”。于是郭沫若才会在写到李白暮年以及《下途归石门旧居》时一唱三叹：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象是“了然识所在”了。……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31] 傅庚生不同意郭沫若对这首诗的判断和解释，但却非常明了郭沫若解诗的逻辑与意图，他说：“李白的好诗尽多，似乎不宜评此诗为李白最好的诗之一。只为过分地强调了‘觉醒’，又把此诗做为表现觉醒的典型，才说成‘总结’，誉为‘最好’。”[32] 三 已然暮年的郭沫若，偏偏要写一本《李白与杜甫》的书，既要力挽流俗、抗拒定见，又要力避过犹不及。这样的李白和杜甫，该怎么写才能有“与”的相辅相成，而不是“或”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呢？郭沫若在书中早已明确说，自己不在于李杜优劣论，而且哪怕是对于“新型的李杜优劣论”也是要“顺便加以批评”[33]。乃至全书出版时，虑及李杜二者的均衡，郭沫若甚至特意交代“‘与’字可用小号字。”[34] 从文本结构安排上看，郭沫若也做了非常精心的通盘考量。《李白与杜甫》，包含两大部分“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数量篇幅相当，表述也很平实——“关于”，而不是论、评或其它。所谓“关于”，即与此相关。究竟是什么与此相关，哪些内容与此相关，如何看待和阐释这些相关，这里面的选择和斟酌，正是体现出郭沫若的识见与用心。 在郭沫若看来，他眼中的李白主要与政治活动相关。李白的政治活动，在古代读书人的世界与人生轨范里，不过是极为经典而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35]刘纳将其看作郭沫若写的李白人生传记，也许正是因为有此内蕴连通在焉。郭沫若眼中的杜甫，他认为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杜甫的出身与思想。于是，郭沫若用了一系列彼时代里认识和分析人物最经典的标签、符号与模式语汇来定位杜甫——“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不仅如此，郭沫若还由此及彼，连带勾勒出了杜甫“集团”的核心人物——严武、岑参和苏涣，从一“个”到一“群”，从杜甫到“杜甫集团”。 从文本结构上看，李白与杜甫这两部分，是花虽两朵，各属异枝。李白部分诗情饱酣，颇多人生况味上的理解与同情。杜甫部分则强词夺理，险中求胜，更着意于剑走偏锋策略上的新异夺目。 从行文思路事实上，“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部分其实并不对等，风格差异不说，思路完全迥异。写李白，一通行云流水的曲折，最终落脚于李白的“觉醒”。研杜甫，则时代色彩强硬的符号化裂解拼贴，另加上“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和“杜甫与苏涣”的交往来凑份，最终来了个“嗜酒终身”的“死”。郭沫若以这种对比鲜明的章节标目的形式，呈现自己对李白与杜甫的关系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对李白与杜甫的人生风采差异的判断——诗歌李白与杜甫诗歌。而由诗歌而解李白人生，李白牵扯的是诗人与政治，是文人与政治的纠葛；由杜甫人生而解诗歌，杜甫拘牵的是诗歌与政治，是文艺与政治的互渗。此二者理解进路的差异，恰恰是郭沫若、李白、杜甫三者的“与”和“不与”的关节处和缠绕所在。 这样的《李白和杜甫》当然是郭沫若的，也是郭沫若式“新编历史剧”的一贯风采。然如果就此完篇，此书就不叫《李白与杜甫》，而是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了。这当然不是郭沫若的全部构想。于是郭沫若在“关于李白”部分的最后一节，写了“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事实上，“诗歌上的交往”——这才是李白与杜甫所以能“与”和长期得以并置而论的关键，也是郭沫若试图和李杜相与并论的心有戚戚之所在。如果没有这一点，李白和杜甫的有机联系不过就是历史时空而已。也正因为有诗歌交往，李白与杜甫的联系就是诗歌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就更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进一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诗，这正如罗兰· 巴尔特所言,“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 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 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 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作品就是一种行动。”[36]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也正因为这点联系所生成的精神脉络和精神空间，可以极为宽容而妥贴地安放着郭沫若自己的人生况味与精神归家。暮年郭沫若很清楚这里的关节和缠绕，因为他自己正是兼有李白情境和杜甫情结的时代诗人、摩罗诗人。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的历史、艺术事实，让他在《李白与杜甫》的写作中，找到了自己可以在现实和历史、现实与浪漫、政治与诗歌、超迈与庸俗并存兼容的节点。 鲁迅曾批评郭沫若是“才子+流氓式的”[37]。倘若中性来看，郭沫若的确既有才子的豪情狂妄与意气，也有与时代叛逆的“流氓”斗胆与不羁；既有李白式的逸兴纷飞的天纵英才，也有杜甫咀嚼低徊式的后天苦习而来的才华；既有李白式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与自信，也有杜甫的忧黎庶官僚的努力、坚忍与执着。可以说，郭沫若是李白与杜甫两种情怀、才华与际遇都兼备的当代诗人。对郭沫若而言，李白与杜甫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所谓顿挫高低。为此，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特别在乎李杜的等量齐观。这也是郭沫若的最大心结——他享受的是“我”在李白与杜甫的关系中共荣共存，而非有所侧重与拣择。为此，书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见出郭沫若对李白、杜甫的平视强调之意，那就是在“李白与杜甫的在诗歌上交往”一节所写到的： 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但他有关杜甫的诗不多，只剩下四首……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38] 此类对李白杜甫等量齐观的强调，郭沫若在论及李白的《戏赠杜甫》时又再次拈出，并说这首诗长期被认为是李白“戏杜甫”的证据——“这真是活天冤枉”[39]。在《李白与杜甫》里，“活天冤枉”大概算是郭沫若最强烈的愤懑了。也许正是前人乃至于近时专家一直在、仍旧在抑李扬杜，郭沫若偏要二者平视通观，于是造成了人们一种《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的感觉。事实上，人们注意到了郭沫若对李白的揄扬，却没有注意到他对李白与杜甫二者均衡性的强调、声明和重视。而大量关于此书此事的研究、阐释和评价，恰恰是牵扯了李白与杜甫二者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 郭沫若只有一个，李白式的、杜甫式的，都是郭沫若。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完成了自己，而非撕裂了自己。倘若强作解人，非要在一个完整的人中拣择出各人所需要的郭沫若，那正如非得在李白与杜甫之间站队列，真是“活天冤枉”——“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 [40]，当然也糊涂了郭沫若。 一言以蔽之，暮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写的是李杜两大类诗歌、两种人生与两种接受史里面诸多的“与”和“不与”，更抒发了郭沫若充满张力的自我反思与理解、认同的暮年情怀。小而言之，不管后人如何臧否这部书，平心而论，都应该承认它是一部特别的书，如张炜所说：“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先生出版了这部著作，虽然引起来诸多争论，但直到今天来看也是别有价值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堆积永远不错的套话，而是多有创见和发现。”[41]大而言之，此书传达了郭沫若“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幽思、幽情，更是一种“吾与我周旋，久自成一家言”[42]、自我完成的绚烂之平淡的情怀心境。《李白与杜甫》，不仅是是郭沫若的李白观与杜甫观，更是他暮年借花献佛式的自我通观与反思、确证，是“一场有关自己辉煌和凄凉人生的潜对话”[43]。郭沫若用这种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更完成了自己。这是他戎马倥偬而又狂傲卑微一生的总结、回望与畅想，却也成就了一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罕见的人与文、学术与文学、古与今贯注融通的互文性写作。 注释： [1]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2] 韩毓海：《<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 http://www.m4.cn/space/2012-03/1155009.shtml. [3] 杨胜宽：《<李白与杜甫>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 [4]《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伍旭升，岛石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5] 20世纪80年代初，夏志清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这样叙述：“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写了此书。”（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桑逢康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意旨。”（桑逢康：《郭沫若人格辩》。见李怡、蔡震编著:《郭沫若评说九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说：“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此话多系辗转传抄，并无出处，如前引韩毓海文及.吴波的《<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广州日报》2010-06-12）。然在所见及的郭平英公开访谈报道中没有这句话，见吕莎：《郭沫若及其时代——关于郭沫若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14A04版。 [6]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傅庚生：《杜甫诗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 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4期。 [8] 傅东华：《李白与杜甫》，商务印书馆 1927年10月初版，属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第151种。全书计十章，分别是“诗的两条大路”、“自来批评家的李杜比较论”、“遗传的影响与少年时代”、“‘归来桃花岩’与‘快意八九年’”、“居长安的经验不同”、“人生观的根本差异”、“同时代的不同发展”、“晚年的不幸相仿佛”、“两诗人的共同命运——客死”、“从纯艺术的观点一瞥”。 [9] 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4期。 [10] 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李文注明此论断出自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待版书稿。该书现已出版，查该书并无此论断。但关于此书创作时间的详细情况，其所言“据新披露的材料来看，《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听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经完成”的判断属实。上述相关材料，参见《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2097、2098、2100、2123、2220、2228-2230页。此外，关于该书的写作过程描述，还可见诸王锦厚和张洁宇的著作，但仍无出处。王锦厚认为：“《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几乎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据了解：这是郭沫若一生中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而修改也是最多的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原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的写作中是很少见的。”（王锦厚：《郭沬若学术论辩》,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张洁宇在书中写道：“据知道内情的人说，《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是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张洁宇：《毛泽东与郭沫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1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86页。 [12]瞿秋白：《致郭沫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418页。《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明）皇甫访：《<皇甫司勋集>自序》。转引自（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页。 [14]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 [15]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刘海洲：《时代的反讽 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艺评论》2011年第2期；王琰：《<李白与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谢保成：《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2期。 [1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31-132页。 [17]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编:《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8] 恽逸群：《恽逸群遗作选——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19] 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 [20] 郭沫若：《郭沫若同志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21] 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41页。《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96页。 [23]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58页。 [24]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33页。 [25]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 255页。 [2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58页。 [27]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4页。 [28] [英]奈杰尔·C.班森：《心理学》，徐苗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6年版，第55页。 [29]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37-238页。 [30]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84页。 [3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54-155页。 [32] 傅庚生：《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散绎》，《唐代文学》第1期第189页。《唐代文学》第1期：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编辑组编辑，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 [33]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82页。 [34]《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2220页。 [35] (元)无名氏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杂剧》的“楔子”：“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见《无名氏杂剧选》：张纯道选注，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36][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6页。 [3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3页。《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59页。 [39]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62页。 [40]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63页。 [41] 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42]（明）皇甫访：《<皇甫司勋集>自序》。转引自（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页。 [43] 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