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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载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关于“束脩”的含义，历来说解纷歧。宋代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束脩为束脯之义，俗称十条干肉，是拜见老师的礼物。但也有学者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这两种解释被认为出自孔安国、郑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实际用例，故自宋代以来渐有学者信从，并在清代和近现代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束脯之说，既符合文字本义，又符合先秦语言环境。束脯之外的意义，先秦典籍中未见其例，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将其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其实是前人误解文献所致。 “束带修饰”说不可靠 《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据说是孔安国撰的《尚书传》将其解释为“如有束脩一介臣”。唐人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引述汉人孔安国注《论语》：“孔注《论语》以束脩为束带修饰，此亦当然。”也就是说，《尚书正义》认为，孔安国在注《论语》时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在注释《尚书》时使用“束脩”一词，也应取束带修饰之义。这是束带修饰之说的源头和依据，但《尚书正义》所引的内容并不可靠。 三国时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束脩以上，则皆教诲之。”这里并未具体解释“束脩”的含义。后来，皇侃基于《论语集解》而撰《论语义疏》，则将“束脩”解释为十束脯，还说“孔注虽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离脯也”。若依照皇侃的疏解，孔注将“束脩”视作干肉。何晏、皇侃的时代远早于孔颖达，他们所见孔注没有“束带修饰”之文。有学者认为，今本《论语集解》脱“束带修饰”四字。但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论语集解》中，也没有异文。因此，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在何晏《论语集解》之后，孔安国注《论语》未有流传迹象，隋唐史志皆不见著录，大概很早就已亡佚。《尚书正义》是以刘焯、刘炫旧疏为蓝本编纂的，但无论是孔颖达还是二刘，他们所引孔注《论语》只能来自何晏的《论语集解》，不太可能有其他文本依据。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叙录所见《论语》注家，也是以郑玄居首而没有孔安国。后世文献所见孔注《论语》，无论是早期文献的征引，还是晚近学者的辑佚，都不出何晏《论语集解》的范围。 《尚书正义》为何会出现“束带修饰”？这既非版本异同，亦非传写脱漏，只能通过其内容特点寻找原因。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大致遵行“疏不破注”的原则，即专主一家之注，正面疏通为主，重视维护一家之学。依照当时的经学观念，《尚书传》出于孔安国，与孔安国注《论语》同为一家之学，则两处“束脩”理应同义。但《尚书传》“如有束脩一介臣”，根据文意当取束带修饰，如果解释为肉脯就龃龉不通。撰疏者正是以《尚书传》为前提来理解孔注，转而又引据此孔注来疏解《尚书传》，意图将两者牵合为一。也就是说，“束带修饰”并非孔安国的原文，而是孔颖达等人的推论之辞。 据前人考订，《尚书传》并非孔安国之作，其出于伪托已成定谳。受《尚书》辨伪的影响，也有学者怀疑孔注《论语》，但没有坚实确凿的证据。如果孔注《论语》的真伪没有问题，面对文献记载及解说歧异的情况，毋庸置疑应相信更早的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而非时代较晚且牵合伪孔传的《尚书正义》。 “年龄标志”说断章取义 自魏晋迄于隋唐，郑玄《论语注》与何晏《集解》并行，唐代以后郑注亡佚，传世文献存其佚文。《后汉书·延笃传》“且吾自束脩已来”，李贤注云：“束脩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已上’也。”此注所言“束带修饰”，刘宝楠以为本于《尚书正义》。下句所引“谓年十五已上”，则是郑注《论语》的佚文。 在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唐写本郑玄《论语注》的残卷，有助于认识郑注的原貌。涉及这条注文的敦煌写本有两件，其中俄藏Дx.05919为：“始行束脩，谓年十五之时……及《孝经说》曰：臣无境外之交。弟……”英藏S.11910为：“……有恩好者以施遗焉。诗……曰常有所教诲忠信之道……”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写本残卷，也有“酒脯”“施遗”“十五以上”“臣无竟外之交”等字句。 郑注文字虽然残缺不全，但其论说大致可以推考。如其引“臣无境外之交”，《礼记·郊特牲》亦言“为人臣者无外交”，《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与此密切关联，其中所指显然是用于馈问的肉脯，“酒脯”“施遗”之文即可印证。至于“年十五”之说，也有内在的经学逻辑。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故以十五为从学之年。《礼记·内则》“成童舞象，学射御”，郑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又《曲礼》“童子委挚而退”，郑注云：“童子委挚而退，不与成人为礼也。”是郑注以十五为成童之岁，至此可与成人为礼，故能以束脩之贽从学于先生。 据此可知，郑玄确切无疑取用束脯之义，并非以其作为年龄之称。李贤截取摘录郑注之文，用以解释《后汉书》中的“束脩”，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清代学者据此片言只语理解郑注，难免产生种种误会和错讹。 “束脩”的引申义、象征义 “束脩”用于肉脯之外的意义，始自汉代，在东汉时期较为流行。据我们统计，《盐铁论》有1处，《汉书》有1处，东汉碑志有7处，《后汉书》中则有9处。《后汉书》虽然成书于刘宋，但其史料以《东观汉记》等为依据，故可视同东汉史籍。在汉代，随着《论语》的广泛传诵，“束脩”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在肉脯之外被赋予特殊含义。 第一，源于《论语》的记载，使得作为肉脯的束脩，引申出从学事师之义。以往视为年龄标志的例证，作为从学之义更为切当。如《盐铁论》桑弘羊谓“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史记》主父偃自言“臣结发游学”，《汉书》施雠“结发事师”。据此则“束脩”相当于“游学”“事师”，盖言自幼即从学于师。 第二，在汉代的经学观念中，贽见之物有象征意义，承载着“叙情配志”的功能。如《周礼》“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郑玄谓“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鸡取其守时而动”。《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也有相似论述，当是汉儒经说之通义。《东观汉记》“圭璧其行，束脩其心”，“束脩”与“圭璧”对举成文，两者本为贽见之物，但皆用其象征意义，可以作为确切佐证。 汉代文献中“束脩”的用例，大多属于引申或象征层面，不能当作《论语》本文的注解。需要说明的是，“脩”“修”形义有别。据《说文》，肉脯之字当作“脩”，修饰之字当作“修”。但是因为同声相训，两字通用由来已久。清人王鸣盛本于束带修饰之说，以为此字本当作“修”，是被后人臆改为“脩”。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因为郑玄、皇侃解为肉脯，则其所据经文当作“脩”。事实上，不仅《论语》经文作“束脩”，即如汉代碑志用作约束修治等义，但无一例外皆作“束脩”，可证此义项与“束脯”关系密切。 就儒家传统而言，有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依据古代的相见之礼，凡拜见所尊敬之人，必执贽以表情达意，弟子以束脩为贽拜见先生，正是出于当时的礼仪规范。从先儒训诂来看，郑玄明显取用束脯之义，这在唐代以前未见异说。后人对束脯的质疑和否定，追根溯源起自《尚书正义》和《后汉书注》。如清人黄式三《论语后案》云：“自行束脩以上，谓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这种错误的说法，现在还有学者深信不疑。当然也有学者坚持束脯之说，但对前人相承之误没有回应，对敦煌写本文献缺乏关注，未能从根源上澄清误说。在《论语》和其他经典中，类似歧解现象较为普遍，我们应该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全面掌握文献资料，去伪存真阙疑传信，使经典得到更好传承。 （作者：张文，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