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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建构 此刻的欧洲正在事实上脱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践，多元文化主义也似乎已经丧失作为一种政治向善愿景的吸引力。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在理论困境在于它需要一个安全前提，即多样的文化群体及其文化实践不能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而它的致命弱点则在于隐藏在其理论逻辑当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种变形的同化主义，这是一些西方学者早有的洞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视角其实是欧洲知识分子在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时的一种探索。最初主要是跨宗教对话，但这种跨宗教对话的一个困境是基督教和多神论的佛教对话似乎相对容易些，但和同样是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对话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有倡导跨宗教对话的学者在西方的影响都没有亨廷顿那么大。同时，伴随着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的做大，欧洲泛起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代表着不愿意跟穆斯林等非基督教文化群体对话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观念的兴起。今日的欧洲，以英国脱欧为代表，彰显的民意似乎更接近特朗普美国的立场，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愿意到我们国家来，在公共场域必须讲我们的语言，必须接受我们的教育和善恶的标准，否则你是不受欢迎的”。这种立场事实上会更加强化潜在的文明冲突。 尽管在《一神论的影子》这本书中，赵汀阳和乐比雄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话有些零乱随意，但其中最为迷人之处，是两个人共享一种深切的突破障碍性文化边界的知识关怀。这种关怀较少浪漫，在对于“跨文化”意向的执着中充满哲学反思性与批评性，更为重要的，由他们的对话所暗含着的中西文化关系更为平等和相互嵌合。他们试图探讨的是如何突破来自于一神教，而后演变成一神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像慢性病一样嵌入现代人的灵魂和情感，人们就像从前笃信唯一的神那样总是试图在生活世界中找到唯一的真理和标准答案，却不自知地屈从于某种文化霸权式的价值或知识权威，而放弃了自己本身在实践意义上不断加深的包容、杂糅与探索，正如这场对话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互动形态的思想建构，使得对话本身成为了一次成功的跨文化实践。 可能不准确的说，在当下的语境中，超越一神论思维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还是个体在生活世界里的琐碎的微观决策与选择，每个人都攀附在社会编织的观念之网上寻求意义。而这张网是悬挂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取向、经济组织方式以及群体性的深层文化意识结构的支柱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的呼喊就像是一面乌托邦旗帜，美丽而似乎遥不可及。也许会有很多人怀疑，这只是全球化时代一批怀有超越性关怀的知识精英的梦呓，而最终这种思想将会在残酷的竞争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身碎骨。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跨文化”呼喊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总是那么现实，我们又将如何具备创造更加美好一些的未来的能力呢？ 与之前的跨文化对话不同的是，赵汀阳和乐比雄既有理想主义关怀，也不缺少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之间的对话，不是基于各自的立场，而是更为人类学，彼此能够真切理解对方的立场。正是这种互动的立场才使得“跨”(trans-)成为一种知识分子思想实践意义上的可能。事实上，在当下人类社会面临整体性危机且各种危机互相牵制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构造一个能被全球化的、信息化的新时代的世界所普遍接受的新思想、新观念，抵挡各种民粹主义的激荡，全球思想界亟须这样的思想资源。因为在人类学的概念意义上，“文化”(culture)这个词几乎已近失效，仅仅用“杂糅性”(hybridity)替代它又无法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视野来观察现实并将之概念化。 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都很深入的今天，“跨文化”已经是一种生成性现实。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关系正在信息技术时代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动，原有的基于物理空间的文化交往以及相互浸染正在很大程度上数字化、网络化，人类社会的文化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框架转换。换言之，当语言、物理空间和历时性传统都不再构成不同社群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障碍，“文化”本身就超出了原来的结构以及依附其上的关系。这样“文化”就从一种结构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行动。不管这种行动目标是经济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它所能调动的资源绝不仅仅是“文化的”。所以用一神论式的确定性、单一性眼光就无法有意义地发现多样性现实，从而无法有意义地面对真实的与多样性有关的社会问题。 即使是强调用中世纪教法规训人的生活的激进宗教运动，其运动组织方式也是非常现代的，其行动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单一文化中心的政治秩序。这种运动无论基于什么样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基础，其性质的反动性是暴露无遗的，因为它回避了“跨文化”这样一种时代现实。如果说文明冲突论试图强调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竞争是以文化政治实体为单位展开的，那么21世纪的人类社会同样无法回避自身整体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理论框架。我们以往受一神论认识论的影响，喜欢将文化多样性本质化、结构化，从而忽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将这种互动关系等级化，形成高低贵贱之分，并赋予“文化”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定发展方向，从而为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开辟了理论道路。正如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其思想内涵一方面得享现代性文明缔造者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对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嗤之以鼻，既希望现有的秩序不被挑战，又希望解决自身矛盾重重的内部问题，从而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姿态陷入老套的民族主义泥潭。 真正能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看法，不仅需要承认文明之间有一种融会贯通的关系和可能性，更需要认可世界秩序的重建需要一种杂糅的、“跨文化”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