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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 白寿彝先生精勤治学数十年，他洽览深思，开拓创新，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民族史、中国交通史等诸多领域相继撰成数量众多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白先生跟单纯作“书斋式”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器识宏远，视野开阔，深谙学术与时代、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而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把学术与反映时代的脉搏、推动时代前进紧密结合起来，凡所著述，既有扎实的学术根柢，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着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因此，使命意识和坚韧精神是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代学者的独具风格，也是其成功的真谛，对此，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探讨，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做粗线条式的论述。 一、感受时代精神，确立“立体式”著史目标 抗战时期，白寿彝先生辗转由开封到达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的次年9月，他在昆明五华书院做学术讲演，题目是《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将《春秋》产生以后至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东汉末以前，为“编年纪传二体之确切建立”；三国至唐前期，为“断代史的著述普遍地发达”；自《通典》撰成至明末，“是通史时期”，代表性著作是《通典》、《资治通鉴》和《通志》；自明末以来，“是专史时期”。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三千年中国史书体载演进所作的反思和总结，体现出白先生高度的概括力和独到的眼光。而更为珍贵的是，在讲演的最后一段，白先生抒发了对抗战胜利以后面临的新时代的强烈感受，指出当前历史编纂形式所能容纳的内容之不能令人满意，呼吁革新进取，创造历史编纂的新局面。他充满热情地论述： 近三四十年来，历史体裁是向着新的方向走了，但仍不能脱离专史时期。不只近三四十年如此，将来相当长时期内恐怕还要如此。所不同者，是：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至于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关系日渐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庸者看的，所以过去的史书形式也还罢了。现在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现在中国史学的前途，仅在体裁方面说，还是艰难万状，让我们的作者携手前进，来共同克服种种困难。（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8-659页） 这段话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认为抗战胜利后的时代特点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史书体裁必须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庸者看的”，所以过去的史书体裁可以用平面的、甚至是点线的写法；而“现在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以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目的”，所以“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由此强烈地表达了历史家本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确立了“立体式著史”的新目标。二是，正由于此，作者对当前历史编纂的现状很不满意，所指乃是自20世纪初以来由西方输入的“章节体”，已成为广泛流行的史书编纂形式。尽管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但白先生却以新的时代要求来衡量，认为它未能充分地写出人民的活动、体现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必须革新。这正是历史学家在时代精神感召下表现出来的强烈使命意识！白先生从此确立了“立体式著史”的目标，并在此后数十年间长期地执着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