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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强调，“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在几代学者努力下，甲骨文取得辉煌成就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甲骨文研究在继承中发展，以不同时期涌现出的标志性成果，显示出其120年发展历程的阶段性特征。以大的时间段划分，1899—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为百年甲骨文研究的“前五十年”。而1949年至今，是新中国甲骨学研究70年，即甲骨学界通常所说的百年甲骨学的“后五十年”及进入2000年以后开始的甲骨学研究新百年。若再细分，“前五十年”的研究，又可分为甲骨学“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而新中国70年的研究，经历了“后五十年”的“深入发展时期”“全面深入发展时期”，和2000年后跨入再创辉煌的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 前五十年的甲骨文研究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甲骨文研究的“形成时期”（1899—1928年）和“发展时期”（1928—1949年）。 甲骨文“形成时期”的研究成就，主要是王懿荣1899年鉴定和收购甲骨文后，国内外购藏家先后共得10万片左右甲骨。刘鹗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使收藏家“秘不示人”的雅玩甲骨文，成为供社会各界研究的资料。1904年，孙诒让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考释著作《契文举例》。罗振玉把甲骨出土地确定为安阳小屯村后，又进一步考证此处为“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都城。这是他的重大贡献之一。其后，他又深感甲骨文“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遂“发愤键户四十余日”，完成了考释文字485个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推动甲骨文研究走过“识文字，断句读”阶段。“文字既明，卜辞乃可得其读。”王国维将《戬》1.10与《后上》8.14的缀合，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列商代世系的可信，并纠正商王个别世次的错误。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这一时期的商史研究推向了高峰。 甲骨文“发展时期”的研究。1928—1937年，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出土了大批甲骨文，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科学记录。而从“找甲骨”开始，还“找”出了大批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和宫殿基址、商王墓葬区等，从而在安阳殷墟诞生了中国近代考古学。董作宾把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他1933年完成的划时代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凿破了晚商甲骨文273年的“一团混沌”，从而把十多万片甲骨置于“五个时期”的商王名下。1936年，殷墟YH127甲骨窖藏发现17096片甲骨，这一史无前例的发现，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和于省吾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初、二、三编）等，把罗振玉、王国维的文字考释之学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郭沫若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天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学者们在后方“拿起笔做刀枪”，在长途跋涉中，在居无定所的“搬迁”中，仍坚持研究，捍卫了民族文化尊严，传承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董作宾完成了显示中国学术实力的巨著《殷历谱》，胡厚宣完成了被推崇为“金字塔式论文集”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二、三集）。就是在敌机轰炸和辗转流离的国难条件下，著录殷墟第一至九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殷虚文字乙编》，终于在1948年出版，为1949年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研究 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1949—1999年的百年甲骨文“后五十年”和新世纪的研究。 甲骨文“深入发展时期”（1949—1978年）的研究。胡厚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了《南北》《宁沪》《京津》等“战后所获”甲骨系列著录和《甲骨续存》等，为资料亟缺的甲骨文研究增加了一批新材料。1956年，《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出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郭沫若为主编。1978年完成《合集》编纂工作。其间，完成了规模空前的海内外甲骨文大搜集、大整理，从中精选出41956片甲骨文，并于1982年出齐全部12册。这部集大成式的甲骨著录，为此前80年出土的甲骨文和著录作了总结，并为此后“全面深入发展时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堪称一部“里程碑”式巨著。 1973年，小屯南地4000多片甲骨的发现和T53④A早期地层的证据，使困扰学界多年的“文武丁卜辞时代之谜”得以解决，即为早期武丁时之物。而随着1976年殷墟“妇好墓”（M5）的发现，又有学者提出“历组卜辞”时间应提前。甲骨学界展开的争论，促进了断代研究的深入。虽然这一时期自《合集》启动后，国内再也没有著录书出版，但流散海外的甲骨，时有以专书形式或在刊物上与学界见面。诸如美国的《美藏》等，日本的《京人》等，加拿大的《安明》等，为甲骨文研究和《合集》编纂增加了一批新资料。 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时期”（1978—1999年）的研究。其“全面”主要表现在：一是《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使甲骨文资料匮乏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并形成一股“甲骨热”。二是甲骨文研究课题向广度和深度扩展。李学勤在“历组卜辞”讨论中，完成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构筑了殷墟王室卜辞的“两系说”，使断代研究更加深入。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和裘锡圭的《古文字论集》，反映了文字考释新水平。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和日本松丸道雄等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总结文字考释成果的巨著，被誉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三是甲骨学研究和甲骨学史的科学总结也有了极大加强。一批总结甲骨文研究90年的著作出版，诸如陈炜湛《甲骨文简论》、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等。四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西周甲骨分支学科，扩大了传统甲骨的研究范围。《西周甲骨探论》，对自1956年西周甲骨被识出到成批发现和研究作了总结。而《周原甲骨文》则公布了最标准的甲骨彩色照片，规划了西周甲骨应突破的几个节点。五是甲骨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日益与现代科技发展同步。加速器质谱仪和现代天文学成果，被引入甲骨文断代领域；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研究信息的储存、学者的研究写作发生了变革。 就在20世纪末甲骨学100年来临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甲骨文百年成果”的形式，把《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系列成果和《甲骨文合集释文·来源表》《甲骨学通论》（增订本）等一批精品力作，在隆重的百年盛会上推出，为辉煌100年作了总结。 新世纪研究（2000年至今）再创辉煌。甲骨学家们在前一个百年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总结创新，砥砺前行，出版了几代学者期盼的、填补大型商史著作空白的11卷本《商代史》。与此同时，学界开始对所藏甲骨进行精细化整理，出版了一批“三位一体”的甲骨著录。诸如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花东》《屯南》等，著录传世甲骨的《国博藏甲》《北大藏甲》《上博藏甲》《历史所藏甲》《旅顺藏甲》等10余部著录，公布甲骨1.9万多片。在《甲骨文合集》和一批新著录不断出版的基础上，在反映文字考释进展和著录新增文字的基础上，一批甲骨文字典和辞书也纂辑完成，如《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甲骨文字新编》《殷墟甲骨文编》等先后面世。这使1934年出版的仅收40余种著录文字的《甲骨文编》收字不足状况得到了根本改观。与甲骨学奠基人董作宾的《甲骨学五十年》名著相承接的《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1949—2009）》的出版，则把甲骨学110年的发展史，整体地展现在学人面前。刘一曼等的《三论武乙、文丁卜辞》，使持续多年的“历组卜辞”年代争论前进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新字典、辞书编纂中，又发现了4300多个甲骨文单字。而其中仅有1300多字被破解并取得共识，另有500多字尚在争议中。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尚未有人涉及。此外，《商代史》和商代历史思想研究中，时有因不识卜辞之字，而无法充分阐释卜辞辞条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因此，在梳理甲骨文研究新成就的同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妨碍甲骨文研究阔步前进的短板。为持续推动新时代甲骨文研究，国家有关部门设置诸多专题研究项目和专项奖励计划，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甲骨文研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则为新时代甲骨文研究进入“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新阶段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