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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京山苏家垄M85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20年左右或偏后。从墓内未见兵器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位女性,再结合簠内壁“宋子”铸器的铭文分析,或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贵族夫人。墓中除了纹饰精致且较特别的铜簠之外,还应包含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苏家垄墓地; M85;年代;曾国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32); 武汉大学重大委托项目“两周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探析”(2016年)的阶段性成果 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京山苏家垄遗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先后清理了墓葬101座、车马坑2座,对研究古曾国乃至周代历史与文化获取了一大批珍贵的新材料,可谓近年来国内东周田野考古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最近《江汉考古》陆续刊布了该墓地的两篇发掘简报[1],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本文结合相关资料,拟就苏家垄M85的年代和文化特征作简略的分析,为学界进一步的探索提供参考借鉴,错误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苏家垄M85年代蠡测 M85位于墓群的西南部,东与墓地南部的两座较大墓葬M79、M88(即曾伯漆夫妇墓)相距不远,其间当有一定的联系。该墓为土坑竖穴,四壁较陡,没有二层台,墓口与墓底大小相差不大,墓底长3.6,宽2.4米;葬具为一棺一椁,头向145,大体朝南;共随葬铜、陶、玉器13件,其中青铜礼器5件,有鼎、簠、甗、盘、匜各一件。就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而言,属于一座小型曾国贵族墓葬。 关于该墓的时代,简报在与相关材料加以比较的基础上,推断为“春秋中期阶段”,并言“为苏家垄墓群中年代较晚者”,值得信从。如果我们以目前相对精细的分期标准,就这批材料做进一步的讨论,可对其年代范围和文化特征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M85随葬的铜鼎,附耳,敛口,鼓腹,圜底较坦,三蹄足,隆盖,顶部有11根弧形立柱支撑的环形捉手;口沿外有一周凸棱承盖,上腹另有一周凸弦纹。但在颈、腹、盖面及三足膝部均素面无纹。这件鼎的形制,与春秋中期以降的楚式緐鼎(亦称“箍口鼎”)类似。就细部特征而言,要晚于1969年湖北枝江百里洲出土的3件铜鼎[2],而又早于河南淅川下寺M8所见的緐鼎[3],亦早于襄阳沈岗M4随葬的同类器[4],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作风(图一,1～4)。 该墓出土的簠,口沿四边的直壁较矮,圈足四边正中的缺口左右呈弧形内凹,四个半环形龙首耳,器盖口沿上未见边卡;直口和斜壁部位均饰精细且凸起的垂鳞纹,足部饰较细密的蟠螭纹,盖顶饰粗疏的蟠螭纹。其形制、纹饰当晚于湖北枣阳郭家庙M1的曾孟赢簠和河南信阳平桥M2随葬的铜簠[5],而与下寺M 7、M 8所见的几件簠相近又略早[6](图一,5～7)。 图一相关器物比较 M 8 5的甗,为圆形、分体,上甑下鬲,各有一对方形附耳,甑作敞口,束颈,弧腹内收;鬲作折沿,束颈,圆肩,鼓腹,下腹内收,三蹄足,弧裆较高,方形附耳约呈4 5度向外侈出;甑的肩部一周索状凸弦纹,附耳外侧饰重环纹,其他部位均为素面。其形制,与河南新野小西关M 1所见的圆形分体铜甗接近而要晚[7],但又明显早于湖北随州季氏梁、东风油库M 1出土的上部为甑、下部为罐形鼎的几件甗[8](图一,8～1 1)。 M 8 5所见的盘,为长方形附耳,直口,平折沿,浅腹,平底,三小蹄足,通体素面,其形制当晚于枝江百里洲出土的折沿、浅腹、平底的圈足盘[9],而与淅川下寺M 7随葬的铜盘接近又稍早[10](图一,1 2～1 4)。匜作深腹,平底微圜,下有四个扁体夔形足,管状流较长,尾部有龙形鋬;流的封口表面饰半浮雕兽面纹,中腹与腹底之间各饰一道凹弦纹,颈、腹部均饰蟠虺纹,其形制、纹饰与枝江百里洲发现的铜匜类似而略晚,又较下寺M 7随葬的前部管状流较短、尾部为带龙首的环形鋬、底部三小蹄足的东姬会匜稍早,且比下寺M 8内的平底、短流、体部较宽、尾部为龙首环形鋬的以邓会匜更早一些[11](图一,1 5～1 7)。 早年枝江百里洲出土的青铜器,整理者认为属“春秋早期”,恐偏早,从鼎腹较浅、底部较平坦,簠的口部直壁较高、足部缺口向两边凹进,盘腹较浅、外表饰蟠螭纹的特征分析,当不早于春秋早中之际,更可能在春秋中期的早段;枣阳郭家庙M 1的年代,发掘报告定于“春秋早期后段”,是正确的;信阳平桥春秋墓,发掘者说是“春秋早期至中期”,跨度稍大,我们曾通过比较,认为属于“春秋早期偏晚,不迟于春秋早中之际”[12];新野小西关M 1器组,简报言在“春秋早期”,结合墓内所出上下分铸、均有附耳的圆体甗,敦形鼎,器腹与盖面均饰蟠螭纹的盆(简报作“”)以及蟠螭纹簠等过渡性风格来看,应为春秋早期晚段且接近早、中之际。 下寺诸墓的时代,发掘报告曾做过全面细致的分析,推定M 7、M 8和M 3 6三墓属于春秋中期晚段,即公元前6 2 0-5 7 1年之间;M 4略晚于M 3 6而早于M 1、M 2,属于春秋晚期的初年[1 3]。经过最近二十多年来若干新材料的检验,证明下寺墓地发掘者当年所做的这一结论是准确可信的,可谓春秋时期楚墓断代的重要标尺之一。如果按照淅川下寺M 7→M 8→M 3 6→M 4这几座墓葬的先后次序及分期框架做进一步推测,下寺M 7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6 1 0年前后或稍早,M 8、M 3 6和M 4约分别为公元前6 0 0年、5 8 0年和5 6 0年左右。 襄阳沈岗M 4,发掘简报定为“春秋晚期前段”,从其随葬的鼎、盏形制、纹饰与下寺M 8、湖北当阳金家山M 9所见緐鼎、铜盏相似的情形来看,时代应该相近,当属于春秋中期的晚段。随州季氏梁发现的数件青铜器,简报推测“年代应为春秋中期”,从所出字母口平盖鼎的形制、纹饰分析,与下寺M 7的同类器接近,时代亦为春秋中期偏晚。东风油库M 1,发掘简报认为属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是正确的。 比较可见,苏家垄M 8 5随葬的5件青铜礼器,就其鼎出现箍口承盖、隆盖顶部带有环状捉手和盘腹变浅、底部三小蹄足等过渡型特征来看,应晚于枣阳郭家庙M 1、信阳平桥M 2、新野小西关M 1及枝江百里洲的有关器物,而与淅川下寺M 7和M 8、襄阳沈岗M 4、随州季氏梁及东风油库等所出同类器接近或稍早,当属于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 2 0年左右或偏后。 二、文化因素简析 M85墓主的头向1 4 5度,大体朝南,与同一墓群中大多数墓葬头向朝东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据“墓地南区墓葬分布示意图”所示,位于该墓地南部偏东的M 4 5、4 6、4 8、4 9,和M 6 6、6 8、6 9诸墓也都是南北向[1 4],可见墓主头向朝南在曾国墓葬中并非个别。 该墓未见被盗痕迹,说明墓内随葬品应该是相对完整的,其中没有发现兵器,表明墓主可能是一位女性;结合铜簠的器、盖底内壁皆有“宋子□”铸器的铭文分析,这位女性很可能是由北方宋国嫁于曾国的某低等贵族夫人。如果这一推测大致不误,则除了这件纹饰精致且较特别的铜簠之外,墓中可能还包含有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墓内随葬的铜礼器为鼎、簠、甗、盘、匜,核心组合当是鼎与簠,这与西周至春秋早期贵族墓葬多以鼎、簋为核心的情形有所不同,此类情况一方面是受西周以降鼎、簠组合日益常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墓主人社会地位不高、不宜使用簋类器物进入随葬礼器的行列有关。如在苏家垄墓地规格较高的M 7 9中,随葬有五鼎四簋和三鼎四簠两套青铜礼器,既体现了墓主曾伯漆比较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亦反映出此间文化风格发生转变的过渡性特征。1 9 5 3年发现的河南郏县太仆乡铜器群,亦属春秋早期,其中实用礼器为五鼎四簠等,而四件铜簋则属明器一类[15],应是下葬时临时补入的,以隆显墓主人的身份或后辈对先人的崇敬,从中亦可见当时鼎、簋与鼎、簠两种组合的并行交错关系。 另如郭家庙M 1,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随葬礼器为鼎、簠、壶、盘、匜[16];新野小西关M 1,下葬年代不晚于春秋早中之际,随葬器物是鼎、簠、甗、盆、盘、匜[17];时代与该墓接近而略早的枝江百里洲器组,有鼎、簠、壶、盘、匜[18]。这几批铜礼器的核心组合基本一致。年代稍晚的淅川下寺楚墓中较早的几座墓葬如M 7、M 8、M 3 6和M 4,随葬礼器主要是鼎、簠、浴缶、盘、匜[19],核心组合也是鼎、簠。由此可见,以鼎、簠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组合,当时不仅限于某一地域或一国一族,而是春秋早中期比较常见的一种社会礼制与文化现象,其后楚系贵族墓中所常见以鼎、簠、缶为核心的组合习俗,亦应是由这一礼制因素发展、演变而来的。 就几件铜礼器的形制特征而言,该墓所出的鼎(图一,1),此前基本不见,而与此后多见的楚式緐鼎(即箍口鼎),如淅川下寺M 8出土的以邓鼎、尤其是襄阳沈岗M 4、湖北钟祥黄土坡M 3 1随葬之緐鼎类似[20],制作时间当前后相去不远,其间当有内在的联系。至于这件铜鼎与楚式緐鼎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目前资料不够,还难以分辨清楚,有待于京山苏家垄、枣阳郭家庙以及随州义地岗等墓地相关材料的不断刊布和验证。 M 8 5随葬的附耳、浅腹、平底、三小蹄足的盘,与较其时代稍早的附耳、腹部较深的圈足盘和较其时代略晚的环耳三足盘相比,亦呈明显的过渡特征,如枝江百里洲发现的铜盘,虽为圈足盘,然腹部较浅,圈足变矮[21],上部形态与该盘接近;下寺M 7所见的附耳三足盘,腹部略深一些,三蹄足的上部装饰变得复杂一些[22],并显现出一定的楚文化因素;钟祥黄土坡M 3 1的盘,身部和三足与该盘类似,然附耳却被一对小环耳所取代[23],时代亦要略晚一些。 由百里洲盘→苏家垄M 8 5盘→下寺M 7盘→黄土坡M 3 1盘几件器物的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春秋中期这段时间内附耳圈足盘向环耳三足盘的演变轨迹。 三、结语 分析表明,苏家垄M 8 5随葬的青铜礼器,就其鼎出现箍口承盖、隆盖顶部带有环状捉手和盘腹变浅、底部三小蹄足等过渡型特征来看,应晚于枣阳郭家庙M 1、信阳平桥M 2、新野小西关M 1及枝江百里洲的有关器物,而与淅川下寺M 7和M 8、襄阳沈岗M 4、随州季氏梁及东风油库等所出同类器接近或稍早,当属于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 2 0年左右或偏后。 从墓内未见兵器的情况来看,墓主人可能是位女性,再结合簠内“宋子□”铸器的铭文分析,或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贵族夫人。墓中除了纹饰精致且较特别的铜簠之外,还应包含有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M 8 5鼎、盘诸器的形制,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这些文化现象认真探讨,不但对深入认识春秋中期前后的社会变迁,同时对准确把握楚文化的发展与形成,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注释 [1]方勤、胡长春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苏家垄墓群M85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18年第1期。 [2]枝江百里洲出土的鼎,见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3]淅川下寺M7、M8的緐鼎,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页。 [4]襄阳沈岗M4的緐鼎,见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市沈岗春秋时期墓葬》,《考古》2017年第5期,第56页。 [5]曾孟赢簠,见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1~94页;信阳平桥M2的簠,见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6]淅川下寺M7、M8随葬的簠,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1~33页,第9~13页。 [7]新野小西关的甗,见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第20页。 [8]随州季氏梁所出的圆甗,见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东风油库M1的甗,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199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 [9]见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10]下寺M7的盘,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5页。 [11]东姬会匜,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6页,第15页。 [12]参见徐少华:《樊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新探》,《考古》1995年第4期。 [13]关于淅川下寺诸墓的分期与年代,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08~319页。 [14]方勤、胡长春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按这些南北向的墓葬,因资料尚未刊布,头向朝南或朝北还不清楚,估计其中应该有一部分朝南的。 [15]《河南郏县发现的古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16]见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91~95页。 [17]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18]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淅川下寺M8出土的“以邓”緐鼎,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7页;襄阳沈岗M4的緐鼎,见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市沈岗春秋时期墓葬》,《考古》2017年第5期,第56页;钟祥黄土坡M31的緐鼎,见荆州博物馆等:《湖北钟祥黄土坡东周秦代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第272页。 [2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22]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5页。 [23]钟祥黄土坡M31的盘,见荆州博物馆等:《湖北钟祥黄土坡东周秦代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第277页。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