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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发表在1938年10月16日第七十七期的《宇宙风》上。文章叙述了1938年7月30日他从汉口坐船至宜昌的见闻与感想。与老舍同船而行的有何容、老向、萧伯青，后面三位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同事。此时的老舍担任在武汉成立的文协理事。由于战事紧急，担心武汉无险可守，因此在冯玉祥、邵力子的支持下，老舍等人携带文协的文件、名册、账目等资料赶赴重庆。由于无直达船只，加之人多船少购票紧张，因之在宜昌滞留了一周左右。老舍这篇文章以往很少有人关注他所乘船只的具体信息，笔者在考证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弄清船只信息对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 萧伯青的回忆文章《老舍在武汉重庆》中写道：“早上起来在甲板上眺望，浩浩江水，经初升的旭日一照，霞光云影，迷茫一片。江轮很是安静平稳。这是一艘上海三北公司的轮船，却挂了一面意大利的国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随时流露。”据此可知，老舍乘坐的是三北公司的轮船。 老舍、萧伯青的文章共同提到，中国船挂意大利旗帜，是为了寻求保护，降低危险系数。三北轮埠公司与意大利驻沪领事合作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因此沿长江各分公司的房产码头仓库都挂起意大利旗帜。这种所谓的合作，意大利基本上什么也不出，三北方面无非是看重意大利与日本是同盟国，二者各取所需罢了。而这种所谓的合作在老舍看来，是特别能激发国耻情绪的。 抗战期间，由于政府征用、日本人轰炸或被敌掳走，三北轮埠公司船只毁损严重。《三北轮埠公司史料选辑》（蔡志坤整理）以及其他史料文章记录了毁损船只名称，如龙山轮、衡山轮、嵩山轮、华山轮、龙安轮、宁兴轮等。从被炸毁地点看，只有龙安轮是在1941年8月8日被炸于宜昌三斗坪。从行驶于长江沿线，炸毁地点以及老舍的描述看，基本可以锁定是龙安轮。 老舍对这条船印象很不佳： 船只有轮廓。一切零件，久已残落，决不修补，门上没柄，壶上没嘴，净桶没边沿，椅子没靠背，床前没号数，电灯没开关……这船的轮廓要把几百条生命送到宜昌去。票价很贵；此外，一律须加“不”字。饭不能吃，开水不开，出恭不方便……污辱中国的江，中国的人，岂止是日本暴敌呢？ 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形容“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船上——自汉口到宜昌》一文还提到茶房的不负责任，“安闲自在”。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据屠鼎芳、夏榕卿在《三北轮埠公司在汉口的经营活动》中介绍，三北公司所属各客货轮采取包缴制，即每月视各处业务多少规定各分公司的开销，超出部分总公司不予报销。包缴制某种程度就是层层剥削，如若不克扣则上上下下无利润可挣，这就造成船上服务员向旅客勒索酒资。这也就是老舍文章提到的，“酒钱是票价的五分之一，先付”。而茶房在这个体系里面是不支薪水的，他们每月的来源就是靠分润旅客赏给的酒资。本来就是国难当头，再加之这条中国船呈现出的种种可恶面目，也就更容易激发老舍批判无孔不入的侵略者、吸食鸦片烟的愚弱国民之行状。文章后面他把中国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比喻成“被奸污了的美妇”，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弱国子民的悲哀。而读萧伯青晚年回忆文章觉得此次行程颇有些许愉快之感：“饭厅内有好几张铺有白桌布的饭桌，开饭时七八人围桌一坐就吃起来。与同舟人随便聊天，感到愉快。有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娃娃，与我们同桌吃饭。他们用自己腌好的藠（jiao四声）头也请我们吃，其状如蒜瓣，咬开的横断面却层层如葱白，味亦非葱非蒜，我们还是头一次吃到这种南方小菜。”萧伯青并非不批判，只是人到老年回忆往事，纪实性笔下流淌着更多是温情。 老舍与萧伯青二人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对武汉的态度。萧伯清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武汉的观感颇为不坏。而老舍在《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写到，“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我十分的爱她，特别是在轰炸后”，“离开武汉，奔往他处，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初一看，以为老舍很喜欢最少也是不讨厌武汉，然而笔者查阅老舍其他关于武汉的文章，感觉他对这座城市的观感很不佳。看他在《八方风雨》中的描述即可见一斑：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老舍评价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实际上，老舍对武汉的感情可以分开看，他对这座城市的确没有太多好印象，但1938年各方朋友奔向武汉，尤其是老舍参与了文协，在这里他结交或是重逢了不少新老朋友，这里发生的人事令老舍难以忘怀，加之老舍这个人“最重友谊，越交越厚”（萧伯青语），老舍怀念的是武汉这段生活经历中弥足珍贵的人生意态而不是留恋这座城。这是读他的《船上——自汉口到宜昌》不可不注意之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