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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文学家看重民间文学的功用,重新“发现”了歌谣俗曲的价值,可对于书词,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刘铁云笔下“明湖居说书”一节。真正对书词颇有研究的,大多也注目于平沪两地的情况。阿英在古典小说、戏曲、传记文学这一脉络中发掘书词的描写技巧,与他在上海所听书词多为据历史小说——尤其是《三国》——改编大有关系。赵景深于俗文学用功最勤,有《大鼓研究》传世,但此著以京音大鼓为正宗。故以专门著作论,专研30年代济南叫好又叫座的梨花大鼓与河间大鼓者不多。前文提及1932年以民众教育社名义对济南书词业进行的系统调查,如果细察,也会发现不少问题,尤其是为要切“改良”与“民众教育”这一主题,反而容易忽略调查对象的复杂。不管是书词茶社、布棚、席棚上报还是民众教育社“分兵派将”做了实地调研,调查者“化民”心切而少有对被调查者“同情的理解”。“口传心授”被认为是早经落伍的传习方式,书词艺人“鄙陋”的行为也需要经过改善而变得“逐渐高尚”。“济南市流行的旧词和新曲”一项所列,不仅有内容的分别,更有所唱调子的差异。抛开所记常演词曲名称和调子诸材料的来源不说,单论材料编目的准确性,将新剧《猛回头》《文明辞》之类列入常演剧目就有些可疑。极有可能是为了将“旧词新曲”不同种类填全,才硬要放进几个“与时俱进”的新剧。说书词仍是以旧词中的历史及社会两类为主自然不错,可一说到各派书词的流传范围,则难免不够“与时俱进”。梨花大鼓流传最广这个判断没有问题,可说河间大鼓只在“河北一部”,流传不甚普遍,此言未免失之草率。在30年代的济南,唱白间可自由转换、节奏更为明快轻松的河间大鼓相对调缓制严的梨花大鼓显然更受普通民众青睐。再说常演书词。赵景深曾记1934年上海北平书场演出鼓词详目,尤以据三国故事改编者所唱次数最多,《战长沙》在20天中所唱次数甚至有24次之多。来此听书者虽不一定都是来沪避难的北人,但大抵还都要“雇车前往”,也绝不是“短衣帮”。济南的书词茶社,历史题材的本子自然不少,但社会、侠义、滑稽及所谓“迷信”(实为《蓝桥会》一类传奇本子)亦可占演出的半壁江山。此种局面的形成,端赖济南一地,茶园之外,布棚、茶棚、席棚遍地,为招徕客人,除用历史题材的本子说唱之外,自然多唱劝嫖、劝夫或是情节跌宕起伏的侠义题材。 济南民众教育社将常演旧词分历史、社会、侠义、滑稽、迷信五类,依类录之。 历史:《八里桥》《昭君出塞》《战长沙》《吕蒙正赶斋》《秦琼辞母》《借箭》《打西关》《刀对刀》《长坂坡》《樊梨花征西》《三下南唐》《打丰县》《三顾茅庐》《南阳关》《江东计》《古城会》《碰碑》《马失前蹄》《华容道》《芦花荡》《叫关》《诸葛亮打狗》《箭射盔缨》《单刀赴会》《造白袍》《斩蔡阳》《董凌关》[23]《空城计》《金鞭记》《剑阁闻铃》《河北寻兄》《凤仪亭》《刘公案》《收赵云》《孙夫人祭江》《烧成都》《诸葛亮吊孝》《荐诸葛》《满床笏》《许昌派兵》《刘备过江》《禅鱼寺》《取成都》《三娘教子》《杨满堂征南》《樊梨花投唐》《徐庶辞朝》《听琴》《白马坡》《徐母骂曹》《游武庙》《定军山》《梁山伯下山》《双锁山》《全本南北宋》《全本隋唐演义》《全本下南唐》《全本名烈传》《呼家大报仇》《五代残唐》《全本列国》《全本杨家将》《全本精忠传》《马潜龙走国》《辞曹》《白帝城》《柴桑口》《黄文下书》。 社会:《清官断》《王汉溪借粮》《空棺计》《皮袄计》《下苏州》《马前泼水》《王休休妻》《高定宝招亲》《白猿孝母》《苏三起解》《双奇文》《五子登科》《洪武放牛》《潘金莲拾麦子》《大烟叹》《王允休妻》《大西厢》《改良劝夫》《宋江坐楼》《鞭打芦花》《金钱记》《丁香孝母》《郭举埋儿》《九子父》《秦雪梅吊孝》《改良劝妻》《贾母探病》《三堂会审》《樊梨花》《劝嫖交友》《鸿銮喜》《祝英台》《海公案》《败子回头》《马寡妇开店》[24]《灯下劝夫》《龙凤配》《春秋配》《双别窑》《女起解》《陈三两爬堂》《王定宝借当》《老少换》《黛玉悲秋》《宝玉探病》《独占花魁》《妓女从良》《双锁柜》《玉环计》《武家坡》《白绫扇》《晴雯补裘》《乌龙院》《黄爱玉上坟》。 侠义:《三侠剑》《闹江州》《李逵夺鱼》《永庆升平》《彭公案》《小八义》《平六国》《黑虎传》《施公案》《魏延抢法场》《宋江发配》《张飞赶船》《王庆卖拳》《五虎平南》《王天宝》。 滑稽:《黑牛段》《翻车》《拐马车》《黑驴段》《李存孝夺蒿》《三怕老婆》《摔镜架》《小秃闹房》。 迷信:《胡迪骂阎》《做多罗》《湘子上寿》《日逢三喜》《长生乐》《阴功报》《栓娃娃》《阎王庙》《蓝桥会》《活捉张文远》《金山寺》。 京韵大鼓、梨花大鼓、洋琴及评词似乎更受政学精英青睐,而河间大鼓则拥有最多观众,这些观众以农工为主。如前所述,这与彼时济南激增的外来人口密切相关。与上海书场三国书词占据大半江山相比,济南的书词茶社、布棚、席棚中所唱曲目既重历史,又重市井百姓日常生活;既有可演一刻钟或半小时的小段,同时也有不少“全本”,连演两三个月之久。词书研究与戏剧研究相类,剧本文学史与演出史最好分而论之。《大烟叹》《妓女从良》,从名目上看,讽世与劝世之功兼备。不过,真到茶社、布棚、席棚中演出,鼓姬自有发挥。顺便提及,就1936年的统计来看,其时济南书词艺人男女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与戏园中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类似《黛玉葬花》《苏三起解》《小二姐做梦》《马寡妇开店》这类书词,专为鼓姬量身定做。小段大抵情节简单,端赖鼓姬拿捏分寸,看人下菜碟,尺度可松可紧。 以多次被平沪两地禁演却能在济南常演不衰的《马寡妇开店》为例。白面书生、孀居娘子,又加之以漫漫长夜。虽则男主角狄仁杰最后“讲今论古”而“苦言规劝”,不淫人妇,以至积下阴功“南天门一改状元图”,但马寡妇殷勤伺候读书,倾诉寡居生活之苦以及百般挑逗书生的桥段才能真正招徕看客。无论是书词茶社还是布棚、席棚,来此听词者以男性观众为多。故此,书词唱本自然也多以男性视角展开。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唱本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倒转:不道德借助道德使自身变成了伪道德,而伪道德又使这类书词在演出时变成了彻底的闹剧:在马寡妇表现出最为旺盛而炽烈的情欲之时,书生毫不留情的喝止给马寡妇带来的尴尬,往往会引起哄堂大笑。情欲戏很快变成了喜剧,最终再以道德劝善作结。情欲、道德、笑料,这三种质素往往同时出现在一个唱本之中,《马寡妇开店》不是特例。在土俗世界之中,“荤口”从来不仅仅是对情欲大胆赤裸的描写。“荤”要融入“笑料”之中,才显“轻重平衡”。男性看客在对寡居女子身世之感的窥视中满足欲望,但导泄这一欲望的恰恰是作为欲望对立面的道德,对女性“正经”的道德规训最终在对“不正经”的赏玩中完成。如果说,土俗世界的“仪规”传统暗合了群体观念“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那么这些以“仪规”作为道德遮羞布的书词则更为生动地表征了因为“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所导致的“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这一事实。 三 同样处理道德、欲望、死亡这类话题,且都取资于传统文化,新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在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以至“《法苑珠林》所引诸经”中加入一点“现代”的味道,显出老手的气息。道德、正义、信念恰如弹簧般可随一时一地人之处境的不同而变得可伸可缩,倒是情欲成为人自身无法以理性体察与控制的神秘之物。命运的不可知、情欲的不可控、与死亡的不期而遇,道德的救赎功能因此被削弱。书词中对类似话题的处理方法正好相反,“果报”观承认有超验的“天命”存在,因此将人的行动赋予了道德的边界——不忠不义者必遭天谴。书词《张郎休妻》中,张云方与情妇李海棠的私会同样因为情欲难遏,但他毒打发妻陈丁香以至最终休妻,乃是因为丁香无法受孕生子。此番举动的果报是火灾导致张云方双眼烧瞎只得行乞度日,再遇早已改嫁到姚家,但仍不忘旧情的丁香,最终惭愧不已,碰死在灶台边。同样因为情欲而悖伦,与新文学作家将死亡神秘化的倾向相比,书词中张云方的暴戾、欲望以及因良心发现而自我了断,都被置于道德的审判之下。 茶社席棚中所唱与“苦心征集并顾曲笔记”而成的“鼓界完全善本”不同。既求“善本”,难免以学者眼光衡量取舍。实地演出则不同,要的是叫好叫座,观众的趣味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文明书词”,则其“写实”一部,自应多以“劝诫”“救国”名之。同时,亦要兼顾“观风”效果。《小佳人送饭》、《情人顶嘴》之类庶几有“乐而不淫”的现代诗教意味。与之相比,茶社、布棚、席棚演出,虽也不乏“大烟叹”与“败子回头”,但《郭巨埋儿》《老少换》更受欢迎。这类书词故事较新文学作家中谙熟乡村或城市底层生活者所写更为阴惨:埋儿孝母、麻袋装民女以四两银钱出卖。乱世悖伦,斯文扫地,倒是不难理解。只是书词往往将“去道德化”的阴惨故事与“道德救赎”的情节这两个极端并置。埋儿并不足奇,饥饿难耐,“易子而食”也常有,问题在于如果被置于“孝”这样的道德拷问下,“埋儿”庶几成为一个无解的伦理难题。毫无疑问,郭巨此举当然会“感天动地”,埋儿掘土却挖得黄金白银。更容易的是,就此为书词传统贴上“大团圆”标签讽刺了之。如何处理人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经典的“五四”式答案自然是在灵与肉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不过,像鲁迅这样兼具文学家气质与思想家气质的作家或是老舍这样拒绝对民众真实生活“隔岸观火”的市民作家常常会质疑“灵肉合一”论对民间复杂文化生态阐释的有效性。阿Q的爱情观,《茶馆》中当了十几年兵的老陈、老林合娶一个媳妇,凑“三个人的交情”,皆表明两位作家面对土俗世界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时发现真问题的敏锐眼光。所谓“启蒙”,一般人更关心“启”什么、如何“启”。至于“蒙昧者”何以“蒙”,在布道式的“启蒙”结构中是较少被关注的。在这个脉络中理解书词,不难发现,与新文学名目繁多的启蒙话语相比,书词对民众的教化建基于果报逻辑的劝善式道德主义之上。恰恰如此,纷繁多样的书词题材才打开了欲望危机下土俗世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空间。在其内部,对道德主义的追求与去道德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以书词《老少换》为例。抢民女以四两银钱出卖的故事本就底色阴惨,以此为背景讲述的被修改了的“郎才女貌”的故事虽以大团圆作结,但毕竟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的文人套路。同为“才子”,文人笔下出之往往形象典重,书词中的“才子”却既做了乘人之危、买来民女的勾当,又缺少担当,遇事大哭不止,斯文扫地。刘进以同乡之交赶来劝解,出自真心,却又不顾同乡情谊,为图女色背信弃义。行事的狼狈怯懦,庶几符合布棚、席棚中“短衣帮”对文人的想象。老者刘进,很难以道德名目借善/恶之别对其形象进行描述——见同乡落难心生同情;觉察“老换少”后算计自家利益受损而决不罢休;被恫吓后妥协最终与老妇同归。凡此种种,与其置于善/恶的二元框架内进行道德判断,不如将其放在个体利益之秤上掂量一番。老妇与店小二代表了一般民众理解问题的视点:在很多情况下,“庸众”未必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会以维系土俗世界运行的、在民众心中约定俗成的价值公约数守望“民意”。这种“民意”天然缺乏深度和思想应有的批判性,但作为“仪规”,却往往能在民间起到一呼百应的惊人效果。无视王辅臣将民女装入麻袋如商品般售出;无视书生和富贾为求情欲满足而趁火打劫,如买商品一样买来女性身体;无视书生背信弃义,乘人之危,将本为劝解自己的刘进灌醉掉包。是否“般配”在此成为民众度量此事时使用的最大道德/价值公约数。民众因为男女主人公不“般配”而义愤填膺,同时又因为掉包成功而化解了焦虑。布棚、席棚中听书词的市民或外来谋生的农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与店小二之流共同的道德快感。 如果说新文学作家更关心“蒙”何以“启”,那么书词则更倾向于表现乱世中民众“蒙”之百态,从而瓦解了一般知识人简单抽象的民间想象。书词的道德追求,止步于迎合民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乱世中,人人自危,心怀恐惧。广为流传的《武家坡》与赵景深提及的稀见本子《吕蒙正赶斋》,虽以大团圆剧情煞尾,但人物冲突却起源于丈夫对妻子贞洁与否的狐疑。与长泽规矩也家藏乾隆时期旧钞中《一朵浮云铺满天》《十至百花观》《颠倒古人名》这类灵动有余、文气十足的本子相比,1931—1937年间济南茶社、布棚、席棚中所唱,固然也有轻巧之作,但唱战乱中悖伦之事与公案戏者尤多,面对书词中一个又一个阴惨故事,书词伶人与普通民众一次次以“不正经”“不般配”的名义声讨,由此获得了最大的道德满足感。书词唱本更为内在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大多数书词故事的阴惨色调可被视为世俗社会秩序崩塌、人欲横行的折射,本应召唤出强有力的批判。普遍的不忠、不孝、战乱所致的骨肉分离、精神奴役下底层社会中民众的“互害”,都以其反题的形式在书词唱本中获得表现。陈三两被卖至妓院(《陈三两爬堂》)、阎惜娇抓住宋江短处誓要不念旧情敲诈到底(《乌龙院》)、继母对闵子骞几无人性的虐待(《鞭打芦花》)、薛连登年幼二子被狂风刮走对乱世骨肉分离的隐喻(《金钱计》)、于得水嫌贫爱富为退婚约设下空棺灵堂(《空棺计》),等等,皆属此类。另一方面,这些因制度之恶催化出的人性之恶不仅因主人公加官进爵或施害者良心发现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想象性解决,更在于其以最生动同时也最极端的形式让观者完成了一次对绝对的、毫不妥协而简单明了的“仪规”的精神操练。比如,“孝”作为可贵的品质,在书词中被绝对化成为一种以活埋幼子(《郭巨埋儿》)或被冻死而不能反抗(《鞭打芦花》)的信念。这种对世俗仪规的“绝对化”最终导致仪规的“硬化”,在强化仪规有效性的同时彻底将其内含的自我反省的可能性摧毁。在书词故事营构的土俗世界中,“硬化”了的道德“仪规”一次次声讨不忠、不孝、不正经的人事,伴随这一过程,一种“青天”重回的信任感与喜悦感,一种熟悉的、“从来如此”的伦理系统的想象性复归与现实政治中韩复榘式吏治实践杂糅在一起,最终发酵出此一时期民众对重回“治世”的普遍心理预期。 结 语 选择抗战前夕济南书词茶社勃兴这一视角,并非想要在中心/边缘或现代/传统的二元框架中试图“照亮”那些被主流文学史叙述遮蔽的“角落”。事实上,为边缘正名的操作正是建立在对中心/边缘这一结构认同的基础之上。机械论式的史观有其各自优势,亦难掩其缺陷:一元论史观选择一个有效但未必全面的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剪裁史料,求其所需。比如在确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多位学者撰写了《中国的现代化》。二元论史观假定民众与精英较少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进而试图在一元论主流叙述之外寻找另起的线索。比如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学”即针对“心态史”忽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差异表达不满,试图在稀薄的史料中重新发现如梅诺乔这样的意大利山民的不凡思想。中心争夺战的最终结果则是去中心化思路的形成,对“边缘”价值的重估使“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渐渐模糊,以致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强调所谓多面向的方法渐渐流行起来,多元主义视野下不少研究的结论成了“举重若轻”地证明“历史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区域史研究的路径依赖正在于此,材料选取的标准“降一格”后,可援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答案式的概括”渐多而“追问式的概括”渐少,差异化或多元化难免成为了“机械复制”式学术生产的口实。无意在此用更多笔墨一一评价不同史观的优势与局限,真正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既避免将复杂多元的历史以一元论的抽象概念进行裁剪,又能避免多元视域下材料繁多却“各自为战”难以摸清纹理的问题。袁一丹有过这样精到的认识:“给思想史裱上生活史的花边,若缺乏政治史的基底,容易变成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或软绵绵的奶油蛋糕。王汎森虽给思想史裹上生活方式的外衣,但与新文化史的趣味不同,他感兴趣的是与近代政治生态息息相关的精神生活,而非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这倒并非就是说物质生活不够重要,摩登上海的月份牌、“霓虹电管广告”与遍布济南城的书词茶社自有其研究的价值。重要的是物质化生活背后关涉着的建基于人性的精神面向与具体时代的历史势能。如果说王汎森更关心“主义”时代来临前“烦闷”的时代精神状态,那么本文则要追问:基于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状态,恐惧、希望、信心是何以召唤出一种对“稳定”“热闹”生活的共鸣。要知道,破除“烦闷”,既可以在召唤新的“主义”中完成社会的“爆裂”与变革,也可能在对既有秩序强有力的复归中重获一种以稳定作为预期的希望。对于30年代的济南来说,维持这一“稳定”预期的既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也有打通了军政两界的精明商人,更有以原始道德与土俗仪规构筑的书词唱本。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