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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記錄了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經典對話： 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于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1] 據梁濤先生《孟子行年考》考證，這一段對話大約發生在公元前318年。[2]當時齊宣王很不理解一個現象：自己的苑囿方圓40里，遠比周文王的苑囿小，爲何民衆還抱怨說太大。于是孟子揭示了周文王與民共享的仁政道理。從法律史的視角，這段對話透露出，當時的齊國法律規定：獵殺禁苑的麋鹿，等同于殺人之罪。我們可推導出：触犯者當處以死刑。這顯然很殘暴，將百姓性命等同于國君的麋鹿。 上面對話的時代距秦商鞅變法幷不太遠，筆者好奇當時秦國的禁苑如何管理？可惜暫無資料佐證。但比《孟子》大約晚一個世紀的湖北雲夢龍崗秦簡中，出現了大量關于禁苑管理的法規。相比之下，顯得人道很多。律文雖然劃定了一定範圍的禁區，禁區內禁止狩獵動物。但常留有一些餘地，有些情况下允許捕獵特定的動物。例如： 時來鳥，黔首其欲弋射耎獸者，勿禁（简32）；∠取其豺、狼、豲、貈、狐、狸、豰、雉、兔者毋罪（简34）。[3]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秦律對偷獵者幷不適用死刑。龍崗秦簡33規定： 鹿一、彘一、麇一、麃一，狐二，當完爲城旦舂。[4] 按《龍崗秦簡》編者的解讀，這條律文規定了對偷獵的處罰：偷獵鹿一頭、彘一頭、麇一頭、麃一頭，狐二隻者，當完爲城旦舂。[5]該律文提到的“麃”與《孟子》中的“麋”是同一種動物[6]，“城旦舂”則是遠較死刑爲輕的徒刑。可見，在秦代偷獵禁苑的麋鹿，幷不被視爲殺人之罪，不被處以死刑；刑罰遠较齊宣王爲輕。 龍崗秦簡的規定是當時的新規定吗？還是承襲了商鞅變法以降秦國禁苑管理的法規？我們無法斷定。但管中窺豹，相對于戰國時代齊國法律，我們發現秦律似乎更加人道些。後世所謂秦律嚴苛之說，似乎是在反秦背景下，脫離了法律史語境的建構。若秦律嚴苛，六國法律（至少是齊法），可能更加嚴苛。 [1] 楊伯峻：《孟子譯注》卷2《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9頁。 [2] http://www.chinakongzi.org/guoxue/lzxd/200705/t20070520_15239.htm [3]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85-86頁。 [4] 同上，第85頁。 [5] 同上。 [6] 《史記·孝武本紀》載“其明年, 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集解》引韋昭曰：“楚人謂麋爲麃”（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57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9年11月15日12：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