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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 要:商周时期墓道形制与墓葬等级的联系极为密切, 墓道条数相同的墓葬, 墓道形制是判断其等级的首要指标, “四大型”墓道是王墓的专有形制。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的族属并非紧密关联, 只是在非主流形制上商系与周系似有不同的倾向:使用拐道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商系族群, 使用喇叭形或弧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周系族群。周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墓葬时代有关, 商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时代无关, 而与墓葬规模有关。 关键词:墓道形制；等级；年代；族属 带墓道大墓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发现的晚商、西周时期带墓道大墓已有约200座, 在墓葬形制、葬俗、器用、年代与墓主身份等诸方面, 学界已多有讨论与灼见。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墓道形制, 进而考察其与墓葬等级、族属及年代的关系, 以期加深对商周墓道的认识。 一、四墓道大墓的墓道形制与等级差异 墓道的有无及其条数的多寡, 与墓葬等级有关, 此乃学界共识。考古资料表明, 有墓道者等级一般高于无墓道者, 墓道多者高于墓道少者。但也确实存在部分无墓道的墓葬等级同于、甚至略高于带一、两条墓道者, 墓道数量相同者的墓主身份又相差悬殊的现象。另外,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 带一、两条墓道者墓主等级身份几无差别。由此, 很多学者虽然也承认墓道有无、多寡具有一定的等级意义, 但并不严格, 认为只能作为等级判断的参考[1]。 就四墓道大墓而言, 以往关于其等级的认识存在三种意见: (1) 四条墓道是王陵的专有形制, 只有王才能享用;这种意见由于考古发现反例的存在, 已被多数学者放弃; (2) 四条墓道王一级的墓, 即便墓主非王, 也是因某种特殊原因, 采用了王陵的形制[2]; (3) 四墓道大墓并非王才能享用[3]。后两种意见, 言外之意是四条墓道不是区分王墓与非王墓的等级标准。 那么, 这些不同墓主身份的四墓道大墓, 除了墓道数量相同, 墓道的形制是否存在等级意义上的差异呢?答案是肯定的。具体分析如下: 目前发现的晚商西周时期四墓道大墓共21座, 其中晚商时期11座, 10座位于殷墟, 1座位于苏埠屯;西周时期10座, 均位于周公庙遗址。有两座墓需说明: (1) 殷墟安钢第二炼钢厂05AGM13[4], 该墓南墓道残长9、宽2.8~3.1米, 北墓道长8.3、宽1.9~2.5米, 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条长2.5、宽1米的台阶式“小墓道”, 发掘者根据该墓形制明显不同于殷墟其他四墓道大墓, 认为“该墓呈假‘亚’字形”,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四墓道大墓, 将其归入双墓道大墓。这两条“小墓道”虽然窄短, 但除此之外, 其位置、形制与常见的墓道相似, 且确为墓葬的有机组成部分, 整体结构仍然有别于双墓道大墓, 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四墓道大墓讨论。 (2) 琉璃河M1193[5], 四条墓道均甚窄短, 且位于墓室四角, 与常见的墓道形制、位置迥然有别, 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墓道。笔者认为其功用当与横水[6]、大河口[7]和叶家山[8]发现的墓角斜洞类似, 当与下棺有关[9]。2012年, 周原姚家墓地发现一座单墓道大墓, 墓室四角亦有类似窄短斜道, 发掘者称为“墓角斜道”, 并判断不是墓道[10]。因此这两座墓葬本节不予讨论。 这21座四墓道大墓, 各墓道的宽窄差异是最明显的形制差异之一, 以此为标准, 可将其分为三型: A型四大型。四条墓道宽度相若。共8座, 仅见于殷墟西北冈, 即M1001、M1002、M1003、M1004、M1217、M1400、M1500、M1550[11]。M1500[12], 南墓道宽3.2~4.95米, 北墓道宽4.4~4.8米, 东墓道宽3.65~4.65米, 西墓道宽4.55~4.7米 (图一, 1) 。 B型两大两小型。南北墓道宽度相若, 东西墓道宽度接近, 南北墓道长、宽均与东西墓道相差悬殊。共5座:殷墟刘家庄北地M988[13]、安钢二炼05M13与周公庙LM1、LM10、LM12[14]。另据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的同志介绍, 刘家庄北地、孝民屯发现过多座此类大墓, 南北墓道宽大规整, 东西墓道均仅宽1米左右, 底部呈台阶状。刘家庄北地M988[15], 南北墓道的宽度比东西墓道宽得多 (图一, 2) 。周公庙LM1, 南、北墓道分别宽4.2、3.8米, 宽度接近, 东西墓道均宽约2.2米, 南北墓道宽度几近东西墓道的两倍。 C型 一大三小型。南墓道宽, 其余三条墓道宽度相若, 明显窄于南墓道。共8座:苏埠屯M1[16]与周公庙LM4、LM5、LM14、LM18、LM23、LM26和LM35。苏埠屯M1, 南墓道宽2.7~3.2米, 其余三条墓道的宽度不详, 但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出, 明显窄于南墓道 (图一, 3) 。周公庙LM18[17], 南墓道宽4.2米, 北、东、西墓道宽分别差异0.9、0.9、1.3米, 南墓道与其余三条墓道宽度差别甚大。 图一四墓道大墓形制示意图[18] 1.西北冈M1500 2.刘家庄北地M988 3.苏埠屯M14.陵坡LM1 5.陵坡LM18 表一各型四墓道大墓墓口面积统计表 学界普遍认为西北冈的8座A型大墓是晚商王陵;13座B、C两型大墓的墓主, 无外乎诸侯国君、方国首领、贵族家族族长几种意见。刘家庄北地M988, 发掘者从该墓周围的情况判断“该墓所处的墓地应为一处贵族家族墓地, 墓主并非商王”;安钢二炼05M13, 发掘者认为“在殷墟只能称为较大型墓葬”, 墓主应为“上层贵族”[19]。殷墟布局研究也显示刘家庄、孝民屯一带为商代贵族家族墓地的分布区[20]。据此, 这两座墓墓主的身份至多属于贵族家族的族长。苏埠屯M1墓主, 学界有薄姑氏君主[21]、“夏禹之王室后裔”[22]、与斟灌、斟寻有关[23]、商代以齐为国氏的一族[24]、卜辞中常见的“小臣旨”[25]、齐侯[26]等看法, 意见虽多, 但均不出方国首领的范围。周公庙陵坡墓地大墓, 笔者和多数学者均同意周公家族说的观点[27]。显然, A型大墓墓主等级身份要高于B、C两型。 就墓室规模而言, A型墓口面积远远大于B、C两型。从表一可以看出, A型大墓中规模最大的M1002墓口面积达342.5平方米, 最小的M1550也达231.2平方米;B型中最大的周公庙LM12, 墓口面积约115平方米, 仅相当于A型最大者的三分之一, 也不及最小者的一半, 最小的刘家庄北地M988, 墓口面积约35平方米, 不及A型最大者的九分之一;C型中最大的苏埠屯M1, 墓口面积160.5平方米, 比A型最小者还小70余平方米, 尚不及最大者的一半, 最小的周公庙LM23, 墓口面积仅43平方米, 仅相当于A型最大者的八分之一, 最小者的六分之一。墓室面积向来都是衡量墓葬等级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也能佐证A型大墓的等级要高于B、C两型。 无论是墓主身份, 还是墓室规模, B、C两型的等级高低确实难分高下。但两型墓葬所处的遗址 (聚落) 与在墓地中的区位却有一定差异。商代晚期两座B型墓均位于殷墟都城遗址, 而C型的苏埠屯M1位于远离王都的次级聚落之中。唐际根曾指出, 西北冈王陵区带一条或两条墓道的墓葬等级要高于其他地点的同类墓葬[28]。也就是说, 同形制的墓葬依所在墓地 (或聚落) 的不同又有高下之分。西周时期B、C两型共处的周公庙陵坡墓地中, 三座B型大墓自上而下, 成列纵向分布, 正居墓地中部, 七座C型大墓分布于两侧, 位置尊卑有别。由此可见, B型大墓墓主身份地位当略高于C型。 综上, 结论如下: 其一, 墓道的形制差异是衡量四墓道大墓等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聚落背景不清、出土随葬品与文字资料匮乏的情况下, 墓道形制更是判断墓葬等级的首要指标, 其次才是墓室规模。因为墓葬形制差异反映的是墓主地位尊卑贵贱, 而墓室规模大小更多的可能与墓主财力大小相关。 其二, 四条墓道虽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 但确为王墓规制。商王陵均带四条墓道, 洛阳发现的被推测为周平王陵的M10122[29]也是四条墓道。墓主身份与带一或两条墓道的大墓墓主相同的B、C两型大墓, 只有13座, 仅占同等身份带墓道大墓的6.8%, 显然并非此等身份墓葬的主流, 或当因某种特殊的礼遇与地位而使用了四条墓道。周公庙四墓道大墓发现后, 就有学者指出“周公及其继承者有可能依周天子的礼制埋葬”[30]。 其三, “四大型”墓道是王墓的专有形制。殷墟西北冈的商王陵如此, 被推测为周平王陵的M10122亦如此 (四条墓道分别宽4.8、4.6、3.8、3.5米) 。而身份为非王贵族的13座四墓道大墓, 不仅无一如此, 而且它们之间也或因地位高低, 墓道形制亦有区别。可见非王一级的大墓即使享用四条墓道, 其墓道形制也与王墓有别。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处于商代王陵和春秋王陵之间的西周王陵也当具有四大型墓道。 二、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族属族 属判定一直是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一大难题。以往商周时期带墓道大墓的族属研究, 多以墓向、葬俗、随葬品组合、出土文字资料等为据, 结合墓葬所处聚落背景, 辅以历史文献进行判断。但众所周知, 许多大墓都遭受了严重盗扰而仅存墓圹, 整体结构又几无差图二墓道平面形制示意图异, 以致墓主族属身份难以判断。相关研究鲜有论及墓道形制是否具有指示族属的作用, 仅个别学者指出台阶式墓道可能与商系族群关系密切[31]。本节拟就此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 图二墓道平面形制示意图 1.西北冈M260 2.浮山桥北M1 3.北窑铸铜M14 4.殷墟西区M93 5.晋侯墓地M16.晋侯墓地M13 7.琉璃河M1046 8.应国墓地M232 9.茹家庄BRM3 10.横水M1 前述200座带墓道大墓中, 公布资料者共166座, 其中四墓道者21座, 双墓道者30座, 单墓道者115座。平面形制见诸报道的墓道共228条, 其中主墓道132条 (含单墓道) , 辅墓道96条。根据墓道口部平面形态与墓道底部特征, 可将其分为四型: A型长条形。墓道平面呈长方形, 与墓室平面几乎垂直。共208条, 据墓道与墓室宽窄差异, 可分为两亚型: Aa型墓道明显窄于墓室, 共196条, 占墓道总数的86%。根据墓道底部特征, 可分为三类: 甲类:坡状底, 共142条, 其中88条为主墓道, 如西北冈M260[32] (图三, 1) 、晋侯墓地M1[33] (图三, 5) 、华县东阳M64[34];54条为辅墓道, 如辛村M1北墓道[35]、前掌大BM4北墓道[36]。 乙类:台阶式, 共46条, 其中9条为主墓道, 如殷墟王裕口M94[37]、黄陂鲁台山M30[38];37条为辅墓道, 如西北冈M1001东、西、北墓道、周公庙陵坡LM18北墓道、孔头沟M10西墓道[39]。 丙类:斜坡接台阶式, 共8条, 其中6条为主墓道, 如殷墟西区M698[40]、茹家庄BRM3[41] (图三, 9) ;2条为辅墓道:武官村M1[42]北墓道、后冈91M9[43]北墓道。 Ab型墓道与墓室宽度相若或略窄, 底部均斜坡状, 共12条, 均为主墓道。包括北赵晋侯墓地M113、M9与M13 (图二, 6) 、M6与M7、M32与M33, 浮山桥北M1 (图二, 2) 、M8、M18、M28[44], 黎城西关M10[45]。 B型喇叭形。墓道接墓室端与墓室宽度相若, 向外逐渐变宽, 外端明显宽于内端, 平面呈喇叭状, 共5条, 均为主墓道:琉璃河M202南墓道[46]、M1046[47] (图二, 7) , 横水M1 (图二, 10) 、M2、M1011[48]。 表二墓道形制与族属对照统计表 C型拐道形[49]。即墓道向外延伸一段距离后方向发生改变, 朝着另一角度继续延伸, 共12条。根据墓道转折处位置的不同, 可分两个亚型: Ca型墓道延伸一段距离之后转折90°, 与原先的走向垂直, 可称为“曲尺形”, 共10条。其中7条为主墓道, 包括小屯西地03AXTM1南墓道[50]、小司空村南M93[51]、洛阳摆驾路口M1、M2、M3、东大寺M101南墓道、M104[52];3条为辅墓道, 包括西北冈M1217西墓道、北窑铸铜M14北墓道[53] (图二, 3) 、琉璃河M202北墓道。 Cb型墓道靠近墓室的部分呈长条形, 外端呈弧形, 可称为“弧曲形”。仅2条, 均为主墓道, 即殷墟西区M93[54] (图二, 4) 与大司空东南地1966年大墓[55]。 D型弧形。即墓道平面整体呈弧形。仅3条, 均为主墓道:应国墓地M232[56] (图二, 8) 、周原姚家M8[57]和张家坡M152[58]。 关于带墓道大墓的族属, 根据目前学界的相关认识, 结合以往对大墓墓主身份的推测, 可按族属不同将其划分为商、周两系。所谓“商系”, 是指商文化系统的墓葬, 不但包括商代商文化系统的墓葬, 也包括西周时期殷遗民的墓葬。所谓“周系”, 是指以姬姓周人为主体、包括与姬姓周人关系密切的西土集团族群, 既有可判定为姬姓者, 又有可判定为非姬姓者, 还有个别族姓难以确指者。为进一步观察墓道形制与墓葬族属关系, 我们根据上文墓道形制分析与墓葬族属划分, 将不同族系墓道形制数量分布情况统计如表二。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 其一, 无论商系、周系墓葬, 主、辅墓道均以A型为主, 分别占各自墓道总条数的87%、96.9%。台阶墓道作风多见于商系墓葬, 非商系墓葬墓道使用台阶的仅有周公庙LM18北墓道、LM32北墓道、孔头沟M10西墓道和茹家庄BRM3, 且前三者均为辅墓道。 其二, 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的族属并非紧密关联, 只是在非主流形制上两系似有不同的倾向:使用拐道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属商系族群, 使用喇叭形或弧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属非商系族群。 三、墓道形制与墓葬年代 地层关系、随葬品特征及出土纪年文字, 是判断墓葬期别年代最直接的证据材料。但商周时期带墓道大墓多处单纯墓地, 层位关系缺乏, 大部分又都被盗掘一空, 即使偶有劫余之物, 也未必能够据之分期断代, 而只能求诸墓葬形制、所处遗址与周邻遗存, 断其大概。就长时段而言, 墓葬形制差异对墓葬断代确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商周时期墓道形制的差异与变化, 是否亦有墓葬断代的指示意义? 刘绪先生曾据晋侯墓地的材料, 总结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 (主) 墓道与墓室相接处[59]距离二层台的距离越来越低, 直至与二层台平齐”[60]。也就是说, 墓道内端底在墓壁上所处位置的高低, 与墓葬时代的早晚有关。但这种规律是否适用于所有带墓道大墓, 商周两系有无区别, 尚需进一步梳理。本节选择77座年代明确、墓道与墓室关系清楚的墓葬, 分两系 (周系38座、商系39座) 考察墓道形制与墓葬年代的关系。 (一) 周系墓葬墓道形制与年代关系 参照晋侯墓地的认识, 按墓道内端底距墓底的距离, 可将周系大墓分为两式: Ⅰ式墓道内端底距二层台甚高。共16座, 如晋侯墓地M114 (图三, 1) 与M113, 墓道内端底部分别高出二层台6.6、8.7米, 距墓口2.4、1.4米, 处于墓壁的中部以上。属于该式的墓葬还包括晋侯墓地M9与M13组、M6与M7组, 横水M1与M2, 琉璃河M1046与ⅡM202, 叶家山M28、M111[61], 张家坡M152、M157、M170, 周原姚家M8。 Ⅱ式墓道直通二层台台面。共22座包括北窑M446、M451[62], 辛村M1 (图三, 2) 、M6, 晋侯墓地M33与M32组、M91与M92组、M1与M2组、M8与M31组、M64、M62与M63组, 应国墓地M95[63], 梁带村M502[64]。其中晋侯墓地M1、M2、M8为积炭墓, 墓道直通积炭层面。此外, 张家坡M168、茹家庄BRM3、周原姚家M7与孔头沟M9、M10, 墓道底距二层台分别仅0.1、0.55、0.9、0.3与0.64米, 应是后期二层台沉降导致, 亦应属此式。 就年代而言, Ⅰ式墓葬的年代涵盖西周早期与西周中期偏早:最早者如晋侯墓地M114与M113 (西周早期偏晚) , 最晚者如横水M1、晋侯墓地M6与M7组 (西周中期偏早) 。Ⅱ式墓葬的年代涵盖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偏晚:最早者如晋侯墓地M32与M33组 (西周中期偏晚) , 最晚者如梁带村M502 (西周晚期偏晚) ;而北赵晋侯墓地M93、羊舌晋侯墓地M1、M2[65]与梁带村M26、M27、M28等春秋早期的大墓, 其墓道也是直通二层台, 因此, Ⅱ式墓葬的年代从西周中期偏晚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综上, Ⅰ式墓道大墓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偏早, Ⅱ式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晚, 周系带墓道大墓的墓道形制在西周中期偏晚前后发生了变化, 之前远高于二层台, 之后直通二层台。 图三非商系带墓道大墓式别示意图 1.晋侯墓地M114 2.浚县辛村M1 图四商系带墓道大墓型式示意图 1.苏埠屯M1 2.摆驾路口M1 3.苏埠屯M8 4.西北冈M260 (二) 商系墓葬墓道形制与年代关系 商系墓葬墓道形制与年代关系按墓道内端底所处的位置, 可分为两型: A型墓道直通或稍高于墓底。共21座, 根据墓道内端底与墓底的位置关系, 又可分为两亚型: Aa型墓道直通墓底。共16座, 包括西北冈M1003、M1004、M1217、M1400、M1500、M1550、后冈1933年大墓[66]、71M48[67]、91M12[68]、小屯西地03AXTM1、安钢二炼05M11、05M13、西区M93、苏埠屯M1 (图四, 1) 、长子口墓[69]和鲁台山M30。 Ab型墓道高于墓底而低于二层台。共5座, 包括西北冈M1001[70]、后冈91M9、西区M700、M701和洛阳摆驾路口M1 (图四, 2) 。 B型墓道内端底直通或稍高于二层台。共18座, 根据墓道内端底与二层台的位置关系, 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墓道内端底直通二层台。共12座, 包括后冈71M32、71M47、殷墟西区M698、苏埠屯M8 (图四, 3) 、前掌大M203、M214、浮山桥北M1、M8、M9、M18、M28和北窑铸铜M14。 Bb型墓道内端底高于二层台。共6座, 包括西北冈78AHBM1、M260 (图四, 4) 、苏埠屯M11、洛阳摆驾路口M2、前掌大M205和周原刘家一号大墓[71]。西北冈78AHBM1、洛阳摆驾路口M2和苏埠屯M11, 墓道内底距二层台的距离分别是0.45、0.6、0.3米, 应是后期二层台沉降形成的, 墓葬最初形成时墓道内端底应直接与二层台相连;前掌大M205墓道内底高于二层台近1米, 报告指出“前掌大北区墓地的地层中多处含流沙层, 不少墓葬因地下水、沙层的变化, 使之结构随地层变化和变动”, 因此该墓墓道内端底高于二层台应是后期地层变动、二层台沉降所致, 墓葬最初形成时应是与二层台相连的;西北冈M260, 墓道底部近墓室处有一宽3.3米的殉葬坑, 坑与墓室之间有一道高0.7米的生土隔梁, 而生土隔梁和殉葬坑相接处与椁顶处于同一水平高度, 因此其墓道亦可视为直通二层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除周原刘家一号大墓外, 其余5座Bb型墓均可归入Ba型。 就年代而言, Aa型墓葬的年代涵盖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最早者如西北冈M1400与后冈71M48 (殷墟二期) , 最晚者如长子口墓和鲁台山M30 (西周早期) 。Ab型墓葬的年代亦涵盖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最早者如西北冈M1001 (殷墟二期) , 最晚者如洛阳摆驾路口M1 (西周早期) 。Ba型墓葬的年代范围同于Aa、Ab型:最早者如后冈71M47 (殷墟二期) , 最晚者如北窑铸铜M14 (西周早期) 。Bb型墓葬的年代范围为殷墟二期至西周中期:最早者如西北冈M260 (殷墟二期) , 最晚者如周原刘家一号大墓 (西周中期) 。由此可见, 商系墓葬墓道内端底所处墓壁高低与年代无关。 A、B两型墓道差异, 应与墓葬规模有关。比较两型墓葬的墓口面积可以发现, A型墓口面积多较大, 平均约为139平方米, 绝大多数在30平方米以上;Ba型墓口面积多较小, 平均仅约为22平方米, 绝大多数在20平方米以下, 仅有前掌大M214、苏埠屯M8、浮山桥北M1、M19等4座墓的墓口面积大于20平方米。对商系带墓道大墓而言, (主) 墓道内端底所处位置的差异反映了墓葬等级的不同。由此我们可根据墓道内端底所处的位置, 将商系带墓道大墓分为两型[72], A型墓室面积大, 墓道内端底直通或稍高于墓底, 且以直通墓底为主;B型墓室面积小, 墓道内端底直通或稍高于二层台, 且以直通二层台为主。 综合前文论述, 商周时期墓道形制与墓葬等级最为密切, 与墓葬族属不同有一定关系。周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高低与墓葬时代有关, 商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时代无关, 而与墓葬规模有关。 注释: [1]张应桥:《商周墓道制度辩论》, 《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魏建震:《商代墓道初探》,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2]张天恩:《周公庙遗址发掘涉及的主要问题》, 《文博》2004年第5期。 [3]岳连建:《周公庙大墓性质管见—兼谈西周王陵问题》, 《文博》2004年第5期。 [4]刘忠伏、孔德铭:《安阳殷墟商代大墓及车马坑》, 国家文物局《2005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第59页。 [5]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 《考古》1990年第1期。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考古》2006年第7期。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 《考古》2011年第7期。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 《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9]这一观点最早由赵福生先生提出。参见赵福生:《西周燕都遗址》, 《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 [10]种建荣:《陕西周原姚家墓地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第001版。 [11]西北冈的八座四墓道大墓均有单独的考古报告, 为行文简洁, 此处不一一注出。 [1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年, 第16页。 [13]徐广德、岳占伟:《安阳市刘家庄北地殷代遗址与墓葬》,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年》, 文物出版社, 2002年, 第195页。 [14]周公庙考古队资料。 [15]唐际根:《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53页。 [1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 《文物》1972年第8期。 [17]徐天进:《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 国家文物局《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第43页。 [18]本文墓葬示意图均根据原图重新改制, 并大致按比例缩放。 [19]同注[4]。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28页。 [21]殷之彝 (张长寿) :《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 《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 文物出版社, 1979年, 第106页。 [22]王献唐:《释醜 (上) 》, 《山东古国考》, 齐鲁书社, 1983年, 第228页。 [23]杜在忠:《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索》, 《夏史论丛》, 齐鲁书社, 1985年, 第245~265页。 [24]李零:《苏埠屯的“亚齐”铜器》, 《文物天地》1992年第6期。 [25]王进峰:《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26]黄川田修:《齐国始封地考—山东苏埠屯遗址的性质》, 《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 [27]种建荣:《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的文化、聚落与社会》,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年, 144~148页。 [28]Tang Jigen: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 [2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1年第5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306~307页。其墓室规模较小可能与当时王室东迁, 国势衰微有关。 [30]同注[2]。 [31]张明东:《商周墓葬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 第68~69页;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第64~69页;王伟:《周代前期姬姓封国墓葬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 第113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33]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 《文物》1993年第3期。 [3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华县东阳》,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12页。 [35]郭宝钧:《浚县辛村》, 科学出版社, 1964年, 第14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第56~58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 《考古》2012年第12期。 [38]黄陂县博物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 《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39]周公庙考古队资料。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9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1]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第385页。 [42]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 1951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 《考古》1993年第10期。 [44]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 《古代文明》第5卷,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第348~369页。 [45]《山西黎城黎国墓地》, 国家文物局:《200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 2008年, 第33~35页。 [4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 》, 文物出版社, 1995年, 第17页。 [47]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4年第5期。 [4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6年第8期。其中M1011具体资料尚未发表, 简报中描述该墓“墓室与墓道平面呈‘一’字形”, 考虑到M1、M2的墓葬平面形态在简报中也被描述成“一”字形, 而其墓道形态属本文所分的“喇叭形”, 因此M1011的墓道平面形态也应是喇叭形。 [49]西周拐道墓最早于1952年发掘洛阳东郊时发现, 在简报中提出“拐道墓”这一名称, 参见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第九册, 1955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9期。 [51]资料未发表, 仅于小屯西地03AXTT2M1简报中提及, 参见注[50]。 [52]同[49]。 [5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 《文物》1981年第7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5]资料未发表, 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六章《殷墟的重要墓葬群》中介绍大司空村东南地墓葬群时提及, 参见是书第133页。 [5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应国墓地 (I) 》, 大象出版社, 2012年, 第20页。 [57]同注[10]。 [58]墓葬平剖面图参见《张家坡西周墓地》第23页图18, 总平面图参见第5页图3。 [59]本文称为“墓道内端底”。 [60]刘绪先生曾多次在课堂及私下交流中提及。 [6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 文物出版社, 2013年, 第112页。 [6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 文物出版社, 2002年, 第13~15页。 [6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 《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6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 《文物》2010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10年。 [65]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2009年第1期。 [66]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1948年, 第31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 《考古》1972年第3期。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 《考古》1993年第10期。 [6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年。 [70]需要指出的是, 西北冈M1001较为特殊, 南墓道内端底距墓底2.3米, 椁室高3.1米左右, 比南墓道内端底高出0.8米, 椁室周围有一层夯土面, 该夯土面与椁顶以下、它本身之上的填土分层明显, 南北墓道均通往该夯土面, 似乎表明下葬过程中曾利用该夯土面, 因此该墓南墓道内底高于墓底低于二层台的情况应与其下葬过程有关。 [71]罗西章:《扶风县文物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 第28页。 [72]周原刘家一号大墓较为特殊,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