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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前夕山东济南书词勃兴现象,应对着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状态(恐惧)被一种对“稳定”生活的共鸣(适应性预期)所克服的心理机制。“五三”惨案带来的恐惧与生存危机、1930年韩复榘履职后将山东当成独立王国经营及传统吏治方式的回归、大观园等大型商城的建立所带来的对“稳定”生活的预期,使济南在现代化建设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迅速增长及日常生活的“复归”,而书词中活生生的现世现报、青天治国等巩固了土俗世界中“般配”“正经”等仪规传统,成为民众对未来“稳定”预期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乱世;治世;书词茶社;草台蓆棚;书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济南、青岛的文学生活研究(1919—1937)”(项目编号17DZWJ02)阶段性成果。 选择抗战前夕(1931—1937)山东济南书词勃兴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既不想为戏曲史研究增补空白,亦非在知识生产意义上通过发掘“降一格”的材源而证明区域研究的价值。真正关心的乃是借助对济南一地鼓词听众欣赏偏好的描述,呈现“五三”惨案(1928)、“中原大战”(1930)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37)这段时期中国民众的文化/文学生活及人们的精神状态。“书词”的表演空间差异巨大,大明湖畔凉亭雅座与劝业场中动辄每日观众数千的布棚席棚都是听书的去处。这一作为北方城市颇具社会公约数的娱乐方式足以被视为民众对社会治乱预期的风向标,用以探测“沉默的大多数”的精神状态,并最终在勾勒民众精神史的过程中提出富有生发性的概念。 战前的旧京北平,正面临着“怀古的终结”,尝试接受从“帝京到文化城”的身份转变,高度现代化的上海亦在纸醉金迷中诠释着何为“摩登”。与这两座名城不同,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济南,刚刚经历兵燹之乱(“五三”惨案)与蒋冯山东统治权之争(最终以冯玉祥两名部下韩复榘及石友三倒戈转投南京政府而终结,作为回报,韩复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极为克制地推进济南现代化进程的韩复榘,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皆取保守主义,韩本人极尽可能地塑造传统意义上的青天形象,“赢得了许多中国精英的支持,尤其是华北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不信任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军人革新者,而其革新的依据,是孙中山并不令人信服的政治哲学”。与彼时沈鸿烈在青岛“特别市”推行以海权、海运、海产、海军救国的“四海主义”及在青岛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相比,因城内除主干道路之外皆为狭窄小巷而被称之为“手推车之城”的济南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几乎没有成就。对儒家传统道德格外推重与对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担忧,使韩复榘更愿意以传统社会“父母官”的心态将山东视作自己的独立王国来经营。饶有意味的是,韩的这一策略不仅赢得了精英阶层的普遍拥戴,作为日常生活繁荣程度风向标的书词业在韩当政后不到两年时间的勃兴与几年内20万左右人口数量的激增,似乎也表明一般民众“用脚投票”,对这一独断而保守的施政方针的认可。1931年,大商人张仪亭与北洋军阀靳云鹗订立租赁合同,承租延福堂近45亩地的地上权建立并经营大观园,这可被视为商界精英在充分评估了民众对未来积极预期后所做的“战略投资”。韩复榘强有力的统治迅速将激进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在济南的受挫)及外敌入侵(“五三”惨案)带给普通民众的“恐惧”抹去。对于抗战前夕的济南民众来说,理性的、长远的对民主、自由及现代化追求与当下的、短暂的稳定感的获得相比似乎不那么重要。 一 “预期”,乃是借自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析范畴。在经济学中,“预期”概念的提出被视为对确定环境下均衡分析模式的颠覆,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决策。“预期”通常被分为“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与“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前者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者则盛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预期”本身:“理性预期”假定人们对某个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之时是理性的,即人们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冷静研判目下情况并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与之相反,“适应性预期”虽然同样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会理性判断形势,非理性的、具有从众属性的“希望”、“恐惧”以及“信心”都会影响投资决策。如果将这一经济学分析范畴移用到人文科学研究中,似乎可以认为思想史或文学史书写正是一种站在“后设”立场上,系统性地将某一时代缠杂不清的希望、信心、恐惧等改写为人们理性选择的过程。思想史和文学史往往热衷于选择时代先锋作为“标本”勾勒“发展”脉络而不太愿意沉淀到无主名、无特操且无以用理性直面希望与恐惧的土俗世界之中,勾勒其中普通民众的精神史。对思想史和文学史书写来说,新/旧、现代/传统之类几成滥套的二元对立框架之所以不失为有效的分析范畴,在于其使用一种有等差的同时也是线性进步的言说策略。不必担心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总有“一二士”撩动起指向未来的“星星之火”。与之相对,“适应性预期”关注人们在对未来并不确定之时“用脚投票”的结果并由此倒推其心理机制。 韩复榘以“青天”形象示人、暂缓土地调查进而保护大地主,若从“理性预期”来看,这种独断专行悍然阻断了济南的现代化进程,但1930年到1932年间涌入济南的大量人口与可测度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书词业的勃兴却隐隐表明普通民众对目的而非手段的关切。对30年代的济南民众来说,对稳定生活的追求远大于革新图变的兴趣,对节庆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求治世稳定生活想象的表现之一:“热闹”或说“凑热闹”成为勾勒民众心理机制最富生机的概念。其时在济的老舍勾勒民众群像,提及千佛山“香会”。“五三”“九一八”未过多久,而古城济南却是千佛山下“一片神鸦社鼓”。“上海打得热闹”,而正月十五仍要“大闹其龙灯”。国难声中,国庆不庆,乃是政府命令。“国庆之庆与不庆,关心者只有官员与学生,因为有关于放假与否,无望无望”。国庆虽可不庆,但重阳不能不过,于是“烧股高香,买几个元宝(纸的),也到底是有益无损的事”。老舍的反讽自然建基于新文学的“认识装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原始道德感、对世俗幸福的执着追求与神佛信仰等才是其格外关切。无论对于地方豪绅、地主还是普通民众,激进革命对稳定生活这一“信念”或说“希望”来说都是破坏性因素;反之,一仍旧习的社会治理模式迅速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治世”想象,这一想象轻而易举地被人们安置在自身经验格局之中。 1932年——“五三”惨案后四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一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不到两年——足可作为观测乱世中执着追求稳定生活的民众心态的标志性年份。将山东视作独立王国经营的韩复榘于这年成立进德会,搬出“孝悌忠义、礼义廉耻”,以之为山东军政官员需进之德。如此,进德会几可被视为韩复榘主导下山东省政界、军界官员的道德训诫会,故会务虽虚,影响极大,一种励精图治、重塑正气的政治氛围为民众的“治世”预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前此修缮的城门与老城区的主要街路、新成立的市政府下属工务局替代私人资本建立的官办自来水公司以及何思源对济南教育的发展等,与此时韩复榘在思想文化上的“作为”,共同推助了“适应性预期”朝着乐观方向发展。 后人对韩复榘的评价,无非调侃其以一武夫却常面对精英“训话”,错谬百出,足以让人一笑。笑话之外,亦不乏“佳话”,如其常常“微服私访”,动辄“亲自审案”,以救民间疾苦。外报载土肥原秘密抵济活动并迫诱其参加“华北五省自治”,韩还曾登报并致电路透社公开辟谣,而时人亦对韩之不失大节颇有信心。凡此种种,可见韩复榘对塑造其“爱国清官”形象的苦心孤诣。个人“正心诚意”方能“齐家治国”的复古方案是韩复榘式吏治的显著特点。依靠官家道德修为的转变,上行下效,从而“化民”,这与现代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下而上,“立人”而后成事的策略恰好相反。对吏治“道德主义”的迷恋,既使韩所憧憬的“青天”想象不断落实为“微服私访”、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等实际作为,与此同时,这种对官僚私德的要求最终也被韩放大为对鲁省整个官僚系统的道德要求。个人权威及“突击审案”这种激情型的传统吏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制下庞大而有条不紊运作的官僚体系才是韩更为倾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进德会则是恢复这一传统社会“治世”理想的文化实践。短短几年时间,总会人数数千人,地方70余个分会会员人数更夥,军队及政府中的各级官僚几乎全部主动入会。《进德月刊》曾分5期连载其会员名单,军界营长以上或政界科长以上的身份方能入选人数并不多的“当然会员”,如果将各地分会会员一并算入,则进入“普通会员”者当十百倍之。“德”是否能“进”,“古”是否能“复”,不好一概而论。不过一省之长借此满足“清明政治”的吏治理想却庶几实现了。对于韩复榘来说,吏治清明的同时,更要与民同乐,不仅民间茶社、布棚、席棚演出少有干预,官方亦要参与到“同乐”中来。官办进德会露天书场、游艺园就此开张。与市政建设及工业生产这类累积物质财富的工作相比,娱乐游艺实在算不得什么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活动,可是作为普通市民“评估”生活是否有“盼头”的重要“参数”,“歌舞升平”中释放出的是一种复归日常生活的心理“触媒”。报载“进德会露天书场开幕迄今,月余之久,每日聆音歌迷,争先恐后,趋之若鹜,而其他书场,已告冷落之象矣,盖自济市有书场以来,实属空前之盛举”。或鼓词,或相声,真可谓一派盛景。以专车接北平富连成全班人马演出,更是轰动泉城。进德会剧场但有名角,稍稍晚到,则只望见人山人海,听戏者“满坑满谷”。加以游乐园文娱体育各色活动不断,此番经营背后自然不难看出一种于乱世中让鲁省显出治世风貌的良苦用心。津浦路恢复通车、小清河航道疏浚、亲自审案、戒嫖戒赌、严惩贪污受贿、推崇“礼义廉耻”以达民之“孝悌忠信”、不惜重金改善文化娱乐生态塑造百姓安居乐业景象,这种上自官家的“重整河山”的政策信号将一种为民众熟悉的“治世”重新带回30年代初的济南城,同时亦暗合着史传传统中对良吏的道德要求,这是武人韩复榘所能理解的良政良吏的最大限度。与激进革命带来的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分配并由此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相比,最大限度维持现状并坚持“日拱一卒”式的保守主义方案似乎是前途未明之时形成社会稳定预期的更受普通民众青睐的方案。因为南京政府对胶济铁路与青岛港收入的把持,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中六成多都是依靠土地税。深得韩器重的老部下王向荣主管山东省财政厅期间专注于征收与全额上缴常规土地税却无意尝试寻找新税源,这一明显有利于地主、富商及官员的方案相较张宗昌时代唯一的优点似乎就是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或说保守性。朝令夕改或如张宗昌督鲁期间动辄立一名目征税等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五三”惨案对第二次北伐成功这一预期的冲击等,这些对政策稳定性造成威胁的因素在韩复榘重整吏治、将儒家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民众原始道德及对秩序感的追求等贴合的过程中消解了。等级秩序仍被视为疗愈乱世之“乱”的有效疗法。与“稳定”“热闹”这一触发普通民众“希望”(适应性预期)密切相关的书词,亦在此时出现由小曲到全本大套的转换。1932年对济南书词界的调查显示,全本大套书成为不少茶社、布棚、席棚中“撑场面”的书词。常演剧目包括《全本南北宋》《全本隋唐演义》《全本下南唐》《全本明烈传》《五代残唐》《全本杨家将》《全本精忠传》《三侠剑》等。“就营业的情形说起来,每场每天要说七八段,如果每十日轮换一次,需要七八十段。”侠义道的处事原则建基于世俗伦理之上,善/恶、有道/无道、忠/逆仍是最有效的价值标准,它们与韩复榘主张在法律方面的简单、清楚、严格执行如出一辙。《隋唐演义》中“混世魔王”终归要扶保有道明君,“大五义”“小五义”“明清八义”以江湖绿林身份而为官府收编,除暴安良乃是为了国泰民安这一“义”上之“忠”,故事背景往往不是北宋仁宗朝就是清康熙年间,江湖英雄的最高理想不过是扶保明主、功成身退。全本书既是商家吸引听众的手段,倒过来说亦可被视为某种“市场需要”,标示的是市民娱乐生活的热闹气象。 据济南民众教育社的调查,1932年济南地点固定的书词茶社情况大致如下: 政学界消遣取乐、品茗听书一般在趵突泉附近。此处以茶园茶社为主,偶有搭布棚演出者,几乎不用席棚。具体为:四面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政学界30余人来此听书;玉兴茶园,唱山东大鼓与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政学界40余人;民众茶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商界30余人;四季春,唱京韵大鼓,说相声、双簧,每日有观众政学商界10余人,客人不多,但演员数量(男9人,女12人)却远大于那些每日观众数千人的席棚,当为书词茶社中档次最高者;卫生社,唱京韵大鼓、洋琴,演蹦蹦戏,每日有观众政学商界10余人;观澜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政学界30余人。另有两个布棚,其一说木板快书及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40余人;另一处只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商界30余人。 大型商场附近人气最旺,其中劝业场主要以布棚、席棚为主,人数最多;西市场与新市场多开茶园。 劝业场的情况如下:立奎茶棚,专演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50余人。布棚三个,其一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其一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其一兼唱洋琴和坠琴,每日有观众工界50余人。最火爆者为唱河间大鼓的席棚,这里每日有农工商观众1000余人来听书词。 西市场的情况如下:文安茶园,唱河间大鼓、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农工商100余人;民乐茶园,说木板快书、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农界50余人;四合轩茶园,唱河间大鼓,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三乐茶园,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 新市场的情况如下:双春茶园,唱西河大鼓、说木板快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300余人;义兴茶园,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玉兴茶园,唱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福兴茶园,唱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60余人;光裕茶园,唱山东大鼓、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光明茶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三民茶园,说木板快书、评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新市场另有茶棚、布棚5个,每日听书人数大都在百人左右。其中,金霖茶棚,说相声、演双簧,每日有观众工商界100余人。布棚5个,其中,有两个布棚都唱河间大鼓,观众都以工商界为主,一个每日听众200余人,一个每日听众100余人。有一个专说评词的布棚,每日有观众工商界100余人。另有一个专唱木板大鼓的布棚,每日有观众工商界80余人。 除此之外,普利市场有两个茶园:同乐茶园,唱山东大鼓、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广兴茶园,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70余人。北市场有1个席棚,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70余人;布棚1个,说竹板快书及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40余人。北城头有4个席棚,一个说相声、演双簧,每日有观众工界80余人;一个说木板快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两个说评词,每日有工商界观众60余人和40余人。 “五三”惨案后,济南人口总数一度从35万降至20万,其后不到5年复升至40万之夥。至1936年,济南人口总人口达到43万。这其中济南市居民185199人,同为山东省但籍贯不是济南者则为190962人。这与1931—1937年间中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金融机构崩溃以致农村崩溃、大量农民涌入省府济南有关。济南市政府1932年对民众娱乐人数所做的统计与推算则表明,九成以上的市民以观看旧剧(包括听书看戏)与电影作为主要娱乐方式。调查是以取样推算的方式完成的,观看旧剧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60175人次,推算全年240700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48.34%;看电影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53406人次,推算全年为213624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42.89%;观看新剧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7926人次,推算全年为31704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6.37%;去公园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2988人次,推算全年为11952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2.4%。调查显示,娱乐场所3个月平均接待124495人次,按此推算全年有491980人次。颇有意味的是,可靠的数据显示,1932年济南市人口总数为427772人。考虑到济南市政府于1931年10月8日第78次市政会议通过并实行的“济南市公共娱乐场所注册暂行规则”中明确要求“凡本市区域内旧有之私立公共娱乐场所无论已否呈报其他机关”而须一律“呈请本府注册”,这一数据似乎就更有说服力。 民众向往繁荣生活的信心与将山东省作为独立王国经营,怀有“良吏”想象的韩复榘所施政令形成合力,使“五三”惨案与“中原大战”军阀混战造成的伤痛在某种程度上被治愈了。这似乎印证了谢和耐在对“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后所做的判断:“宽容忍让和相信人类天性,均来自对于社会生活之价值的坚定信念,并成为中国人最突出的道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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