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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努力探索如何建构新的学术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也在全国学术文化领域取得了指导地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如何使学术研究适应新的时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作为思想指导的问题。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新学科更是面临着如何建构学科体系、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任务。为了帮助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可以举出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中的记述加以体会。金先生于1944年出版有《中国史学史》，产生了颇大影响。他写于解放初年的日记，曾真切地表达出当时困惑的心情，说他“常思多读新书以矫己病，但仍常与旧书为缘，置新书而不读”。又慨叹“胸中荒伧如不识字之农氓，闻人谈一二事皆茫然莫知置对”；“余在旧社会时，颇以能文自负……一旦进入新社会，骤觉自己为妙手空空一无所有之人。于是一易向之自尊感而为自卑感，等于一落千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994、6935、7026-7027页）至1952年他由北京大学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自称他嗣后在范文澜的关心、鼓舞下，“努力向前”，连续撰写出近代史论文，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参见赵庆云《创棒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119页）而在这一时期，白寿彝先生因经过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观点大有进境，不但达到了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而且凸显其学术担当精神。他于1961年5月所撰《谈史学遗产》一文，目的就是以新的观点对以往丰富的历史典籍加以定位，和探索如何建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不禁为其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所表达的强烈使命感而叹服！其主要贡献，第一，明确提出以往丰富的历史典籍是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这同当时不少人认为时代变了，进入新社会了，古代史籍就仅仅具有史料价值而已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同时，对开展好研究史学遗产的工作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67页）堪称目标明确，气魄宏大！第二，论述研究史学遗产对于推进当前史学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即：“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战斗作用”，“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2、463、464页）第三，论述研究史学遗产“要百花齐放”，提出：“如何东风齐着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72页）文章中提出要开放以下六个花圃：对史学观点遗产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前人关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些实际上是白先生提出的史学史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规划。 白先生1964年2月撰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之商榷》一文，是在理论上对前一篇文章的提升。如论述：“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运动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页）还要探讨史学史上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之间的对立。提出，应当总结历史科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这三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指出：“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1页）强调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充分地占有资料，尤其“要集中力量，占领堡垒”，深入地总结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0页）以上各项，显然都旨在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