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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施越 整理/马萍 “棉花原料论”更多的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段的两个现象拼凑在一起。著名的“大博弈”论则认为俄国征服中亚是为了威胁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人。这是一种英国人的情结，英国人总认为一切现象都与他们有关。莫里森认为，沙俄征服中亚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事件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1812年沙俄上层军政精英在拿破仑战争胜利之后心态的转变。 1906年，捷连季耶夫（M.A.Terent’ev）撰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征服中亚史》。这部书在各方面都很出色，因为捷连季耶夫曾亲自参与过这一进程中的一系列战役。然而，自那以后，沙俄征服中亚这一主题便再无学者进行全面的考察。所以我们现在或许需要一本专著，让我们能够从更为客观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英国学界的中亚史研究是十分薄弱的。由埃莱娜·唐科斯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等学者撰写的著作几乎都错误地强调了中亚被征服的原因。他们认为沙俄征服中亚的目的是为该国的纺织工业提供棉花原料。霍布森（John A.Hobson）等便在此问题上持这一观点。这一史观不仅是苏联历史学家秉持的，也为西方历史学家所认可。另一种解释则是著名的“大博弈”论，认为俄国征服中亚是为了威胁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人。这是一种英语国家的人会有的情结，尤其是英国人的情结。 我很确定以上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从我对沙俄在中亚殖民统治的研究来看，俄国并未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军政官员总是谈论贸易的重要性，但当我们去研究他们实际完成的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十分无力的。另一方面，从时间先后顺序角度来看，“棉花原料论”也是缺乏解释力的。棉花原料论的核心是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和全球范围内的棉花歉收导致沙俄军队1865年攻占河中地区的门户城市塔什干。然而，当你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沙俄的边境从奥伦堡一直延伸到鄂木斯克，处于哈萨克草原的北界。这些边境要塞远在塔什干以北1500公里以外。那他们是如何到达塔什干的？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占领塔什干之后做了什么？ 这一切问题的答案是，沙俄的征服并不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它始于19世纪30年代，而且我认为最关键的步骤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1853年，沙俄军队征服了阿克梅切特（后更名为克孜勒奥尔达），这是沙俄从浩罕汗国夺取的第一块领土。征服活动因克里米亚战争中断，后又于1863年重启。所以实际上，如果这场对抗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没有爆发，沙俄可能会提前十年征服塔什干。因此，棉花原料论更多的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段的两个现象拼凑在一起。而早在1839年，在莫斯科尚未拥有可观的纺织业之际，俄军就已发起了第一次大型军事远征（即1839年佩罗夫斯基从奥伦堡行军远征希瓦汗国）。此外，另一条能证明棉花原料论不成立的论据是沙俄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征服了塔什干地区，但却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在那里种植棉花。从这里我们看出这一论断的不合理之处。事实上，即便不用查索档案文献，我们也可以做出以上推断。 另一方面，当谈到“大博弈”时，对这一论点的前提假设是英国人总认为一切现象都与他们有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俄国人的想法。一旦我们深入考察沙皇俄国的决策流程，你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有充分记录的。首先，边疆前线与首都之间发生一系列的公文往来。之后在彼得堡，陆军部长、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聚到一起，召开无数次会议(soveshchanie)，与省长们争论不休。最后，他们达成的决策通常是“我们需要继续进军”，因为陆军部提议如此，而他们往往能够达到目标。然后大臣们会征得沙皇允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谈到作为纺织工业原料的棉花。这背后可能掩藏着某种隐秘不明的动机。棉花原料论的核心是莫斯科的纺织工厂主是沙俄征服中亚的幕后推动者，是他们对于原材料和市场的渴求促成了军事征服。然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专制的沙皇俄国是极不现实的，而且目前并没有学者给出上述论点的证据。罗日科娃是迄今为止从事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最出色的苏联学者。她对沙俄与中亚的贸易进行了统计研究，但甚至连她也无法接受棉花原料论。她批评棉花原料论的支持者哈尔芬（Naftula A.Khalfin）。若仔细思考棉花原料论的逻辑，我们就能发现它是不合理的。沙俄当时已经征服了外高加索地区，那里的气候是适合种植棉花的。如果他们急需建立棉花种植园，为什么不在那里种？ 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中亚棉花产业后来的发展，这一发展实际上具有偶然性。沙俄确实尝试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从美国引进棉花品种，但此举并未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从运输成本上考虑，从美国和埃及进口原棉更为便宜，而且棉花质量更好。使产自中亚的棉花具有竞争力的唯一因素是关税。19世纪80年代，为增加财政收入，时任财政大臣本格（Nikolai von Bunge）引入关税政策。而在中亚，在移居当地的俄国农民游说下，地方政府又推出一系列减税措施。而俄国地方当局并未预料到的是，这些减税政策意外惠及中亚本地的土著棉农。以上实际并非我本人的研究，而是我妻子贝阿特丽切·佩纳蒂（Beatrice Penati）所做。此外，中亚的棉花种植主力是数以千计的自发利用政策优惠的小农，而非大型的种植园。沙俄政府的一系列财政决策使棉花种植有利可图，因此农民们纷纷选择种植棉花。那么，谁是最后的受益者？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俄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可能并未受益，因为他们实际上为棉花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如果没有关税，他们能够支付更少的费用从美国进口棉花。因此，沙俄征服显然与棉花无关。 如前所述，英国人总是认为沙俄征服与“大博弈”有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俄国人确实一度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英国计划在中亚制定侵略性的战略部署。事实上英国当时确实有此计划。但大多数时候，俄国人主要关心的还是他们与中亚各地方政权及其族群的关系，比如哈萨克人、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以及后来的土库曼人。这才是俄国人的主要关切。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的往来官方公文都是关于如何在这些被认为是动荡无序的群体生活地区维持边疆秩序。当然，这并非什么新现象，俄国人从18世纪就开始抱怨此类现象。 俄国边境在18世纪维持了近百年的稳定，那为什么他们要在19世纪初南扩呢？为什么他们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反应？我的观点是，这是因为俄国精英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在18世纪，俄国尚未成为强国。即便是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沙俄的国力逐渐变强，但也仍未跻身欧洲一流强国的行列。直到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军队进军巴黎，它俨然成为了强国，成为了欧洲秩序的仲裁者。可以说俄国和英国是当时仅存的两个全球性强国，法国则是在19世纪30年代才重新崛起。继而是德国。奥地利在这个战争的世纪则逐渐衰落。那时的俄国精英们言辞中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我发现，处于沙俄征服中亚进程中第一阶段的决策者们大多属于拿破仑战争中成长的一代军政精英。他们的事业和声望都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例如，曾参加博罗金诺战役（1812年）的奥伦堡总督佩罗夫斯基、外交部长内塞尔罗德（Karl R.Nessel’rode）、陆军部长切尔尼肖夫 （Alexander I.Chernyshev）都是那一代人。他们都见证了俄国成长为欧洲霸主的历程。 另一方面原因是在维也纳会议（1814年）之后，俄国不必再担心它的西部边疆安全。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其弱点之前，俄国的西部基本上是安全的。于是它将注意力转向亚洲，但中亚此时并不是重中之重。俄国首先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展开对抗。而在中亚方向，沙皇于1833年将其宠臣佩罗夫斯基派驻奥伦堡（Orenburg，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城市），这才标志着他们开始关注草原边界。那么，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希瓦人并不在乎俄国人打败了拿破仑。希瓦人仍在绑架俄罗斯农民和官员并奴役他们。与此同时，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也这样做，甚至把他们捕获的俄罗斯人卖到希瓦汗国。他们突袭俄国商队。他们并不像俄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尊重他们。实际上在19世纪，有两种观念处于持续的冲突之中。一种是俄国人在其中亚敌人和西方对手面前决意展现的大国威望，另一种则是他们所称的“亚洲人的傲慢无理”（derzost’)。这一词汇频繁地出现于当时的俄国文献中。他们常常抱怨中亚人的蛮横：“那些人不尊重我们的强权，他们应该尊重！”对于佩罗夫斯基这样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难以容忍的。这样的情况在18世纪也普遍存在，但那时俄国人只是对此感到不满，他们还没有觉得这种情形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维护大国威望贯穿于他们后来做出的所有决策中。 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沙俄对中亚的征服意义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俄国占领的许多领土几乎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成本远高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收入。同时，大部分被征服的领土也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既得领土并不容易防御，且代价高昂，还很可能引发更多的战争。是的，沙俄的征服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但这真的是目的所在吗？实际上俄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并不想触怒英国人，但大国威望要求他们继续前进。战争偶尔也会有逆转，1852年，俄国的一支小规模侦察队在阿克梅切特附近被击败。然而，俄国人必然会反击。1853年，佩罗夫斯基便攻占了要塞。之后，俄军在锡尔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堡垒。这也意味着锡尔河下游的哈萨克人被完全置于沙俄的统治下。可惜好景不长，草原地区中的要塞驻守艰难，耗资巨大。该地区夏季气候炎热，而且当地语言不通。士兵们也开始对征战感到厌烦。然而，他们不能撤出的原因之关键在于，尽管最初夺得这片领土未必是明智之举，但俄国的威望要求俄军现在必须要守住它。而南方不远处的塔什干有农田和木材，适宜构筑边境防线。而当他们攻占塔什干之后，他们找到了支持继续进军的更多原因。而恰恰是俄国人在中亚的存在严重扰乱了中亚各汗国的内政外交秩序，尤其是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因此俄国人必须通过继续作战来形成与这些地方政权的稳定关系。直到在征服布哈拉汗国的过程中，俄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维持其国家结构，因此迫使其成为沙俄的保护国。而布哈拉汗国的国家机器在沙俄的保护下变得比它作为独立汗国时更为强大。 总而言之，尽管沙俄征服是一个充满偶然因素的过程，其中涉及不同因素、不同人物，但贯穿始终的是“国家威望问题”。“在亚洲人和竞争对手的眼中，我们不能显得软弱。”最终，诸如土库曼、哈萨克等中亚汗国没有被俄国视作具有合法地位的外交对象。他们并不被视为国家：他们不具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界定的现代边界，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土主权观念。因此，俄国人认为无法与中亚各族群和汗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伊朗恺加王朝则不在此列，它被视作次等但合法的外交伙伴，俄国能够与其达成有效的协议。清政府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国先占领而后又归还了伊犁地区。如果你去阅读关于这一事件的公文，你能清楚地发现俄国将中国视为可以进行谈判的对象。事实上，这是俄国外交部对陆军部罕见的一次胜利。出于战略考量，陆军部长和以冯·考夫曼为代表的地方总督希望控制这一地区。他们希望能占领穆扎尔特山口的分水岭。然而沙俄外交部认为，尽管此前向清政府作出承诺的时候，俄国人不认为清廷有能力收复领土。但清廷做到了。“‘国家荣誉和尊严’(dostoinstvo gosudarstva)要求我们归还领土。”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俄国人觉得“我们在和海盗国家（Pirate State）打交道”。这就意味着当俄国人最终和英国人在阿富汗遭遇时，他们又一次很快地达成了友好协议。因此，沙俄征服中亚实际上并非英俄之间的冲突。虽然英国人在不同时期曾对沙俄的扩张感到焦虑，但需要承认的是俄国人和英国人有很多共同利益。他们都认为彼此处于帝国建设之中。因此，他们能够分别于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划定阿富汗北部和帕米尔地区的边界。所以沙俄征服中亚与大博弈无关，也与棉花无关。它更多的是关于大国威望，但这也不是它的全部。我们必须将征服的每个阶段视作一段微观历史，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环境因素。比如，锡尔河地区和七河地区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七河省很早就成功地成为俄国的殖民地。这与自然环境有着很大关系。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