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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年问题的扬弃 讨论过《大日本史》的体裁特性之后，下文从文本内容考察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受容。《日本书纪》是日本的第一部史书，采用编年体，以汉文编成，确定了官修史书的基本范式。《大日本史》也是在《日本书纪》的基础上，加以批判与扬弃，形成了自身的编纂方针和特点。《修〈大日本史〉例》第一条：“凡纪传之文，根据正史，务遵其旧，不妄改削。本纪神武至持统全据《日本纪》，故下惟称本书，不注书名。”故在内容上，《大日本史》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本纪内容主要继承《日本书纪》。而在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受容上，《大日本史》与《日本书纪》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根本不同。 《礼记·大传》记“王道之大者”当包括“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尚书·尧典》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时”。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成为天子的重要职责和身份象征。西方学者在讨论东方专制主义的时候，也将天子授时乃至建元、改元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表现。《大日本史》志表撰者指出：“夫步圭景者，所以辅相物宜，节宣和气；正历日者，所有钦若乾象，敬授人时，故王者重焉。”(14)因此纪年问题并非单纯的时间表记方式，其背后关系到史书的编纂目标与思想方针。 《大日本史》与《日本书纪》两种文本中与纪年相关的差异部分列为表1(见下页)，并可简单归为以下几类：(1)《日本书纪》使用了太岁记事，即“太岁+干支”的记载方式，而《大日本史》中几乎没有这样的用法，只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干支+岁”的纪年形式。(2)《大日本史》以辛酉元年为标志，前后纪年分别用“岁”和“年”进行区别，使用“年”的同时会加上春夏秋冬四季来表月，而在《日本书纪》中没有这样的区别。(3)《日本书纪》在表示日期时会用当月的朔日干支再加当日干支的方式，即“某月+朔日干支+当日干支”，而《大日本史》只在表示每月初一的时候仍然使用“干支+朔”的表记方式。《大日本史》中具体日期用数字表示，即“数字月+数字日+当日干支”的形式，而《日本书纪》中则只用干支纪日不使用数字纪日。 《日本书纪》在每一任天皇即位时都特别使用太岁干支，太岁连接着天皇之圣运并标志着治世的开端。只有以下几处特例：一是神武天皇即位七年前“太岁甲寅”；二是绥靖天皇即位前半年“太岁己卯”；三是神功皇后摄政三十九年和六十九崩年分别记载“是年也太岁己未”及“是岁也，大岁己丑”；四是天武纪二年“太岁癸酉”。太岁干支是《日本书纪》一大独特的纪年方式，那珂通世援引桥本增吉的太岁记事研究指出，“太岁的运行与天皇的圣运之间有着特殊的一致性，书纪的太岁记事正是这一观点的表现”。(15)《大日本史》虽然有所改写，但其“数字+年+干支”的标记方式也是天皇在位的表示。如在绥靖天皇本纪开篇，神武天皇驾崩而绥靖天皇暂未即位，即出现天皇空位时，使用“干支+岁”的表记结构，而类似的用法在本纪的其他部分并无发现。同时在应神天皇本纪当中神功皇后摄政年间，《大日本史》所使用的纪年方式都是“干支+岁”，区别于应神天皇即位之后用“数字+年+干支”。这正是《大日本史》特别强调的“三大特笔”之一，将神功皇后从本纪中退出，神功皇后摄政的六十九年区别于天皇在位的纪年方式。 平安时期的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在《革命勘文》中指出“然而本朝自神武天皇以來，皆以辛酉为一蔀大变之首”，“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等谶纬理论成为《日本书纪》构建天皇世系的依据。但《大日本史》则认为：“夫圣人之治天下也，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并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咎徵自销，休祥且臻，纵有纬候之说，革命何足畏邪。”(16)由上可见，中国式的天子授时以定正朔的正统论观念，从《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都深受其影响，并以此为纲建立天皇之世系。但是《日本书纪》以谶纬学说的天命逻辑构建天皇世系，《大日本史》却显然对谶纬学说，尤其是“辛酉革命”说抱持批判态度。对《大日本史》的编纂者来说，新的问题是如何用不同的逻辑来建构天皇之正统。“是以人事得失，宜鉴于古今，彰往考来，有述有作，劝善惩恶，或褒或贬。属辞比事，殊方岂无载籍；详内略外，正史故存体裁”，(17)通观《大日本史》全书编写体例，水户藩的编者选择了一个有些接近于兰克史学的方法，即让历史自己说话。史臣们广泛搜集各地史料，探访史迹，以“秉笔直书”的“实证态度”编纂天皇在位与缺位的年次序列，自然地展现连绵不绝的日本皇统。因此，《日本书纪》与《大日本史》在以纪年、“天子授时”等形式表现天皇正统的修史方式和理念上是相通的，但是两者在构建正统的逻辑上是根本不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