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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既 没 进过大学，也没有任何学位，可是，他不仅成为20世纪上半期研究亚洲内陆为数不多的重要学者，而且对这一领域的地理政治和生态环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诸多专著，尤其是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成为研究内陆亚洲的必读书。1992年我才第一次听说欧文·拉铁摩尔这个名字。那年年末，我将离开英国牛津大学，前往大洋彼岸哈佛大学的中亚研究系开始一段新的学业。临行之际，学友陈学毅说，做中亚研究的肯定要读拉铁摩尔，就在我的一本袖珍地图册的末页认认真真地写下了“Owen Lattimore”和“《中 国 的亚洲内陆边疆》”。到了康桥，我上的第一门课是蒂娜（Elizabeth Endicott）的“中国和内亚边疆关系史”。拉铁摩尔的名字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赫然出现在课表上。 拉 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首府华盛顿，不到周岁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直到1928年夏才第一次回美）。襁褓中，他就开始了一辈子游走世界的生活。他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是一名高中老师，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为了寻求收入更好的职业，决定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谋职。于是举家在1901年迁往上海，老拉铁摩尔任英语和法语老师，后来又北上天津和保定任教。回美后，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正是老拉铁摩尔，引导美国蒙古学的鼻祖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学习中文，引发他对蒙古学的兴趣。 拉铁摩尔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接受家教到12岁，之后被送往瑞士上学，开始了独立生活。他在英国上完高中后回到了中国，先在天津一家英国的棉纺织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后来在上海干过保险行业。他一边工作，一边得空就去中国内亚边疆旅行。虽然他读完高中之后就没再就学，但是以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经历和走万里路的体验使他学会了多门学科的最基本的知识。在天津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他学到了经济学。在中亚长途旅行时，他掌握了有关政治、经济以及所经之处的一手地方性知识。他年轻时对亚洲内陆的了解多半来自他丰富的游历，还来自他不同寻常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虽然旅途中随身携带着斯坦因的《中国沙漠废墟记》、贾鲁瑟的《未知的蒙古》和斯文·赫定的《外喜马拉雅》等等前辈的游记，但他显然不同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学者。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内蒙古边疆。我与当地专做蒙古和新疆贸易的商人谈话后，决定向我当时服务的公司辞职，而进行内陆旅行。”（唐晓峰译文）漫漫旅途中，1925年他在归化（呼和浩特旧城）火车站所见的一幕成了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边疆历史研究》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一书中记载，徒步的游牧商队和运送货物的火车同时抵达归化火车站，从骆驼背上卸下的货袋和火车车厢齐齐排成两行，那两行货物只有两三步之隔，却连接着足足两千年的历史。他感叹道：“游牧商队在中亚大陆来回，长途跋涉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而火车则彻底摧毁了内陆边疆已逝的历史，打开了通往未来的途径。”这一幕给拉铁摩尔留下了至深印象，不仅始终牵引着他往后学术研究的走向，也使他对蒙古草原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恋。由此而起，他对漠北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在同一年，拉铁摩尔在北京和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相遇。当时，埃莉诺的父亲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Evanston，IL）的西北大学来到中国休假，她随同父亲来到北京，从事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拉铁摩尔和埃莉诺相识一年后结婚，不久即计划跨越亚洲内陆。他们分头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经过千辛万苦在新疆塔城团聚，然后开始了六个月的中亚蜜月之旅。夫妇俩坐着马车，先从塔城去乌鲁木齐，再到吐鲁番盆地，然后沿着盆地边缘，从吐鲁番到阿克苏、喀什、莎车。这对新婚夫妇结伴而行的乐趣可以从埃莉诺的一封家书里看出：“我们欢快地奔走着，从塔城前往乌鲁木齐。有丈夫陪同真的比独行有趣多了，五天里我们走了三站地。不过，我们真的不在乎啥时候到达目的地，甚至都不在乎有没有目的地！”他们最后穿过喀喇昆仑山口，翻越5000多米高的山峰，栉风沐雨，抵达印度斯利那加（Srinagar）。他们一辈子相依相随的动荡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埃莉诺比拉铁摩尔年长五岁，陪伴拉铁摩尔走过了中国边疆和亚洲内陆的山山水水和崎岖险境。 这次长途跋涉使得他完成了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一书，此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研究员亚瑟·欣克斯（Arthur R.Hinks）邀请他主讲学会的第三场“亚洲讲座”，而前两场的主讲人分别是斯坦因（Aurel Stein）和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同时，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赢得了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后 来 担 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关注和赏识，获邀在美国地理学会发表演讲。鲍曼的推荐让拉铁摩尔申请到了美国社科研究协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拉铁摩尔此后走上了学术之旅。 1928年到1929年间的八个月，拉铁摩尔在社科研究协会的资助下，来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碧波地博物馆（Peabody Museum）进修。这是拉铁摩尔踏入学术圈之前，跻身高等学府的唯一一段时间。如果说归化火车站的一幕触发了他对中亚的热爱，那么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学术牧人，在哈佛大学的这段短暂经历为他铺开了往后学术生涯的路径。 1920年代末置身哈佛园，拉铁摩尔适逢其时。他在人类学系认识了哈佛人类学系迪克森 教 授 （Roland B.Dixon，1875—1934），而迪克森又把他介绍给罗伯特·巴雷特（Robert MeLoyne Barrett，1871—1969）。巴雷特富家出身，曾游历喜马拉雅山区，并出版了有关这一地区的系列游记，在1920年代广为传阅，颇具影响力。出于对拉铁摩尔游走中国边疆和亚洲内陆的敬慕，巴雷特慷慨解囊，答应为他往后两年的田野考察和中亚研究提供资助。 拉铁摩尔在哈佛碧波地博物馆研修的这段时间里，时值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之初，学社正联络各方汉学家前来讲学、交流。1928年到1929年间受邀来哈佛讲课的有伯希 和 （Paul Pelliot）、洪 业（William Hung）、钢 和 泰（Baron von St覿el-Holstein）和博晨光（Lucius Porter）。从而拉铁摩尔有机会结识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们和受邀来讲学的领衔汉学家。哈佛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George Chase）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趁他在人类学系研修期间，邀请他做一场在中国东北旅行考察的演讲。 当时这几位重要的学者的到来为波士顿地区带来一股小小的“内陆亚洲热”，他们开始为学生开设有关亚洲的课程。1928年末，伯希和在哈佛的福格美术馆做完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讲座后，当时波士顿地区的名流卡尔·凯勒（Carl T.Keller）邀请他和十八位客人赴宴，其中就有拉铁摩尔和钢和泰。晚宴后，凯勒写信给远在英国牛津的斯坦因，兴致勃勃地介绍正在哈佛的同道拉铁摩尔以及他的中亚探险之旅。斯坦因回应道：“我曾在《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上读到他的文章。拉铁摩尔夫妇历经千辛万苦在新疆重聚的历险，的确充满了勇气、胆量和远征的能耐。” 来哈佛研修的经历不仅为拉铁摩尔提供了和学界交流他的游历和著作的机会，而且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源起。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言：“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学习更多的东西。回到美国后，得助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我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了八个月的研究。之后，在1929年，进一步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支持——写作这本书的酝酿由此开始——我们又到中国满洲。”（唐晓峰译文） 当时任职哈佛福格美术馆的华尔纳（Langdon Warner）向拉铁摩尔夫妇介绍了日本和他的日本友人。1929年8月，拉铁摩尔夫妇启程回亚洲，中途停靠日本两周，经华尔纳介绍，走访京都和东京多处。10月4日，他启程回到中国，途中给华尔纳的信中坦率直言：“即将返华，不管回去后的经历充满乐趣还是令人失望，我都深深为之兴奋。”即将开始的前往东北的实地研究也是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资助的，但是经费不足，而他在哈佛时通过迪克森介绍认识的巴雷特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资助。可以说，在哈佛的八个月，拉铁摩尔成果颇丰，不虚此行。 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东北文明的摇篮》，而《高地鞑靼》即将面世。除了《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上发表的论文之外，他还在《亚洲》《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另外，他回北京时又见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位董事伍兹 （James Woods）和钢和泰。当时伍兹在中国访问教会大学,为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招兵买马，而钢和泰在哈佛任教一年之后刚回北京，继续接管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在 他们的鼓励下，11月2日，他从穆克屯（沈阳）向哈佛燕京学社发出了研究经费申请书，计划在1930—1931年度前往北京，在那里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并到中国边疆考察。拉铁摩尔在申请书后一下罗列了七位推荐人，其中有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哈佛人类学系的艾尔弗雷德·托泽（Alfred M.Tozzer）、人类学系的罗兰德·迪克森，还有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精通多种亚洲语言的人类学家和史地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钢 和泰，以及老友华尔纳，还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亚瑟·欣克斯（Arthur Hinks），阵容实在浩大。 在1930年3月中的董事会上，哈佛燕京学社批准了拉铁摩尔的研究经费申请书，同时得到学社资助的还有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他将来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自序中写道：“（研究中国边疆的基础是如此）可是，其中还有许多准备工作。第一是学中文。因为我虽然会说中国话，我却不知道这些充满着历史的中国人民的传说究竟有没有官书的根据，此外我还想学蒙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在蒙古的旅行是完全由中国的商人和士兵作伴的。1930年，我们从东北到北平去，在那儿住了好几年。最初是由哈佛燕京学社给我一个研究员的名额……。” 1929年拉铁摩尔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经费的同时，也向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提出了申请。虽然他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宗旨更符合，但他还是同时向古根海姆递交申请。他同时得到了两方的资助，而燕京学社的资助不能再续第二年，于是他决定推迟接受后者的资助时段，从1931至1933年，他在中国边疆的研究和写作是由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资助的。 1928年到1933年，完成了五年的研究后，拉铁摩尔再次回到美国，先后任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34年到1938年这一段时间是他最有成就的时候，而这些学术成果和他之前五年在北平和中国内陆边疆的考察研究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这也为他往后在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他潜心十年著述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出版。汉译本1941年在重庆初版，1946年在上海出了“在沪一版”。这本书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时至今日，研究内亚的学者依然在讨论拉铁摩尔书中的论点，正如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濮 培 德（Peter C.Perdue）评 议的：“和同时代的亚洲学学者相比，拉铁摩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的研究跨越国界以探求中国以及内陆亚洲的地理政治结构。直至今日，学者依然立足于他的洞见来加深对这一领域的探究。” 自1929年离开哈佛到中国东北后，拉铁摩尔多次在蒙古大漠作田野考察，辗转世界各地，大多时间生活在国外。哈佛大学碧波地博物馆的同仁并没有忘记拉铁摩尔在蒙古学方面的专长，不时向他咨询相关的考古所获。经过1950年代麦卡锡的风波后，拉铁摩尔夫妇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度过了七年（1963—1970）。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纽曼（Robert P.Newman），这是拉铁摩尔动荡的生活中最安宁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期间，他为利兹大学创办了英国大学内的第一家中国研究中心，不时和朋友们分享他离开美国后的欢快心情：“埃莉诺和我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这边总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也有很多有趣的人和我们来往。奇怪得很，巴尔的摩似乎倒像是一个死寂的英国乡村，啥新鲜事儿都没有，而我反倒觉得利兹是一座地道的美国城市，充满着内在的能量和创造力，人们总是敢想敢做。”这与其道出了利兹和巴尔的摩这两座英美城市的差别，还不如说，麦卡锡年代的经历给他留下一种观看世界的独特心态。到了1980年代，拉铁摩尔辗转世界多处之后再次回到了英国。那时他年岁已高，却孤身卜居剑桥。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的生活已不能自理。他的儿子大卫（David Lattimore）任教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亲自把父亲接回新英格兰。为了能就近照顾父亲，就把父亲安顿在布朗大学附近的波塔基特的寓所，离家仅两条街之隔。 拉铁摩尔去世三年后，纽曼的巨著《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问世。可是前不久我才得以仔细阅读这一传记。适值新英格兰的隆冬，天寒地冻，我驱车送孩子到罗德岛州波塔基特（Pawtucket，Rhode Island）的一家画室参加活动，而我自己随即钻进街边的一家咖啡店坐下，接着读完此书。最后一章写的便是拉铁摩尔从英国剑桥移居新英格兰安度晚年的日子。从二十五岁开始，拉铁摩尔开始穿越亚洲内陆的高原、沙漠和戈壁险滩，游走世界多处，而在暮年，他回到了新英格兰。正是眼前这座宁静的大西洋岸的海湾小城，为这位“行万里路”的游牧学者，留下最后一处安身歇息之所。 （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