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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的性别化：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形塑 章梅芳：除农史研究外，我们知道您的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技术与性别”。其中，在中国产生最广泛影响的著作就是2006年被译成中文的《技术与性别》一书。在该书中，您从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的住宅建筑、纺织生产和生育技术进行了新的分析。之后，您在此方面又有了不少新的经验研究，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白馥兰：嗯，是的，我正在做关于厕所的研究。我一直对家用技术很感兴趣，关注家用技术的宏观和微观政治问题。在关于中国古代的纺织、建筑技术与性别的案例研究以后，我的目光转向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因为我曾住在那里)。我教授了一门课程——《技术与文化》，这是为考古学者、工程师们开设的标准课程，讲授的内容常常是关于真理的演化过程，等等。但是，我不想讲这些，我想和他们讨论的是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重要的技术？结果表明，这是一次很棒的合作，有很多令人惊喜的案例。后来，我开始了有关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因为家庭原因，我回到了欧洲，所以还没有完成。但我想考察的是，20世纪末以来加利福尼亚的家庭空间内发生了些什么。我关注的是家庭住宅、家用技术及其社会作用，考察它们激励人们关注自身的方式，也即这些技术提升家庭生活的方式，以及它们如何鼓励个体实现价值和独立。与此同时，家用技术产品也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企业投资，家庭以外有很多人在为你工作，但你不会关注他们。为此，我试图研究抽水马桶的问题，考察围绕抽水马桶的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理想化的情况下，美国人的家庭构成通常是2个父母、3个孩子和4间浴室。当你走进自己的浴室，关上门窗，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坐上抽水马桶，然后按下按钮，一切污秽物都消失了。所以，你的确没有想过你自己会是沾了粪便的动物。但是，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转换系统。看起来似乎是私人化的、独居的活动，实际上离不开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撑。例如，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你是通过支付税单的形式来获得这些支撑的。但是在美国，人们不会去想这些。他们远离自己的生活垃圾，因此也对马桶设计的改进不感兴趣。日本人的马桶设计技术非常精湛，例如TOTO公司的产品，但是美国人并不热衷去购买。所以，我还没有放弃这件事。我有一些同行在研究中国、日本、非洲的卫生间，主题涉及“厕所与殖民主义”“厕所与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正在推进计划。 章梅芳：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对家用技术的性别政治问题感兴趣，厕所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并且，在很多研究中，女性主义常常与人类学、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综合运用。那么，就您所了解的，在当下的国际科技史学界，女性主义是不是一个较为流行的理论视角呢？ 白馥兰：当然是的！我认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东西，的确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是在研究中纳入了“权力”的分析维度。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不只对历史上的女性感兴趣，不只对性别感兴趣，也对性别关系的结构化及其影响感兴趣。这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研究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方式，是完全的改变，我不认为我们还能回到过去。现在，人们不再只是单独地讨论阶级、性别、种族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强调“交叉性”。你也许还不能在词典中找到这个词，但就我的理解来看，它讨论的是一种复合性的、复杂的劣势。如果你是一名黑人，你是劣势的；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是劣势的；如果身处中国，你是年轻人，你是劣势的；而在加利福尼亚，如果你是老年人，你是劣势的。你可能会死亡，你可能会瞎掉，你可能会患疟疾，所有这些都是劣势的不同表现。所以，“交叉性”是一种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坦率地说，这是个复杂的概念，我也不是完全理解它。我认为，对于技术史研究来说，这一视角的意义可能体现在对那些补充或取代人类身体器官的技术制品的研究上，例如义肢。有些学者说，所有的技术都像是义肢。你不只是讨论眼镜如何帮助近视的人(也就是劣势的人)，你还可以探讨显微镜如何扩展了人类观看世界的视野。所以，我认为这一概念总是在“制造正常的不平常与不正常的平常”。 章梅芳：所以，“交叉性”确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取得的进展之一。它强调的是多种因素对女性或其他群体的综合影响。您所提到的它对技术史研究可能的借鉴，十分富有启发性。那么，除此之外，与20世纪70～80年代相比，女性主义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白馥兰：20世纪70～80年代，很多学者关心的是女性，致力于将女性纳入历史。就科学技术史而言，学者们积极寻找历史上伟大的女科学家和女发明家，恢复女性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承认她们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出的贡献。但这只是第一步，那以后，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科学和技术如何成为男性主导的领域等问题。他们开始讨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问题，这是一次很大的转变。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开始深入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验室和资源获取等细节；然后又走出实验室，考察科学家如何在社会网络中演示他们的发现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也为此，科学史为文化分析提供了很多空间。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受启发于STS研究。后者将学术关注点从伟大的科学和发明转向日常生活，例如关注消费问题等。这些就是我所了解的、女性主义科学技术史在过去20年来经历的重要变化。 章梅芳：在中国，很多科技史学者一直执着于一个问题：女性主义究竟给科学技术史带来了什么新东西？能解决什么别的研究视角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能得出什么不一样的结论？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白馥兰：如果你想看看非常具有男性气质的科学史家所写的著作，我推荐夏平(Steven Shapin)和他的《真理的社会史》。[7]他的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说过：“我打算去写一部女性主义的科学史。”但是，很快地，他的工作引起了这样一种反思：父式的科学团队存在的根基是什么，科学又是如何给普通公众带来便利的。你知道，真理只是科学家个人的想法，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但是，公众必须去相信它并且运用它。因此，夏平在研究中考虑到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科学家的社会网络、女性，以及影响科学发现、科学实验的文化和权力因素。可以说，他将当时的整个社会世界纳入科学的历史之中。他的研究向我们表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行动者参与了实际的科学事务或者为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这正是他与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共通的洞见，它彻底地改变了学者们思考科学的方式。 章梅芳：您给出了很有趣的回应。实际上，女性主义理论给科学史带来的新东西，如同夏平著作的创新性一样。其新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某条具体的结论，而在于看待历史的角度，它们可以启发人们对科学以及科学的历史有不一样的理解。 (三)日常技术政治：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章梅芳：您近来一直提倡对“日常技术”的历史研究，刚才也多次提到，它是否可看作是您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延伸？您认为关于“日常技术”的历史研究，其最大的困难体现在哪里？其学术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白馥兰：是的，我对日常技术的关注，源自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延伸。“大思想”产生于实验室和科学世界，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亦产生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后者可能会受到前者的巨大影响，但也可能会完全与前者毫不相干。因此，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科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对于周围物质世界以及如何与这一世界相处的系统认识和理解。我之所以会如此思考，不只源于女性主义的学术基础，还主要源于人类学进路的启发。即使伟大的科学家做出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发现，这对“大科学”的发展十分关键，但却与我们对某个文明的理解并不那么密切相关。所以，我认为如果不去关注老百姓的世界模式，以及他们对物质实践的理解，就无法对于某个社会形成真正的认识。而如果要去了解这些，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去研究日常技术。在某一与境中，日常技术可能指的是钓鱼、挖洞之类的；而在另一与境中，这些技术早已被充分掌握，以至于你认识不到它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日常技术和“大科学”、“大技术”同等重要。对日常技术的研究，既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延伸，也是人类学尤其是人类学视角下的STS研究的延伸。说到这，我想起最近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大的研究计划——“欧洲的张力”，在这个学术网络里，有很多成员是历史学家和STS学者。他们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技术，例如铁路、电力、汽车、规章制度、消费群体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欧洲”这一概念的全新理解。至于困难，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日常技术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来源问题。 章梅芳：除您提到的之外，我有两点补充。第一，对“日常技术”的历史关注，可能还与历史学领域对“精英史”的自我反思有关。在此背景下，科学技术史研究也不应只关注伟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也应关注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知识与实践。第二，女性主义和人类学在理论诉求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密切的关联。从您刚才提到“日常技术”研究分别来自二者的延伸和拓展，亦可看出这一点。那么，您能否再谈谈如何在研究中结合运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这两种理论视角？尤其是应用到以科学为对象的研究中？ 白馥兰：我想我可以列举一些关注科学的、著名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名字，例如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彼得丽娜(Adriana Petryna)。她们提出了“生物公民”的概念。[8]其中不只是涉及医学，也涉及科学和技术问题。我想，“身体”是女性主义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问题。 章梅芳：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身体”，将来也应该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在“第四届中国技术史论坛”上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大会报告——“技术的全球历史：超越‘欧洲例外主义’”，强调去除“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主张探讨全球范围内不同技术传统之间的共同形塑与建构。您认为东西方的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应摈弃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参考标准的、辉格式的研究思路，强调“去中心化”。那么，我的一个困惑是，对于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或地方性的技术系统，您的评价标准或者说参考系是什么呢？ 白馥兰：在我看来，如果具体的科学或技术转变成普适的知识，我们就有必要去考察这个转变的过程，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引导我们去考察“地方性知识”，去研究知识的“共同遭遇”与“重塑”，以及外来知识的输入问题。我们必须去思考知识如何变得具有权威性，如何变得充满力量，必须去考察它传播的能力。有些“地方性知识”无法传播开，而有些“地方性知识”则传播得不错，甚至传播得非常的好。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正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例如，拉图尔(Bruno Latour)便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这些。我们不需要去比较谁更优秀，谁更好，而是去问不同的问题，去考察特定类型的科学和技术及其系统的政治问题。例如，其他地方的人们为什么要移植这些知识？知识在被移植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我研究中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当我研究加利福尼亚出现的很多新技术时，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通讯革命？我觉得这很有趣，人们为什么需要随身携带手机？因为他们要给母亲打电话。为什么他们需要计算机，因为要给祖父母发送照片。1995年至2000年，美国出现了很多的媒介技术。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交媒介似乎都离不开分享照片。我认为，这也是一场革命。但是，正如你们很清楚地了解到的一样，政府总是需要技术创新，却不希望社会发生变革，因为那可能会使得他们失去权力。所以，我认为也有必要去考察，在技术不断革新的社会里，那些维持社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辛苦努力。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什么都不变，非常非常难。当我们考察生态学的时候，会发现生态系统一直在发生变化，它根本不可能稳定。我们不可能让它保持原样，因为你必须和它相处，你不得不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不得不鼓励一些事情，禁止另一些事情。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不成功，但什么是成功呢？从汉代到1911年，他们的历史稳定性远远超过我们，这就是他们的成就。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富有成效地比较不同的社会，例如前现代时期的中国、苏联或今天的美国，进而去追问什么类型的知识是最强有力的。究竟是那些改变社会的知识，还是那些维持社会稳定性的知识？ 章梅芳：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四)知识的情境化：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章梅芳：从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等视角出发所做的科学技术史，包括您刚才谈到的一些研究，大多比较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有的甚至具有鲜明的社会史、文化史色彩。一些老派的科学技术史学者，常常强调“内史”研究的重要性，对这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往往缺乏对具体研究对象涉及的专业知识的精确把握，因而其给出的历史描述和结论，犹如沙滩上的房子，经不起推敲，因而甚至也是没有价值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白馥兰：我们总是说“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历史”，我们也常说“美国的技术史”。但后者常常首先是“由工程师为他们自己而写的工程史”，然后再讨论“社会”“文化”“物质文化”之类的。我想，法国同行的工作，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如果你愿意，我想提一下勒莫尼耶(Pierre Lemonnier)，他在20年前曾主编过一部著作——《技术选择》(Technological Choices：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s Since the Neolithic，1993)，[9]这本书的章节作者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STS学者以及历史学家。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讨论青铜时代的技术，要注意青铜时代的人不知道化学或温度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越来越热，但却并不知道2 500℃是什么概念。因此，他们是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制造出产品的，但这并不是说现代科学知识对于理解可能性的程度不重要。你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制造产品，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或更多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你可以进行选择，限制在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特征。所以，今天的现代科学能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限制在哪里”，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是如何做出技术选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做出的技术选择是基于社会的、象征的、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与物质因素同等重要。因此，我在思考技能的作用问题。科学家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恰恰是必须通过实践来习得的。所以，如果你研究纺织史，你可以去学习织布，去学习纺纱，或者可能都需要去学。研究陶器历史的人，他可以去学习制陶，我也可以从农民那里学习如何种植水稻。这样做通常是有帮助的，但却与现代科学的知识关联并不大。事实上，你逐渐会意识到，技术选择涉及的因素构成了一幅图，其中的一些因素是材料，一些因素是天气，还有一些因素是“谁是村庄首领”，以及“我的孩子正在哭闹”之类的。所以，我认为技术史确实需要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相互合作。我并不认为他们提供的东西(像沙滩上的房子一样)不堪一击，毕竟我们自己也做不了他们的工作。 章梅芳：技能的习得，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知晓或理解背后的科学知识。技术选择亦涉及很多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技术社会史和技术文化史的研究，看起来对“内史论”者而言，似乎不是那么难以接受。那么，科学史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白馥兰：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使是科学史，问题也在于，为什么某一时期的某一些人会取得对某一事物的理解。科学的历史比某种所谓逻辑发展的过程远为复杂，对此，库恩(Thomas Kuhn)以后的科学史家已有清楚的认识，这也使得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历史研究变得有趣得多。我认为，“内史论者”的编史进路的风险在于他们声称：“所有一切都走向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我们试图像工程师那样去理解历史上的科学与技术”。但是，这将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遗漏一些对于当时社会而言极其重要的东西；也意味着会出现技术社会建构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提出的问题，即他们可能会忽视科学史上的那些“失败”以及那些不是那么令人震惊但却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发现和发明。如果致力于研究的是一部“进步”的历史，那就会存在这些问题。我的意思是，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内史论者”所写的历史趋向于“进步”的历史。 章梅芳：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内史论”的科学编史进路与进步主义的科学史观具有深层的内在关联。在您看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是否是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或发展趋势呢？ 白馥兰：“文化”这一术语的出现和被广泛讨论，是比较近期的事。理论历史学家确实试图这样说：“哦，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文化。”然而，如果极端一点的话，科学技术史的“文化”转向，可能会使得一些学者忽视了物质和科学的事实方面。例如，塑料和木材在质量上的区别，A类型的机械设计是否比B类型的机械设计更有效率，伽利略制造望远镜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等等。就我所了解到的，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物质方面更感兴趣，如果能同时结合历史的“物质”维度和“文化”维度展开研究，那就更好了。 章梅芳：我们知道，做医疗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很多。不过，其中的一些成果也备受医学史领域其他学者的批评。后者认为，他们还没有搞清楚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涵，写出来的所谓社会史或文化史只能是对传统医学史的误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刚才我们讨论的有关，您怎么看？ 白馥兰：在我看来，医疗史是完全不同的。很多研究传统中医的历史学者确实强调医学中的科学。20世纪末以后，中国官方的中医发展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它尤其越来越多地受到“实现科学化”这一需求的影响。如果你考察中国医学院校的课程设置的变化，你会发现中医越来越被科学化，例如实验室研究之类，等等。所以，当一位学者说，现在我要向你解释《黄帝内经》时，他可能会很头痛。因为《黄帝内经》被当作是科学文献，可是，这不是科学文献！很多物理学、数学的知识，也绝不同于今天的数学和物理学。如果以后者为标准，一些古代典籍可能被视为垃圾。所以，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历史研究必须关注与境。如果你分析一下在今天被冠名为“物理学”的那些古代人的有关实践，你会发现它们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就我而言，必须关注的是真理的与境和构型。谢弗(Simon Shaffer)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关于波义耳的研究论文，试图探明的问题是当宣布要用数学的语言去书写自然的法则时，当时的那些自然哲学家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想的。面对他们如此宣称，上帝会说些什么呢？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法则的制定者。今天我们在学习波义耳的法则时，我指的是化学课程中学习到的那些知识，我不记得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它绝对不敢宣称自己书写了自然的法则。也许多年以后，可能会有人说：“好的，让我们来纠正它吧，上帝并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思考的！”因此，这实际上是科学的说服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曾经是如何变成人力范围内具有可行性的事情；是什么使得他们敢于走出来并且说：“我理解了自然。”科学是理解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科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如果把它从社会中抽离出来，放置在其他地方，它并不会总是起作用，因为是“社会”使得科学知识产生作用。因此，社会的因素对于科学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章梅芳：可以说，科学是与境化的知识，纯粹的、脱离社会与境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因而在研究科学的历史时，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必须被纳入其中加以考虑。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比较清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