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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讨论英国封建地租如何从庄园习惯法规定到市场规定的演进过程。英国之所以发生圈地，关键在土地和地租的市场化，而单纯的羊毛业发展、国际贸易、价格革命和暴力等都发生作用，但是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导致土地产权变革。地租问题亦是圈地运动深层次动因探讨，必须从长时段的历史联系中说明问题，从传统社会母体的某些因素中说明问题。 习惯地租的历史作用与局限 中世纪晚期地租高涨，是相对于庄园时代的习惯地租而言，因此习惯地租是理解圈地运动时期地租变化的出发地。习惯地租是西欧封建地租的别称，即依据习惯法交纳地租。习惯法就是惯例，也是英国最高法律普通法的基础。我们认为，习惯地租是欧洲封建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其中两点应当格外关注： 其一，习惯地租主要是佃户与领主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地租不仅是使用土地的代价，更是佃户领主人身依附关系的表征，意味着佃户的效忠与服从，所以地租与市场完全是脱节的，甚至是背离的。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在历史上被称作“劳役折算”。英国货币地租在14世纪下半叶已经占据主流，可这种货币地租仍是习惯地租。 其二，习惯地租基本是不变的，稳定的，其历史作用是复杂的。由于英国封建制中的契约因素，一旦确定下来，就受到习惯法保护，很难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惯地租几乎是固定地租的代名词。一方面，地租固定可以保证领主的收入，有利于维持庄园秩序。另一方面，习惯法、习惯地租防止领主的过分侵夺，被称为保护农民经济的“防波堤”。习惯地租具有双向的强制作用，而长期稳定的地租无疑有利于佃户财产的普遍积累。 习惯地租的稳定性推动整个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佃户负担受到习惯法限定，从而享有经济自然增长的大部分成果。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物价在波动中不断上浮，地租却基本不变，所以佃户个体可以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扩大持有地，甚至成为租地农场主或新型地产主；产生富裕农民群体，从而改变乡村社会结构。同时，习惯地租抵御了领主的贪婪同时也阻隔了市场调节，因此习惯地租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着的明显“落差”，为16世纪地租急遽上涨埋下伏笔。再者，习惯地租是封建制产物，具有超经济因素，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不可避免的。 商业地租兴起 富裕农民经济不同于封建领主经济，它依靠资本主义雇佣经济起家，并与雇佣经济一道成长，逐渐改变土地租佃方式，进而推动土地和地租市场化，为“圈地”做了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和转型铺垫。习惯地租为小农经济的普遍发展从而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使习惯地租以及庄园经济本身受到挑战。 之前，随着劳役制解体，许多封建领主利用劳役折算的现金雇佣劳工，直接经营直领地。在面向市场、依靠工资劳动者的经营方式中，庄园管理体制极不得力，加之富裕农民雇佣经济的有力竞争，直领地往往入不敷出，常年亏损。另外，在新兴富农雇佣经济压力下，庄园领主的财富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此时掌握金钱远比佃户的数量更重要；土地正在变得商业化，越来越多的庄园领主乐于出租自己的直领地，一般以商业模式出租，这在本质上是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土地保有制。领主直领地在庄园耕地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一般一半左右，甚至更多，通常是最肥沃、最令人羡慕的土地。但16世纪的直领地已不再是庄园经济的中心，也不再是习惯佃户履行义务的中心，而成为体量巨大的商业出租地重要来源，对土地市场化的作用非同小可。 与此同时，荒地的开垦和出租，加快了界定土地产权的进程，也进一步推动了土地商业出租模式。人们出资承租荒地，实际上是承认王室或一般领主的土地产权并与之建立商业租佃关系。许多庄园专门设立了荒地林地租金账簿，使得领主收入成倍增长。出租垦荒地回报丰厚，所垦林地和荒地的所有权也得以确认。领主出租垦荒地的方式与直领地出租方式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了商业契约租地的发展。在新垦地上，租佃签约双方自由，不过土地的租期是有限的、可终止的，租金随行就市，是可浮动的，完全不同于封建保有方式。 在这种新型商业租地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习惯佃户同时承租商业地，许多公簿农同时也是契约租地农。结果，一部分公簿农的面目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依然是持有法庭卷宗副本的公簿农，可他新近持有的、来自直领地或荒地的土地却是商业租地。商业租地的增多，势必强化土地流动性，庄园共同体地产的整体性进一步被打破。商业租地方式如此盛行，以致直接冲击和改变原来的习惯保有地，一旦遇到时机，习惯保有制也可能变成商业租佃。 总的看来，早期商业地租运用在垦荒地和直领地上，这两类土地成为商业地租确立的最初平台。不过，一般佃户手里的习惯地租，由于习惯法的顽强保护而很少变化。16世纪主体佃户是公簿农，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然而仍然在敞田上耕作，并且交纳习惯地租。圈地就是将共同体协作的敞田地变成用篱笆分隔开的个人所有的围田，也是将封建保有地变成流通于市场上的商业地。很明显，习惯地租是遏制商业地租流行的最后堡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