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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松锦之战，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提到明清之间的战争，大家往往会想到萨尔浒之战。的确，萨尔浒之战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奠定大清霸业基础。但在萨尔浒之战之后，另一场松锦之战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接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乾隆皇帝曾经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中对这两场大战定位：“太祖一战(指萨尔浒之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指松锦之战)而帝业定。” 从乾隆皇帝的这番话可以看出，如果说萨尔浒之战代表了清(后金)的崛起，那么松锦之战，则是宣告了明的落幕。 一、背景 既然松锦之战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讲松锦之战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明末的局势。先从清(后金)开始吧。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大金”。由于历史上已有完颜阿骨打所建立的金国，所以努尔哈赤所建政权一般被称为“后金”。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彻底与明决裂。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通过收买、间谍加军事打击的手段，接连攻克抚顺、清河及大量明朝堡垒。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重创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霸业基础。之后的努尔哈赤在对明朝的作战中连战连捷，占据了辽东的大片土地。 但在1626年一月的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强大后金军被明军新锐将领袁崇焕击败，后金的进攻势头受到遏制。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明朝方面鉴于后金军队战斗力很强，野战难以取胜，转而采取依托城池、堡垒、关隘建立防线的方式抵御后金。在孙承宗、袁崇焕、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等一批明朝文官武将的努力下，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涵盖大量城池堡垒的关宁锦防线逐渐形成，成为了明朝在辽东的有力屏障。 皇太极继位后，于1627年正月派阿敏等人率大军进攻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朝鲜弱小，虽进行了一些抵抗，但还是在强大后金军的猛攻之下一败涂地，不仅大片国土沦陷，更是被后金军掠走大量人口与物资。战败的朝鲜被迫与后金会盟定约，主要内容有：后金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朝鲜向后金纳贡;朝鲜在边境开放口岸与后金进行贸易。 攻打朝鲜之后，皇太极又将矛头对准了明朝，亲自率军攻明，宁锦之战随之爆发。面对后金军的猛攻，明军依托关宁锦防线顽强抵抗，在局部地区甚至展开反攻，最终让皇太极落败撤军。 明朝取得了宁锦之战的胜利，史称“宁锦大捷”。 宁锦之战后，皇太极鉴于明朝的关宁锦防线稳固难以攻破，于是转而向其他方向寻找突破口。皇太极利用当时漠南蒙古各部互相征伐的情况，以战争、联姻、册封等方式不断向漠南蒙古扩张势力，让部落首领们逐渐臣服于后金麾下。 1634年，最后一任蒙古大汗林丹汗在青海打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去世。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向后金投降，漠南蒙古帝国宣告终结。 1636年五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漠南蒙古十六部首领至沈阳表示臣服，标志着漠南蒙古彻底归顺于清。 也就是在1636年的十二月，皇太极因为朝鲜屡屡对后金的各项要求阳奉阴违，加之朝鲜使臣拒绝在自己的称帝大典上行叩拜之礼，决定再次出兵教训朝鲜。朝鲜的表现与上一次类似，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还是迅速战败。 1637年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李倧正式投降。之后，清与朝鲜再次会盟定约，大致内容如下：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朝鲜派世子到清为人质;朝鲜必须定期足额向清纳贡;明清若爆发战争，朝鲜必须协助清方作战。 皇太极第二次出兵朝鲜，彻底解决了“朝鲜问题”，让明朝失去了一个重要藩属国。当然，朝鲜由于国小兵弱，对清(后金)的牵制作用本就十分有限。但漠南蒙古落入清(后金)之手，则导致明朝的战略环境急剧恶化。 萨尔浒兵败后，明朝通过提供金银物资的方式，扶持林丹汗与努尔哈赤对抗，即“以北虏制东夷”。漠南蒙古各部先后归顺清(后金)，不仅让明朝的计划落空，更让明朝的北部疆域门户洞开。皇太极可以率军绕过辽东坚固的关宁锦防线，通过漠南蒙古的领地进攻明朝。 事实证明，明朝的各长城隘口远不像关宁锦防线那样固落金汤。从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军从喜峰口入塞，到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最后一次率军从界岭口入塞。短短十余年间，清(后金)军先后五次攻入长城以南，兵锋波及河北、山西、山东的大片地区。  清朝定鼎天下之后，编写史书的史官们对皇太极极尽吹捧之能事。因此在清朝史书上，皇太极被描绘成一个励精图治、一心灭明的君主。 其实，励精图治不假，但一心灭明，则有后世史官粉饰烘托的成分。 1635年，在皇太极手下效力的范文程、宁完我等一批汉人官员，上疏主张尽快灭明。对此皇太极回复说：“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由此可见，皇太极并无坚定的灭明之心，他与父亲努尔哈赤一样，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另一件事上，那就是抢掠。其实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清出兵攻明的主要目的是求财。 明朝时期的辽东，是比较贫穷的地区。而居住在辽东苦寒之地上的女真各部，由于生产力落后，生活更为艰难。努尔哈赤起兵之后，战乱不断，更进一步导致了辽东物资短缺。因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土地并无多少兴趣，不少地区他们占领之后又轻易放弃。 之所以屡屡兴兵，就是为了掠夺财富，抢粮、抢钱、抢男丁、抢女人。当时清(后金)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烧杀劫掠。由于努尔哈赤的活动局促于辽东，影响相对较小。而皇太极时期，清军先后五次入塞大掠中原，给广大汉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对于抢掠，皇太极本人也丝毫不避讳。《天聪实录稿》记载，皇太极曾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明确说道：“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皇太极一生都非常热衷于与明朝议和，不仅多次通过边境地区的明朝官员向明廷传达和谈的愿望，还请朝鲜方面做过中间人。 皇太极作为在军事上强势的一方，却屡屡向弱者求和，让后世不少人都感到困惑。其实只要联系求财这一目的，皇太极的求和之心就不难理解。因为带着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出去抢掠，虽然威风八面，但毕竟是高风险的行动，每次都会有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关宁锦防线形成之后，辽东不好抢了，每次抢劫都得长途跋涉，实在是十分辛苦。 所以最好是能让对方乖乖送钱，自己躺着数钱。而要让明朝送钱，自然要与明朝议和了。 对于皇太极来说，无论是战是和，都是求财的手段。 在皇太极在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向明朝提出的议和条件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不同，但大致如下：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东华录》) 应该说，这样的条件不算太苛刻。而且皇太极还一再表示，关于明朝馈赠的金银数额以及边境领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除此之外，只要明朝愿意议和，自己可以接受明朝的册封印信，做明朝名义上的藩属，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然而清渴望议和的热脸，却贴上了明不愿意议和的冷屁股。对此，也有必要说说当时明朝的情况。  1627年八月，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去世，由于没有子嗣，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定年号为“崇祯”。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明朝的形势，从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对内，崇祯在继位不久后就铲除了权倾天下的大太监魏忠贤，并大力打击魏忠贤的党羽，让政局焕然一新(至少崇祯是这样认为的);对外，在天启年间取得了宁锦大捷，进一步加固了关宁锦防线，有效遏制住了后金的进攻势头。 唯一不和谐的音符是，陕西传来了民变的奏报。不过西北地区在明代一直比较贫穷，自明中期以来，屡有民变或是兵变的事发生。所以崇祯和大臣们对此并没有重视，他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另一个地方——辽东。 当时年轻的崇祯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疏忽，会断送掉大明江山。 继位之初的崇祯血气方刚，一心想要收复辽东，而之前的宁锦大捷更是给了他巨大鼓舞。此时的崇祯，自然对皇太极抛来的议和橄榄枝不屑一顾了。 见崇祯不够意思，皇太极于是采取军事行动，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1629年皇太极率军从喜峰口入塞之战。后金军从喜峰口破关而入后，一路烧杀劫掠，连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遵化、玉田等地，兵临北京城下后，又与袁崇焕率领的明朝关宁军在北京城下展开激战。 由于皇太极并无意攻下北京，所以在遭遇顽强抵抗后就率军撤走，只留下少量兵马由阿敏统领，留守关内的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不久后，明朝组织军力将四城收复。 虽然北京未沦陷，但此战依然让明朝损失惨重，总兵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死，总兵黑云龙、麻登云被俘，被后金军掠走的人口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由于1629年是中国农历己巳年，所以此次清军入塞又被称为“己巳之变”。战后，之前屡立战功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也因此战获罪被处死。  之后，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1634年，皇太极率军从大同、宣化一带破关而入，在山西与河北一带大肆劫掠。1636年，皇太极派阿济格率军从独石口破关而入，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劫掠。 虽然这两次军事行动，清军都是在烧杀劫掠之后即撤走，但也都给明朝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阿济格指挥的第三次入塞，光是掠走的人畜就达十七万之多。 而此时，陕西的民变也早已不局促于一隅，发展成了数十万人，波及数省的农民大起义。明军在内外两线作战中疲于奔命，明朝国势已经危如累卵。 连番惨败催人醒，到了1638年四月，在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攘外须先安内”的建议下。崇祯终于决定答应皇太极的议和请求，与清方谈判，以求先与清达成妥协以减轻压力，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待农民起义军被剿灭后，再谈收复辽东。 执行议和任务的官员，是明朝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视太监高起潜，他们在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的授意下，派遣周元忠赴沈阳，试探清方的态度。此时皇太极正率军与蒙古喀尔喀部作战，闻报后十分重视，不仅命沈阳方面款待明朝使者，还命官员修书一封让周元忠带回，以示和谈的诚意。 就在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时，坏事出现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大潮中脱颖而出建立大明。之后的明朝历代君臣，均以两宋的灭亡为教训，以与“胡虏”议和妥协为耻。在当时明朝内部的很多官员看来，与清议和的行为就是卖国，更是奇耻大辱。因此明清之间的此次议和，是秘密进行的。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议和之事还是很快传了出来。一时间，朝野哗然，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杨嗣昌，并向崇祯力谏不得与清议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本就心怀犹豫的崇祯立即打了退堂鼓。此次明清议和就此夭折。 原本做着“数钱梦”的皇太极见明朝方面迟迟没有回应，失望之余更是憋了一肚子火。既然明朝不肯给钱，那我就派兵来抢。 为了报复明廷的忽悠，皇太极于同年八月派多尔衮和岳托率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墙子岭和青山关破关而入。两路清军入关后，很快在通州会师。接着，清军开始在河北、山东一带大肆劫掠，尤其是攻占济南之后屠城，杀害明朝军民达十三万之多。 最终，清军将河北、山东的大片地区洗劫一空之后撤离。此战，明朝损失极其惨重，共被清军掠走黄金四千两，白银九十七万两，人畜四十六万，总督吴阿衡、卢象升相继壮烈牺牲。 此次入塞作战让清获利颇丰，皇太极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攻掠。但明清双方的领导者都很清楚，战争远没有结束，新的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二、大炮 与绕道蒙古攻入关内斩获颇丰相比，清在辽东的战果一度要小得多。1631年七月，在明朝督师孙承宗的主持下，总兵祖大寿率明军一万多人外加一批民夫赴大凌河修复城池，以便于日后对后金作战。 皇太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很快亲率大军杀到大凌河城下。祖大寿关闭城门死守数月，明廷也先后组织四波援军支援大凌河，但均被皇太极率军击败。到了同年十月，粮尽援绝的祖大寿被迫向清军投降，大凌河之战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不过，祖大寿并非真心投降，他欺骗皇太极说愿意为后金谋取锦州，获得皇太极同意。祖大寿被皇太极放回锦州后，并未履行与皇太极里应外合取锦州的密约。 皇太极被涮了一把，也无可奈何，选择将大凌河城拆毁后班师。 大凌河之战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影响却相当深远，因为此战让明朝损失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武器——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最初是在1620年由明朝官员赴澳门向葡萄牙商人购得的。因为该炮是红胡子的外国“夷人”带来的，故取名为“红夷大炮”。 引进红夷大炮后，明朝很快仿制成功，将其广泛应用于战场。相比明军原有的大将军炮、威远炮等火炮，红夷大炮射程远、威力大、命中精度高、稳定性好，成为了明朝的护国利器。明军取得宁远、宁锦两次大捷，都与红夷大炮有着巨大的关系。 皇太极继位后，立即组织人手仿制红夷大炮。但由于此时后金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明朝对红夷大炮的制造技术又严格保密，后金的仿制工作并不顺利。经过数年的刻苦偷学，到了1631年正月，后金终于仿制成第一门红夷大炮，随即开始组建炮兵部队。 大凌河之战中，后金军的炮队开始崭露头角，轰毁明军两座敌楼。后金军夺得大凌河城后，城内包括红夷大炮在内的三千五百多门大小火炮落入后金之手，让后金军的火炮力量大幅度增强。 正所谓祸不单行，大凌河之战，诱发了明朝内部的一场兵变，让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雪上加霜。崇祯继位后，任命精通数学和火器知识的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孙元化上任后，在山东登州主持制造了大量红夷大炮和火绳枪，有力支援了辽东前线，还聘请葡萄牙炮师，编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装备大量“洋枪洋炮”的部队——登州火器营。 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孙元化秉明廷旨意，派参将孔有德率军驰援大凌河。孔有德率军出发后，遭遇雨雪天气，士兵深受其苦。军队行至吴桥时，几名饥寒交迫的士兵抢了附近百姓家中的鸡改善伙食，结果导致孔有德部明军与当地官吏士绅百姓发生冲突。 孔有德一怒之下，不仅放纵士兵劫掠百姓，还公然哗变杀回山东，接连攻克临邑、商河、青城等地，更是在另一位明军参将耿仲明的策应下，攻占了登州，俘获孙元化。之后，孔有德部叛军遭遇明朝重兵围剿，孔有德兵败后，与耿仲明一起率残兵投奔后金。 孙元化虽被叛军放回，但因手下军队叛变被明廷追究责任，最终被处死。 孔有德与耿仲明向后金投降后，不仅让后金又获得了一大批包括红夷大炮在内的火器，更将一批熟练的工匠和炮手带给后金，让后金的火炮研制和使用能力大大增强。 从此之后，形势逆转，明朝的火器优势不再，而清的火器发展步入快车道。战力强大的八旗兵又拥有了威力巨大的炮队，如虎添翼，为日后在松锦之战中大破明军打下了基础。 1637年，清军大败皮岛明军，明朝在清后方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他的眼光，越来越多地盯在了明朝的关宁锦防线上。  三、围城 虽然清在与明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战果，辽东局势也越来越向清有利的一面发展。但明在辽东的关宁锦防线，依旧犹如铁索一般束缚了清军的手脚。皇太极对关宁锦防线恨之入骨，更是将地处前沿位置的锦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只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1640年正月，张存仁、祖可法等一批降清汉官，向皇太极上疏进献进取之策。这份奏疏大体上决定了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清军的战略动向，甚至可以说是松锦之战的导火索。由于原文较长，所以在此只摘录部分与松锦之战关系较大的内容： 皇上曾以剪技伐树之喻见谕。臣等彼时心疑之，而不敢妄言。今熟思之，皇上必有睿见，而臣等窃有进焉。夫去人一手而人不死，去人一足而人犹生;若断喉刺心则其人立毙矣。去手足之说，即剪枝之计，可施于勍敌之小邦，不可施于积弱之大国也。伏愿皇上蚤定庙算，攻心为上，不角力而角智;勿取物而取城，则直捣燕京，割据河北，在指日间矣。燕京之易得者，内多客处之人，若断其通津粮运、西山煤路，彼势将立困，必不能如凌河之持久，此刺心之著也。 如欲先得关外各城，莫若直抵关门，久不经战守之地，内皆西南客兵，攻取甚易，兼石门之煤不通，铁场堡之柴不进，困取亦易。山海关既取，关外等城已置绝地，可唾手而得，此断喉之著也。 如欲不加攻克而先得宁锦，莫如我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彼耕种自废，难以图存，锦州必撤守而回宁远，宁远必撤守而回山海，此剪重枝伐美树之著也。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张存仁等人提出三个方案：一、直捣北京;二、直取山海关;三、驻屯广宁，取锦州、宁远。 皇太极深思熟虑后，认为前两个方案太过冒险，第三个方案可行，并很快付诸实施。 锦州是明末辽东重镇，处在关宁锦防线的前沿位置，其西南不远处，就是松山、杏山、塔山三城，若要破关宁锦防线，必须拿下锦州。 在皇太极看来，张存仁等人的策略纵然可取，但还需要修正一下，清军驻屯的地点，不是在广宁，而是在义州，因为义州距离锦州仅九十里，一旦清军在义州站稳脚跟，将对攻占锦州大为有利。 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贝勒多铎，分率两路大军赴义州。清军到达义州后，一面修筑城墙，一面屯田耕种，准备长久驻守。清军兵临义州一带后，自然引起锦州明军的警觉，但清军势大，镇守锦州的明军总兵祖大寿兵力有限，不敢大规模出击，只得任由清军巩固城池阵地。 同年五月，皇太极亲赴义州、锦州一带视察，部署各项作战事宜。此时清军已经兵临锦州，明军在锦州城外的不少据点被清军清除，种在锦州城外的庄稼也被清军收走。 皇太极鉴于之前宁远、宁锦之战攻城失败的教训，命令清军对锦州要围而不打，通过长期围困迫使锦州守军投降。 皇太极视察完毕后启程回沈阳，将包围锦州的任务交给多尔衮。 面对清军围城，锦州明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祖大寿指挥明军频频出击，试图将清军打退。但清军对明军的行动早有准备，且耕且战、步步为营，非但没被击退，反而逐步清除了锦州外围的所有明军据点，形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圈。 清军对锦州的行动也很快引起了明廷的警觉，尤其是祖大寿派人向明廷求援之后，崇祯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决定由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救援锦州。 洪承畴，福建南安人，1616年进士。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时任陕西参政的洪承畴，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韩城之战中崭露头角，之后更是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官职也一升再升。1639年，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负责辽东战局。 应该说，皇太极选择在1640年兵围锦州，时机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一方面，此时的明朝已经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了十多年，国力早已大损，人才也日渐凋零，辽东的关宁军屡屡被调入内地镇压农民军，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但另一方面，此前明朝在镇压农民军上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第一代闯王高迎祥于1636年兵败身死，紧接着，张献忠兵败接受招抚，李自成也遭遇惨败躲入商洛山中。明朝出现了一番极为短暂的“中兴气象”。虽然张献忠与李自成在1639年先后再次举起大旗，到了1640年已有一定战果，但还远没有到能推翻明朝的地步。 总而言之，1640年时的明朝，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仍有一定余力，能让皇太极面临不小的挑战。  四、博弈 1640年五月十二日，洪承畴率军出山海关，他一向以“持重”著称，深知清军战斗力很强，所以从一开始，就主张打一场攻守兼备的持久战。洪承畴仔细分析形势后，上疏说： “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 洪承畴的主张，一开始得到了崇祯的大力支持，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崇祯中途变卦，最终将十几万明军将士推入了覆灭的深渊。 洪承畴出关时，锦州明军和其他各地的辽东明军已经与清军发生多次小规模激战。洪承畴出关之后于五月十六日到达宁远，他不敢再贸然前进，而是调集兵马向清军作试探性进攻，战况变得更加激烈。 在前期的两军交锋中，尤以黄土台之战规模最大。 1640年五月十八日，东协总兵曹变蛟和辽东团练总兵吴三桂等人率领一支明军与多尔衮率领的两万清军在杏山附近的黄土台相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清军战斗力历来强于明军，多尔衮在开战后很狂傲，率军猛打猛冲。 不过此战明军早有准备，以骑兵为前锋，步兵为后队。交战开始后不久，明军前锋佯装败退。眼见明军“溃败”，多尔衮立即率军追击，追出不久后，忽然听见阵阵巨响，炮弹如雨点般砸到清军头上，把清军炸得人仰马翻。多尔衮虽然明白情况不妙，但还是决定指挥清军继续冲锋，试图依靠清军强大的战力撕开突破口。 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明军并不退缩，而是从容不迫地使用火绳枪与火铳向清军射击，将大批冲在前列的清军打死。随后，明军伏兵从四面冲出，大有将清军围歼之势。 关键时刻，清军援兵赶到，拼死突入阵中将多尔衮救走，黄土台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与清军“攻杀相当”，明军略占上风。 虽然战况还算不错，但对于此时的洪承畴来说，有一样东西比战况更牵动他的心，那就是粮食。打仗历来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松锦之战，粮草更显重要，因为锦州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缺粮的后果不堪设想。 锦州被围后，洪承畴一直千方百计向锦州运粮。不过由于清军围城，明军运粮队屡遭清军打击，向锦州运粮十分困难。 转机在1641年正月来临，洪承畴趁清军新年松懈之际，组织军民利用锦州附近复杂的地形躲过清军，将一万六千石粮食运入锦州。 这些粮食对于饥寒交迫的锦州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大大坚定了锦州明军坚守的决心。 明军这次向锦州运粮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清军围城日久后，全军上下日渐松懈。由于锦州明军屡屡出击与清军交战，多尔衮为了避免与明军小仗不断的局面，下令将清军各营都转移至距离锦州城三十里处，等于是给了锦州明军活动空间。 移营之后，眼见没有大的战事，多尔衮与手下的豪格、罗托等人商议之后，又决定给将士们放假。刚开始规定每牛录甲兵三人回家一次，后来更是干脆以每次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员轮流回家。 多尔衮等人的这些举动，不仅让清军士兵的数量大量减少，更让清军将士们懈怠轻敌，包围圈漏洞百出。 听闻明军居然从清军眼皮子底下运粮入锦州，皇太极大怒，立即派人到锦州前线斥责多尔衮，到了同年三月，更是以“不能防塞之罪”撤掉了多尔衮的统帅职务，改派济尔哈朗负责。皇太极充分发扬亲兄弟明算账的风格，非但撤掉多尔衮的职务，还罚款白银一万两。 撤换统帅之后，如何加强对锦州的包围成为当务之急。此时降清汉官张存仁向皇太极指出：“若欲久困，必绕城筑台，兵围数匝，始可得也。” 皇太极在张存仁的建议下，命令围城清军移营到锦州城外距城墙五六里处，每面城墙外设置八座军营，并挖战壕、设栅栏、布火炮、建哨所，让清军士兵昼夜巡逻。如此一来，清军的围城变得十分严密，让锦州明军压力山大。 锦州城分内外两重，负责守卫锦州外城的是由一批蒙古人组成的明军，有六千人之多。祖大寿将他们部署在外城，本来就有拿他们当炮灰之意，自然引起这些蒙古人的不满。眼见清军围城越来越严，外城的蒙古将士军心动摇。统领蒙古兵的明将诺木齐、吴巴什秘密派人向清军投降，与清军相约在三月二十七日夜里一起行动，里应外合拿下锦州外城。 不过，祖大寿在这些守卫外城的蒙古将士中布设了眼线，到了三月二十四日，他就得知了叛变计划。随后当机立断，决定于当晚派兵突袭外城，将这些叛徒一举全歼。 然而，就在祖大寿进行部署时，内城明军的行动引起了外城蒙古将士的警觉。结果诺木齐、吴巴什率军先发制人，向正在向外城移动的内城明军发起猛攻。城外的清军听到城内传出喊杀声，明白情况有变，立即在外城明军叛军的接应下进入外城，与明军混战。 一番激战之后，祖大寿率军争夺外城失利，被迫死守内城，锦州局势急转直下。  锦州局势突变，崇祯与洪承畴都不可能坐视不理，加之此时各路兵马与钱粮大多都已调拨到位，洪承畴决定出击。但他依然十分谨慎，部署明军步步为营向前推进，试图与清军长期相持。 1641年四月，明军援兵先锋到达距离锦州仅五里左右的乳峰山，与清军相遇，开始了又一轮激战。 明军兵分两路，在隆隆炮声中向山上的清军发起猛攻。清军乱箭如雨，并投下大量滚石，给明军造成较大伤亡，但明军不惜代价，猛攻不止。山上清军抵挡不住，正红、镶红、镶蓝三旗营地相继被明军攻陷。 眼看山上清军支撑不住，埋伏在山下松山城外西石门附近的清军骑兵冲出，试图一举击垮明军。关键时刻，吴三桂率领千余精锐骑兵迎击，一番拼死搏杀将清军骑兵击溃。 骑兵突击无效，清军又使出另一个杀手锏——大炮。清军三十多门红夷大炮突然一齐开火猛轰明军，然而明军依旧不退，冒着清军的炮火继续前进。 明军的大炮也不断怒吼，将一发发炮弹砸到清军头上。清军实在支撑不住了，残兵溃退而去，初战乳峰山以明军的胜利告终。 不过，祖大寿在此战过程中出兵突围失败，锦州依旧处于清军严密包围之中。 之后，明军与清军在锦州附近地区，尤其是松山一带展开拉锯战，你退我进、我退你进，打得不亦乐乎。 在以往的战例中，清军往往能在很短时间内一举击败明军取得大胜，大胜之后往往还能大肆劫掠，大家一起享受胜利果实。但此次松锦之战，由于洪承畴稳扎稳打，战事延绵无期，让清军将士们苦不堪言。 由于看不到战争胜利和抢劫发财的希望，加之长期频繁作战还没加班费，清军士气越来越低落，一些不愿继续效力的蒙古士兵甚至逃走或向明军投降。 到了六月，忍无可忍的皇太极以“指挥失律之罪”将济尔哈朗撤职，重新起用之前被罢免的多尔衮。大概在皇太极眼里，多尔衮虽然围城不怎么行，但打仗应该比济尔哈朗强吧。 不过再次换帅之后，战况对清军而言依旧没有什么起色。洪承畴十分稳重，派兵把守各处要地，每次与清军作战略有小胜即见好就收，让清军无隙可乘，更不给清军围歼明军主力的机会。 多尔衮对洪承畴这种磨洋工式的打法头痛不已又无可奈何，只得耐着性子陪着洪承畴慢慢耗。 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清军因疲困而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不过，很快有人跳出来打破了这一切，最终让这场战争变成了清军对明军的屠杀。  五、决战 这个跳出来的人，叫陈新甲，时任明朝兵部尚书。作为全国军事长官，陈新甲在屡屡接到前线明军的捷报后，认为明军可以速胜，主张速战速决，但遭到洪承畴反对。 陈新甲于是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与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赴前线视察。这两人都是官场老手，早已揣摩到兵部尚书大人的心思，于是到前线不久后就接连上疏说“边兵可战”，支持陈新甲速战速决的主张。 崇祯皇帝被说动，正式下旨催战。至此，战局开始脱离洪承畴的控制，突然进入到决战阶段。 洪承畴虽然竭力反对速战，但无奈圣命难违。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亲率大军出征。明廷早已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明军此次出战兵多将广、精锐尽出，洪承畴共统帅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密云总兵唐通、蓟镇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共计八镇十三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锦州。 由于皇帝催战，洪承畴一改“持重”作风，率军高歌猛进，在七月二十八日即再次兵临乳峰山。明军到达之后，立即占领了乳峰山西侧制高点以及松山城的东西石门等要地。针对清军多骑兵的特点，洪承畴下令挖掘战壕，并大量使用车营列阵。 明军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大举进逼，让多尔衮大为惊骇，这洪老先生是打了鸡血还是服用兴奋剂了?他不知道，此时的洪承畴也是一脸委屈，我哪里想这样，这不是皇帝逼的嘛! 面对来势汹汹的明军，多尔衮决定给明军迎头痛击，他亲自率军向明军发起猛攻。但洪承畴对清军的来袭早有准备，指挥各路明军沉着应战，连连打退清军进攻。 多尔衮眼见伤亡惨重且取胜无望，只得率军撤退。 明军宣府总兵杨国柱在与清军激战时中箭身亡，洪承畴下令以李辅明代替杨国柱。 全面进攻失利后，多尔衮转而进行重点进攻。八月八日，清军集结兵力猛攻乳峰山西侧的明军兵营，结果又被明军击退。八月九日至十日，明军与清军在西石门一带再次交战，清军先胜后败，士气日益低落。 多尔衮架不住明军的猛烈攻势，只得率军向后撤退。唯一让多尔衮感到欣慰的是，锦州城内的祖大寿虽然率军拼死冲杀，但却依旧没能突破清军的包围，还是被困在城中。 多尔衮在调兵遣将对付明军的同时，也派人飞驰沈阳向皇太极求援。明军再次出兵，早在皇太极意料之中，但出兵如此之多，却也在皇太极意料之外。眼见崇祯拿出玩命的架势，皇太极明白，自己也该拼死一搏了。于是他发布总动员令，强征全国壮丁入伍，集全国之力支援锦州前线。 前线不利的奏报一封封传到沈阳故宫，皇太极自然十分着急，决定亲自赶赴前线。但此时的皇太极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身体问题——流鼻血。鼻血大家应该都流过，一般来说不算大问题。但皇太极这次流鼻血却很不一般，不知是他超级严重上火还是得了别的怪病，反正不仅出血量大，而且还流个不停。 皇太极原本计划八月十一日出发，但由于流鼻血不止一再拖延，到了八月十五日，他实在等不下去了，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赶路一边用碗接鼻血，到了八月十九日终于赶到前线附近的戚家堡。 多尔衮听闻皇太极来了，立即到戚家堡向皇太极汇报工作。此时的多尔衮对战局很悲观，认为洪承畴的明军强大难以击败，不如集中兵力猛攻锦州，先拿下锦州再说。但皇太极否决了多尔衮的建议，边擦鼻血边视察前线。 经过仔细观察，皇太极兴奋地说出了一句话，就此注定了洪承畴与十三万明军将士的悲剧命运。关于当时的情况和皇太极的话，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皇太极)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相信大家也看明白了，洪承畴的排兵布阵是头重尾轻的，兵力集结于前锋，后队十分空虚。皇太极很快针对明军的弱点进行部署，将大批清军转移至松山与杏山之间，在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南海口一线扎营，切断了明军粮道。 清军扎营后，又立即开挖战壕，“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将洪承畴的十三万明军包围在了松山一带。 陷入包围历来是兵家大忌，皇太极的部署，让洪承畴的大军瞬间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八月二十日，明军为了突破清军包围，开始发动进攻。皇太极一面指挥清军顶住明军进攻，一面继续组织士兵挖掘战壕，加固包围圈，还派阿济格等人率一支清军攻笔架山，夺取了明军屯放在那里的大量军粮。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已将包围圈巩固，于是主动到明军阵前挑战，明军也大举出动，松锦之战中最激烈的一仗就此打响。 战斗开始后，明军红夷大炮、佛郎机齐放，火绳枪兵和弓箭手将无数弹丸箭矢射向清军，骑兵、步兵、车营更是不断冲击清军防线。 清军也以死相拼，炮兵用红夷大炮与明军对轰，骑兵、步兵则与冲阵的明军近距离搏杀，场面蔚为壮观。 清军的红夷大炮和之前挖掘的战壕在决战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明军虽然竭力突围，但在清军的炮击下伤亡很大，更是屡屡被清军的壕沟所阻。除数千明军骑兵拼死突出重围外，其余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依旧被清军困在包围圈之内。眼见突围无望，洪承畴只得下令收兵，继续与清军对峙。  六、溃败 当晚，洪承畴召集将领们开会，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洪承畴在会上慷慨激昂，表示现在坚守是死，不战亦死，如果拼死一战还有一线生机，勉励大家明天再与清军决一死战。 然而，各镇总兵基本都已心怀去志，不少人主张先设法突围回宁远取粮之后再战，监军张若麒也认为现在大军只剩三天存粮，应该先设法回宁远取粮。 眼见军心涣散，洪承畴明白想再拼死一战击败清军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同意向宁远方向突围。他下令将明军分为左右两路，左路由王朴、唐通、白广恩部组成，右路吴三桂、马科、李辅明部组成，两路按照他的命令相互侧应，于初更时分一齐突围。 然而还没到时间，有一个人却先跑了，他就是大同总兵王朴。陷入包围之后，明军本就军心惶惶，一旦有人开溜，逃跑的口子自然就收不住了。一时间，各镇总兵及其麾下的将士们四散而去，争当逃跑先锋，原本的有计划突围变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大溃逃。 对于当时的情况，明末清初文人谷应泰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遥望火光，谓敌兵在前，走还，迂伏，大溃。” 乱了，全乱了!一片混乱之中，洪承畴还算镇定，他召集了未逃跑的玉田总兵曹变蛟、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和辽东巡抚丘民仰及一万多兵马进入松山城死守。皇太极自然不放过，立即让清军将松山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曹变蛟多次率军出击，均被围城清军击退。 洪承畴无奈，只得困守孤城苦苦支撑。就这样，洪承畴救援祖大寿不成，自己反而成了第二个祖大寿，明朝在辽东的局势急剧恶化。 没跑的倒霉，跑了的就更惨了。皇太极原本料到明军会突围，正率军严阵以待，结果却侦知明军已经崩溃四散而逃，高兴之余立即进行了周密部署：多尔衮等人率领四旗军队以及科尔沁部蒙古兵在锦州附近布防，切断锦州至塔山的道路;正黄旗骑兵镇国将军宗室巴布海等人率领部分兵马在塔山附近布防;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等人率一批蒙古兵在杏山附近布防;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率一支军队在小凌河口附近布防，以阻击明军沿海逃窜。 皇太极嘱咐手下诸将，各军当根据形势灵活机动，敌军如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如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果敌军众多，则蹑后追之，各军紧密配合，务必将明军一网打尽。 在皇太极的部署下，溃逃的明军在逃跑途中惨遭清军炮轰箭射、围追堵截，死伤无数。 王朴率军先逃之后，吴三桂也紧随其后，与王朴结伴同逃。两人沿海一路逃窜，屡遭清军堵截，伤亡惨重，仓皇逃入杏山城。八月二十六日，王朴、吴三桂又从杏山出发逃奔宁远，在必经之地高桥再遇清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朴、吴三桂在亲兵的拼死护卫下侥幸逃走。 李辅明原本也率军往杏山方向逃窜，但在途中连续遭到清军围攻，无奈之下只得改变路线逃往中左所，结果又在临近中左所时被清军南北两面夹击而无法入城。最终，李辅明在部下死伤累累的情况下拼死率残部逃入宁远，这才总算能喘口气。  其他各路逃跑的明军，遭遇与王朴、吴三桂、李辅明类似，都在清军的层层剿杀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逃回宁远的明军将士，仅剩两万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虽然各部伤亡惨重，但逃跑的各镇总兵却都得以生还。在松锦之战中扮演了坏事角色的张若麒、马绍愉二人也真是衰人走狗屎运，居然成功躲过清军截杀，从小凌河口登上渔船走海路逃走。被困在松山的洪承畴要是知道这两个家伙居然毫发无损地回去了，估计得气晕过去。 在此顺便对吴三桂多说几句，自清军兵围锦州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吴三桂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这在前面也早已提到。洪承畴也因此对吴三桂赞不绝口，视为左膀右臂。 而吴三桂之所以会对救援锦州如此积极，恐怕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被困在锦州的祖大寿，是他的舅舅。为了国家、为了舅舅，当时年轻的吴三桂在松锦之战前期率军英勇奋战，屡立战功。 然而大军被围之后，吴三桂的表现，却与之前判若两人。国家、舅舅什么的都顾不上了。应该说，松锦之战，让吴三桂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他那秉持民族气节又经不起考验的矛盾属性，在日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有点扯远了，再说回战局。大致到了八月二十九日，清军已经将明军各路溃兵屠杀殆尽。接下来看看清军的战果：“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明军将士在一片混乱之中依旧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据朝鲜史料记载：“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 不过，大溃败之下，气节并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平添更多的悲壮!  七、终结 将明军各路溃兵屠杀殆尽之后，皇太极再次调整了清军部署：济尔哈朗等人率军围困锦州;多铎等人率军围困松山。除了继续围困松锦之外，皇太极还派蒙古科尔沁部亲王武克善等人率一支军队驻守高桥及杏山附近，以防明军援兵。 为了防止洪承畴率军突围，清军不仅在松山城外布设了大量营垒和火炮，还挖掘深壕，壕上树桩，桩上系以绳索，在绳索上绑上铃铛，铃铛边又养着狼狗……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清军如此严密的包围之下，松山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城内的明军突围不成，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 辽东前线惨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整个大明王朝。崇祯接到败报，差点当场晕过去，稳住心神之后，他连下严旨，命文官武将们设法解松锦之围。但是此时再组大军救援，对于明朝而言已是天方夜谭。明朝官员们对皇帝的旨意敷衍推诿，解救松锦之事一拖再拖。 崇祯命顺天巡抚杨绳武督师解救洪承畴，杨绳武龟缩不敢出战。崇祯皇帝于是以兵部侍郎范天完代替杨绳武，结果范天完也不敢出战。崇祯既气愤又无奈，与众臣商议之后决定派副将焦埏率军救援。 焦埏倒不是缩头乌龟，毅然率军前往。不过此时明廷能调拨的军队和钱粮都十分有限，援军出山海关不久后就遭遇清军，全军覆没。焦埏失败后，辽东巡抚方一藻在崇祯的严厉催促下召集诸将商议救援事宜。结果大家都默然不应，只有副将杨振主动请行。 方一藻于是又拼凑起一支军队让杨振前往救援。杨振率军在吕洪山遭遇清军重兵打击，兵败被俘。被俘后，杨振勃勃不屈，终因不肯为清军效力而遭杀害。 两次救援失败之后，再无人敢出战。明朝对松锦的救援实际处于停滞状态，任由被围的明军自生自灭。 洪承畴在松山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为了鼓舞大家坚持到底，洪承畴与全军将士一起，每天只吃一碗饭。然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642年二月，松山城内粮食、战马还是吃尽了。 松山副将夏承德不愿困死城中，秘密派人与城外清军约降。二月十八日夜间，清军在夏承德的接应下攻入松山城，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祖大乐(祖大寿堂弟)等人在猝不及防之下均被擒获。 皇太极接报后，下令将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等一百多名明朝文武官员及三千零六十三名明军士兵就地处决，将洪承畴、祖大乐带回沈阳，并将松山城夷为平地。 洪承畴、祖大乐不久后皆降清，然而崇祯接到松山城陷的消息后，以为洪承畴壮烈殉国了，在北京亲自主持祭奠洪承畴的仪式，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据《通鉴辑览》等书记载，当祭典进行到尾声时，突然飞马来报，告知洪承畴没死，而是降清了。崇祯与文武百官刚刚还在为“壮烈殉国”的洪承畴痛哭流涕，闻报之后顿时傻了眼，只好擦干鼻涕眼泪，草草结束祭典，成了一段千古笑柄。 松山城陷之后，清军加紧了对锦州的围攻。此时的锦州，情况与松山类似。到了三月十日，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率七千残兵向清军投降，皇太极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锦州。 清军入锦州后，虽然对祖大寿礼遇有加，但却将锦州全城洗劫一空。锦州城内的部分军民奋起反抗，惨遭清军杀害。 拿下松山、锦州之后，清军又将矛头对准了塔山和杏山。在这松锦之战的最后阶段，清军的红夷大炮再次展现出巨大的作用。四月八日，清军在塔山城西布设大量红夷大炮，用炮轰击城墙，城内明军虽然开炮回击，但依然不敌清军猛烈的炮火。次日，塔山城墙被轰开二十余丈，清军蜂拥而入，城内明军七千余人苦战不支，最终全军覆没。 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时分，清军又集结大量红夷大炮猛轰杏山，杏山城墙被毁二十五丈，城内六千多军民被迫投降。 占领杏山后，清廷满洲贵族和汉人官员们纷纷向皇太极建议，乘胜大举进攻宁远，拔掉这个明朝在关外的最后重镇。不过历时两年多的战争，不仅让清军十分疲乏，急需休整，更让整个清国钱粮物资极度短缺，需要休养生息，加之此时明朝已经派人向清求和，皇太极思虑再三，决定放弃进攻宁远的计划。 松锦大战就此终结，以清大胜、明大败告终。  八、后续 1642年正月，在松锦大战步入尾声之时，崇祯终于因为前线惨败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持对清的议和事宜，派遣从前线逃回的马绍愉为使臣，向清求和。 刚开始，皇太极对明方是否有议和的诚心表示怀疑(毕竟以前被狠狠伤害过)，要求马绍愉出示明朝皇帝的明确旨意，并拒绝了明方让清军停止进攻的要求。马绍愉将清方的要求告知明廷，崇祯于是颁布敕谕给陈新甲，由马绍愉递交清方。这道敕谕内容如下： 谕兵部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兵息休民之意。一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从这道敕谕的内容可以看出，即便战局已经恶化至此，崇祯却依旧摆着“天朝上国”的架子，字里行间频频流露出教训“蛮夷小邦”的口气。弄得好像是清战败了，屈膝向明求和，而明廷宽宏大量恩准了议和请求。 皇太极看了敕谕后，自然十分不满，不仅拒绝接受，还声称这道敕谕可能是假的，坚决要求马绍愉回去带新的旨意来。马绍愉无奈，只得离开沈阳并派人回京向明廷汇报情况。 就在明清议和陷入僵局之际，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先后落入清军之手，明廷的谈判筹码急剧减少。五月十四日，以马绍愉为首的明朝使团带着新的敕谕来到沈阳，这次的敕谕比之前的在言语上要缓和许多。皇太极让已经降清的洪承畴等人辨认敕谕上的印章，确定敕谕为真后，命手下大臣与明朝使团开始谈判。 经过约半个月的磋商，明清双方达成的条件基本与皇太极以往提出的相同，大致有如下几项： 一、两国遇有凶吉大事，应遣使庆吊。 二、每年明向清馈黄金万两、白银百万，清向明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清方叛逃至明方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明方须遣返给清方;明方叛逃至清方者，清方须遣返给明方。 四、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方界，以塔山为清方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进行互市贸易。 到了六月三日，明朝使团离开沈阳。皇太极不仅设宴款待，还派兵护送使团离境，可谓对议和成功充满了期待。 然而让皇太极没想到的是，此次议和因为一个意外事件再次告吹，让他那既不幼小更不纯洁的心灵再次受到了严重伤害。 马绍愉回宁远后，将谈判的详情写好派人交给陈新甲，陈新甲看过之后就随手放在书桌上，然后忙别的事去了。结果，一个人在错误的时间，进入了错误的地点，看到了不该他看到的东西。 这个人是陈新甲的书童，他走进陈新甲的书房看到了这封文书，误以为是需要发布的塘报，于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拿出去抄传。 这下麻烦了，由于害怕舆论压力，此次与清议和，明廷也是在暗中进行的，绝大多数官员都不知道。陈新甲书童的一个无心之过，让这个秘密突然公开了出去。顿时朝野哗然，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一时间，陈新甲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贼”，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 由于议和是皇帝之命，陈新甲对此据理力争，以为崇祯会站在自己一边。然而极好面子的崇祯再次屈服于舆论压力，非但不承认自己下过议和指示，反而将“议和之罪”全部推到了陈新甲头上。正好松锦惨败陈新甲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将陈新甲处死。明清议和再次被搁置起来。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丧失这次议和的机会十分可惜。我却觉得，即便此次议和成功，即便议和成功后清也遵守和约不再攻明，但精锐主力部队被摧毁的明朝，也已经无力镇压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难以挽回灭亡的命运了。所以这次议和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大家应该以史为鉴，从陈新甲的悲惨遭遇中吸取教训，重要的文件一定要记得及时收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除了陈新甲之外，还有两个人也因松锦之战的惨败而被处死。王朴因为在关键时刻带头逃跑被追责，处以死刑。张若麒因为在关键时刻胡乱提议被追责，也被处以死刑。其余几位逃回来的总兵则被降级留用(毕竟还需要他们打仗，不能都杀了)。 朝中的言官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自然十分不满，纷纷向上疏要求将逃跑的总兵全部处死。面对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尽会制造舆论引起骚动的言官，崇祯终于强硬了一回：“谁再啰嗦，谁就替朕去辽东对付清军!” 这下就不好玩了，言官们纷纷闭嘴，关于松锦大战的责任追究问题就此画上句号。 败后追责，于事无补!  九、总结 空前惨烈的松锦大战结束了，以明的惨败告终。对于此战的巨大影响，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谈迁一语中的：“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松锦之战的惨败，不仅让明朝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关宁锦防线土崩瓦解，更给明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把一个王朝比作一栋房子，朝廷是房顶，百姓是地板，那军队，就是支撑起房子的墙面。而松锦之战，则让大明王朝这栋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房子，彻底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承重墙。此战过后，明朝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只剩时间问题了。 今天的我们翻开这段历史时，不禁要问，明朝为何会败得如此之惨?又有哪些人该为此负责呢? 首先，洪承畴作为前线主帅，对松锦之败负有不小的责任。前面已经说过，松山决战时，洪承畴布置的阵型头重尾轻，大军集于前锋，后队偏弱，松山与杏山之间地区的兵力十分空虚，给了皇太极以可乘之机。其实在当时，明军内部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同监军张斗就建议洪承畴拨出一部分兵马驻防长岭山一带，做到首尾兼顾，保障好后勤通道。结果洪承畴却说：“我十二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耶?”否决了张斗的建议。此事在《国榷》与《崇祯实录》中均有记载，当属史实无误。 不过，正如洪承畴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在军事领域混了十二年的人，他未必没有意识到后方空虚的问题。而他之所以会顾首不顾尾，可能与诸多因素有关。关于松山决战时的参战兵力，明军为十三万，这在诸多史料中均有记载。而清军的数量，没有明确记载，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估计，大概也在十一万至十三万之间。而清军的战斗力强于明军，这在历次大战中均有体现。 因此，洪承畴在朝廷死催着要速战速决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集中兵力使劲向前攻，顾不得后方了。而且，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兵分四路，以至于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洪承畴充分吸取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教训，却又吸取得过于充分了，视分兵为大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中。 其次，以王朴为代表的一干逃跑总兵，也是惨败的直接责任人。明军被围后，其实实力尚强，拼死一战突出重围并非不可能。而王朴等人身为大将，关键时刻却贪生怕死，率先逃跑，以致局势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所有该为松锦之战的惨败负责的人当中，张若麒、马绍愉、陈新甲以及崇祯皇帝朱由检是被指责得最多的几个人。甚至在当时，就有人说恨不得将张若麒、陈新甲等人“生啖其肉”(当然不敢说要吃皇帝的肉)。 诚然，张若麒、马绍愉、陈新甲说动皇帝，改变了洪承畴稳扎稳打、攻守兼备的战略方针，是明军在松锦之战惨败的重要原因。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全国局势，其实无论是位居兵部尚书的陈新甲，还是位列九五之尊的崇祯，也都有无奈之处。 陈新甲催促洪承畴速战的理由，是“兵多饷艰”。应该说，这个理由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明朝自中期以来，一直存在财政问题。到了崇祯时期，北方多省已经连续干旱多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以致天下大乱，农民军流窜各省作战，将明朝搅得天翻地覆，关外的清军也时不时来抢一把，让明朝雪上加霜。这一切都让明廷税源枯竭，收入不断减少，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之中。在如此困境中，还要为集结于辽东的十几万大军提供天文数字的粮饷，实在是让明廷不堪重负。 除了粮饷短缺之外，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问题也是明廷决定速战速决的重要原因。1639年，原本已经向明廷投降的张献忠再次起义，躲入深山数年的李自成也随后从商洛山中杀出，再举义旗。在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各路农民军战湖北、入四川、进河南，再一次搅动天下，让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如此危局之下，明廷自然急于尽早结束与清军的战争，以便从辽东抽调精锐主力军入关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大起义。 所以我认为，对于明军在松锦之战中的惨败，要说责任，大家都有责任，要说委屈，个个都很委屈。其实问题的根本在于，不是谁该为战败负责，而是明朝原本就不该在国势危如累卵之际，完全不顾国力以穷兵黩武之势与清打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在尚有余力之时与清议和，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才是救亡图存之道。 在松锦之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1644年，已经是“大顺皇帝”的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北京。同年三月十九日，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统治华夏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落幕。 没人知道崇祯皇帝在临终前想些什么。但是我想，他或许会想想松锦之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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