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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 要:1989年3月在河南焦作市西嘉禾屯林场出土一批窖藏铜器, 共41件, 品类丰富, 造型精美, 十分难得。该窖藏未见陶器、砖瓦和铭文资料伴出, 断代有一定难度。本文通过对嘉禾屯窖藏铜器形制的比较研究, 认为该窖藏年代在西晋末年, 在八王之乱和随后胡族南下至河内一带之际, 铜器的主人为避难匆忙埋就。该窖藏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等级。嘉禾屯铜器窖藏为研究汉晋时期中原地区贵族日常生活和日用器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铜器窖藏；汉晋时期；日用器具 1989年3月, 河南焦作市西嘉禾屯林场出土一批窖藏铜器, 共41件[1], 其精品之多, 铸造水平之高, 在全国范围亦属罕见。自1995年资料发表以来, 学界对这批铜器的年代和内涵仍未有统一的认识。该窖藏未见陶器、砖瓦和铭文资料伴出, 断代有一定难度。本文通过对嘉禾屯窖藏铜器形制的比较研究, 认为大部分铜器年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综合判断窖藏年代为西晋末年, 时值八王之乱及随后胡族南下至河内一带, 窖藏应为物主匆忙埋就。该窖藏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等级。嘉禾屯铜器窖藏为研究汉晋时期中原地区贵族日常生活和日用器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于窖藏铜器的年代, 发掘者根据出土的镂孔提笼、钫、锺、“勺形器”、双鱼洗, 将窖藏年代定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并认为一些铜器是在汉代极为少见的器具, 如瓜棱形权、秤盘和“鏊”等, 但未认识到该窖藏铜器与汉墓出土铜器存在一定差距。孙机先生注意到诸如扁壶、龙首方形器、跽坐熊灯柱的年代在东汉中期之后, 帐构年代可晚至魏晋, 并以衡器考证为突破口, 认为窖藏及其铜器年代为北魏时期。[2]然惜限于当时所见, 未能将剩余铜器的年代一一究明, 关于铜器和窖藏年代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一 窖藏所见汉末魏晋铜器具 由于未见纪年材料和其他材质遗物, 窖藏年代只能通过铜器进行判断。逐件考察出土铜器, 综合起来可得出铜器整体年代, 但未必是窖藏年代。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铜器, 可以肯定该窖藏为一次形成的。一般而言, 这样的遗迹断代应依据年代最晚的出土品, 即不早于最晚出土品的年代。以形制特点为标准检索考古资料可知:窖藏所见锺 (壶) 、钫、鋞、提梁壶、镂孔提笼为典型的汉代铜器, 东汉以来趋于消失;龙首方形器是东汉时期特色器具, 汉以后几乎不见;深腹洗、龙首曲柄勺为东汉铜器, 汉以后变化不大。其余铜器年代则大致在汉末至西晋时期。 铜帐构 (窖藏∶1-9) 1组9件:底座构件为4件三通圆管, 上角构件为4件四通圆管, 顶上还有1件四通圆管, 可复原为一四角攒尖的斗帐。每根圆管长18厘米, 直径4.2厘米。其结构与尺寸与河南洛阳涧西M2035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的1组9件铁帐构[3]几乎是一样的。 (图一:1) 类似小型斗帐的样式 (图一:2) , 在魏晋以前的出土品及墓室图像中很少发现。出土的东汉帐构只见三通管, 未见顶部中央构件, 图像中也仅见平顶帐。 (图一:3, 4) 斗帐样式出现在汉魏之际, 至南北朝时仍能见到。 铜樽 (窖藏∶12) 直口, 直腹, 平底, 下附三兽蹄足。这件铜樽无铺首、錾刻花纹、盖顶立凤等装饰, 仅饰弦纹。 (图二:2) 这种极尽简洁的筒形樽最早见于东汉。河南巩义窖藏铜樽[4] (图二:3) 和湖南安乡刘弘墓瓷樽[5] (图二:1) 与窖藏∶12十分相似,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还可见此式铜樽[6]。 (图二:4) 窖藏∶12蹄足素面, 弧形盖顶设一球状钮和花瓣饰片, 与铜窖藏所出带盖三足盘相近, 当为同一时期的风格, 年代为汉末魏晋。 图一汉魏时期帐构及帷帐图像1. M2035 2. 1.洛阳涧西M2035出土铁帐构复原2.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宫闱宴乐图漆案3.新安晋墓C12M262∶11铜帐构复原4.朱村东汉墓夫妇宴饮图 铜唾壶 (窖藏∶13) , 盘口, 束颈, 鼓腹, 圈足较矮, 高12厘米, 腹径11厘米, 口径略大于底径。 (图三:5) 从形制来看, 年代应不晚于西晋。唾壶形制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 大体上, 从整体近方渐趋矮宽, 鼓腹更扁, 腹部最大径下移, 口径小于底径, 如江苏南京富贵山M6出土的两件瓷唾壶[7]所呈现的差异。 (图三:6, 7) 东晋以后增高拉长, 始束颈拉长, 腹部较扁。唾壶多为大平底或假圈足平底, 江苏南京郭家山温峤墓M9∶16为矮圈足 (图三:4) , 形制与西晋的差别不大, 而腹部最大径偏下[8]。窖藏∶13与青海上孙家寨 (图三:2) 、江西瑞昌、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铜唾壶 (图三:3) 形制和年代相近。 铜碗 (窖藏∶14) 敞口, 沿微外卷, 曲腹下收, 平底下附三乳足。碗是常见的饮食器具, 与同出的其他饮食器在风格样式上是配套的。汉墓中此类饮食器具常见铜耳杯或高足鏂, 铜碗少见且多为直口。这种口径约15厘米, 敞口卷沿, 浅腹平底的铜碗, 如湖南资兴东汉墓M132出土品[9] (图四:3) , 更常见于魏晋墓中。其平底下附三乳足与窖藏所出铜洗一致, 西晋十六国墓出土铜魁上亦可见到。 铜带盖三足盘 (窖藏∶15) [10], 圆形浅盘, 平底下附三蹄足。子盖弧形, 上饰两组弦纹, 顶部有桥形钮环, 饰以梅花形饰片。汉墓出土有三足承盘, 而带盖三足盘目前发现最早的出土于西晋墓中, 而从其平底和蹄足来看, 年代不晚于两晋之际。江西南昌火车站出土带盖盘 (∶14、15) [11], 出土时盖在盘侧, 盘内有一对银火拨, 并残留有灰白色蜡状物。 (图四:2) 江苏南京江浦县西晋墓出土的盘内亦残留有蜡状物[12], 也可能用作灯具。 图二汉晋时期的樽 1.安乡刘弘墓∶51 (青瓷质) 2.嘉禾屯窖藏∶12 3.巩县铜器窖藏出土4.北票冯素弗墓M1∶58 图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唾壶1. M100252 1.银唾壶 (湖北鄂城M1002∶52) 4, 6, 7.瓷唾壶 (南京郭家山M9∶16南京富贵山M6∶9、10) 2, 3, 5, 8, 9, 10.铜唾壶 (上孙家寨乙M3∶37临沂洗砚池M1西∶45嘉禾屯窖藏∶13南京江宁高盖村M2∶2偃师杏园YDIIM1101∶2寿阳贾家庄库狄迴洛墓∶54) 图四铜带盖三足盘和铜碗 下载原图 嘉禾屯窖藏∶南昌火车站∶、资兴∶南京郭家山M7∶14 5.嘉禾屯窖藏∶14 6.南京仙鹤山M1∶6 铜砚滴 (窖藏∶16) , 为有翼兽形, 体似蟾蜍, 呈爬行状, 口衔耳杯, 口与杯连接处有一小孔与腹部相通, 背部有管与腹部相通, 配有栓塞。 (图五:5) 此器或称“书滴”, 为滴水研墨之用, 出现于东汉时期。汉晋铜砚滴有伏兽形 (蟾蜍形) 和玄武形 (龟形) 两种[13]。其中伏兽形计有5件, 如河南巩义站街M1∶38[14] (图五:2) 、河南焦作山阳北路M2∶2[15] (图五:4) 和江苏南京仙鹤观M6∶18[16] (图五:3) , 广西昭平出土品[17]和河南偃师蔡庄乡出土品[18] (图五:1) 被认为是汉代的。此外还有釉陶 (瓷) 砚滴, 呈伏兽形, 见于山东邹城刘宝墓M1∶26[19]和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祭台 (M1J∶2) [20]。窖藏∶16与偃师、焦作、巩义和南京的出土品形制相近, 窖藏∶16年代应为魏晋。 铜弩机 (窖藏∶17) 除悬刀外其余部件完整, 郭长15.9厘米, 为实用器。 (图六:4) 从其机郭长阔、望山高大, 机郭肩部至键孔上部转折而下来看, 其年代应为汉末三国[21]。其后部键端为方形, 最早见于东汉中期, 如河南灵宝张湾M4∶29东汉永元六年 (公元94年) 铭弩机[22]。而其前部键端为圆形, 类似的见于河北临漳芝村M510[23] (图六:6) 和广西贵县淀粉厂[24], 与魏“正始二年”铭左尚方造弩机 (图六:3、5) 的情况相反。贵县淀粉厂出土弩机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 郭一侧有“河内工官”刻铭。弩机键端“前方后圆”可能是短期内的特殊现象。窖藏∶17的尺寸更接近于新乡弩机和临漳弩机, 虽未见铭文, 但很可能是曹魏时期的官方产品。 图五汉晋时期的铜砚滴 1.偃师蔡庄乡出土2.巩义站街M1∶38 3.南京仙鹤观M6∶18 4.焦作山阳北路M2∶2 5.嘉禾屯窖藏∶16 图六汉晋时期铜弩机 考1.灵宝张湾M4∶29 2.沙河兴固汉墓出土3.临沂洗砚池M1西内∶4 4.嘉禾屯窖藏∶17 5.新乡县出土品6.临漳芝村M510∶2 铜鐎斗 (窖藏∶22、23) 为折沿浅盆状, 一侧龙首曲柄, 下附三蹄足。鐎斗出现于汉代, 但发现很少。汉晋时期铜鐎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北方的发现集中在今山东南部的诸城至临沂一带, 中原地区的鐎斗形制和年代也与之相近。窖藏所见鐎斗与山东诸城[25] (图七:1)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鐎斗 (图七:2) 相似。类似鐎斗至十六国时期仍可见到 (图七:4) , 东晋早期墓出土的鐎斗可能受到北方的影响, 吴晋时期南方地区的敞口折腹高足鐎斗几乎消失。北朝时期则常见口沿带流、直腹平底、蹄足瘦高分节的鐎斗。 跽坐熊灯柱 (窖藏∶24) , 底座残, 为一长圆形管状, 中有束腰, 上部置对称方孔, 高38厘米。 (图八:5) 灯柱顶端有一熊形兽, 前腿短直前伸, 圆肚, 呈蹲踞状。类似的陶质模型常见于中原地区魏晋墓, 如河南洛阳十六工区M2035∶17[3]、河南偃师杏园西晋墓M34∶58[27]。 (图八:1) 铜质品则非常少见, 河南偃师庞村出土的1件[18] (图八:3) 与之非常相似, 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两罍轩彝器图释》著录的“魏太和三年”铭带支座的熨斗[29], 其支座的构造与灯柱是一样的。 (图八:4) 河北张庄桥出土的带支座熨斗 (图八:2) , 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晚期[30]。这种带支座的灯或熨斗, 最早见于东汉中晚期, 魏晋时期更加普及。 镂孔熏瓶 (窖藏∶25) 小口, 长颈, 鼓腹, 高圈足。 (图九:6) 口沿处有一长方形板, 用三道箍固定于瓶口。肩部与外侈高圈足均饰长方形镂孔, 腹上部等距离饰以三个兽面铺首。通高37.5厘米。这种“盘壶修颈”的外形颇符合汉代的投壶, 如湖南永州汉墓铜壶 (图九:1) , 出土时壶中尚有竹矢[31]。此铜瓶形态也可能源于东汉以来长颈扁圆腹高圈足壶。此器肩部饰以镂孔, 不宜满盛液体, 但可以盛少许香水或插入香花以散幽气, 可能就是后来南北朝时期画像砖中所表现的供养净瓶。其口部有一长方形板, 这样的铜瓶还见于湖北鄂州七里界晋墓[32] (图九:4) 和山西寿阳贾家庄北齐厍狄回洛墓[33] (图九:5) , 而前者的形制和尺寸更接近于窖藏铜瓶, 据此认为其年代大致在西晋晚期。 图七两晋南北朝时期龙首曲柄鐎斗 1.诸城M1∶18 2.临沂洗砚池M1西内∶5 3.南京富贵山M4∶16 4.咸阳头道塬M3∶17 5.洛阳孟津朱仓M1∶6 图八汉晋铜灯 (熏) 支座 1.偃师杏园M34∶58 2.邯郸张庄桥M1出土3.偃师庞村出土4.“魏太和三年”铭熨斗和熨人5.嘉禾屯窖藏∶24 五凤熏炉 (窖藏∶26) , 呈凤鸟展翅状, 昂首挺胸, 口衔一圆球, 前胸翅羽饰以阴刻纹饰;背部镂有烟孔, 尾部有镂孔, 其胸前、翅尾部另饰四小凤。 (图一〇:2) 熏炉通高20厘米, 承盘直径21.5厘米。与汉代禽鸟形熏的静态雁形所不同的是, 该凤鸟有冠羽、展翅、尾羽、衔丸、附凤等表现, 更生动传神。东汉晚期以来, 铜熏盖顶常见立凤以及“仙人饲凤”装饰, 但只是局部装饰, 并非整体为凤鸟状。与窖藏所出凤熏炉相近的, 还见于山东临沂洗砚池西晋墓 (图一〇:1) , 二者的铜器组合亦有相似之处。 辟邪插座 (窖藏∶28) , 这种有翼狮形、躯体中空、背有插管的陶瓷器常见于魏晋墓中, 一般认为是插座器。 (图一〇:3) 东汉时期类似中空伏兽形器具中有存贮食物的情况[34], 抑或称作“尊”。从其昂首、吐舌、挺胸、大鼻、垂耳、宽尾下拖、周身阴刻有线纹来看, 类似造型的神兽仅见于魏晋墓中[35]。陶质模型辟邪可见于洛阳东郊M177[36], 年代为西晋中晚期, 形态相似但不具备插座功能。与窖藏∶28形制最为接近的是临沂洗砚池晋墓M1西∶88[20] (图一〇:4) , 区别在于后者多出一手持圆筒的骑狮人, 而其头顶亦有圆管可插烛一类的圆筒状物。窖藏∶28的年代和功能应与洗砚池的仙人骑狮器相近。 铜扁壶 (窖藏∶33) , 器身扁方, 圆口筒状, 肩部饰对称方耳, 直腹平底, 下附对称外撇片状足。 (图一一:2) 这种扁壶汉代多见圆形, 与方形的并称“椑 (柙) ”或“”。方形扁壶出现于西汉, 流行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在东汉画像石的宴饮或庖厨图像中能够见到, 为盛酒用器[38]。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的青瓷方形扁壶 (图一一:1) , 带有子母口钮盖[5]。嘉禾屯窖藏中同样发现一件器盖 (窖藏∶18) , 盖顶样式与刘弘墓所见的瓷质扁壶盖相同, 其尺寸大致合于扁壶子盖, 说明窖藏∶18与方形扁壶是配套的, 也应是魏晋时期的产品。湖北鄂城东晋墓出土的金质方形扁壶饰件 (M2186∶10) [40], 采用锤揲工艺, 表面饰以金丝和金粟组成的图案, 十分精美, 通高仅1.5厘米 (图一一:3) , 而此时实用方形扁壶几乎不见。 图一二汉末魏晋时期的铜釜甑 1.巩义新华小区M1∶5 2.洛阳机车工厂C5M346出土3.上孙家寨乙M3∶454.嘉禾屯窖藏∶34 图一〇凤鸟熏、辟邪插座和仙人骑狮器 1.临沂洗砚池M1西∶10 2.嘉禾屯窖藏∶26 3.嘉禾屯窖藏∶28 4.临沂洗砚池M1西∶88 图九汉晋时期的铜长颈瓶 永州鹞子山刘疆墓∶盱眙东阳∶南昌出土鄂州七里界∶15 5.寿阳厍狄迴洛墓∶49 6.嘉禾屯窖藏∶25 铜釜甑 (窖藏∶34) (图一二:4) 形制与东汉釜甑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甑底孔的样式[41]。东汉釜甑底部的条形孔, 常见“风车式”排列, 出现于西汉晚期, 如安徽芜湖贺家园M2∶1[42]。而窖藏∶34甑底条形孔呈放射状排列, 常见于中原地区汉末魏晋墓中。 铜洗 (窖藏∶38、39) 。窖藏∶39, 双鱼纹洗, 折沿浅腹, 上腹略直, 近底弧曲收平底, 口径42.5厘米。 (图一三:1) 东汉平底铜洗多见平沿弧腹或折腹, 汉末以后多为腹部略垂或下腹部饰以小钮的铜洗 (图一三:3, 4) , 似窖藏∶39这样的折沿弧腹洗则常见于三国后期, 最迟可至两晋之际, 如江西南昌火车站M5∶26。 (图一三:2) 窖藏∶38 (图一三:5) , 浅腹平底下附三个小乳足, 与窖藏出土铜碗及五凤熏炉承盘样式一致, 类似浅腹洗还见于江苏南京富贵山东晋墓。 (图一三:7) 图一一晋墓出土扁壶及金质扁壶形饰件 1.安乡刘弘墓∶57 2.嘉禾屯窖藏∶33 (扁壶) 、18 (器盖) 3.鄂城M2186∶10 滤盆 (窖藏∶40) , 大口, 折沿, 浅直腹, 平底布满密集小圆孔, 直径25厘米。这种底部似箅而非甑的容器, 大概是用于过滤或隔水蒸, 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套滤药器具。这种实用器具发现很少, 目前仅见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90与窖藏∶40十分相似[43]。 二 窖藏所见衡、量器年代考察 度量衡器一般为埋藏当时所使用的, 可与相关文献及出土资料相对照, 有较高的年代学价值。汉代1斤约合250克, 窖藏出土铜秤砣 (窖藏∶19) 重538克, 大致合于孔颖达“ (北) 魏、 (北) 齐斗称于古二为一”之说, 据此孙机先生认为窖藏∶19为北魏1斤秤砣。窖藏出土铜称盘 (窖藏∶41) , 盘口沿上有三个小孔, 为系绳链之用, 与莫高窟北魏壁画所描绘的三系秤盘相同。 (图一四:1) 目前所见天平铜盘直径要小得多, 且边沿穿四孔, 与此秤盘有明显区别。因此他认为秤砣和秤盘的年代在北魏时期[44]。尽管考证翔实, 但似乎不能完全否定这套衡器早于北魏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这套衡器至迟可上溯至魏晋时期。 首先, 杆秤出现的时间可溯至三国。窖藏铜器均为完整的实用器具, 而秤盘和秤砣均仅一件, 说明原为一套不等臂的、提钮不固定于中央而可以一枚秤砣称不同重量的杆秤。杆秤可能于汉末三国时就已出现, 根据《唐本草》中关于汉晋衡制的记载:“古秤皆复, 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 分一斤为二斤, 一两为二两耳。”[45]郭正忠先生认为“复秤”即为天平, 晋秤为非复秤, 应为杆秤, 而“晋秤自后汉末以来”, 即杆秤的起始时间至少可提前至东汉末[46]。该文献虽成书较晚, 此论衡制是作为后文合药分剂的基础, 可信度较高。 图一三魏晋时期的铜洗 1.嘉禾屯窖藏∶39 2.南昌火车站M5∶26 3.南昌县小蓝乡M1∶2 4.新安C12M262∶12 5.嘉禾屯窖藏∶38 6.临沂洗砚池M1西∶19 7.南京富贵山M2∶41 8.集安禹山M68出土 第二, 窖藏出土秤砣与曹魏墓出土瓜棱形铜秤砣形制相似。铜秤砣 (窖藏∶19) , 瓜棱形, 小圆底, 上部中间有一桥形钮, 腹径5.8厘米, 高4.3厘米, 重528克。 (图一四:2) 河南洛阳孟津曹休墓M44∶37 (图一五:4) 亦为瓜棱形, 腹径5.1厘米, 高3.3厘米, 重275克。[47]故宫博物院藏北朝铜秤砣, 高3.8厘米, 底径3.8厘米, 重487.5克, 形制与前二者相近。国家博物馆藏北朝铜秤砣, 高3.2厘米, 底径4.5厘米, 重265克。[48]姑且认为质量值是准确的, 故宫博物院藏秤砣与窖藏∶19质量最为接近。若同为1斤砣, 窖藏∶19明显是过重的。若以曹休墓秤砣为1斤, 那么窖藏∶19为2斤, 误差为每斤10克左右, 若以国家博物馆铜秤砣为1斤则更为接近。墓葬中仅见的秤砣未必恰为1斤, 但整倍于斤应是合理的, 因此窖藏∶19可能为2斤秤砣。若汉末今秤确实已二倍于古秤, 窖藏∶19也可能是汉末以来的1斤秤砣。 第三, 瓜棱形铜秤砣在曹休墓发现之前, 只有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馆藏铜秤砣和河南渑池铁器窖藏出土铁秤砣可作为参考, 其年代定在北朝未必确切。馆藏品缺乏出土环境, 其年代判断很可能参考了渑池铁器窖藏的铁秤砣。而渑池窖藏发掘者根据铁器形制和刻铭内容及字体, 认为其中多数器物年代在曹魏至北魏, 则窖藏年代为北魏时期。但应注意的是, 简报中提到大部分刻铭字体大约属于曹魏时期, 比起“冶令”等名称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来说, 这一点似乎更为确切[49]。铁秤砣既无铭文, 年代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第四, 河南孟津曹休墓秤砣和嘉禾屯窖藏秤砣的斤制较汉制为重, 应是杆秤出现初期的现象。曹休墓和嘉禾屯窖藏各仅出土一枚秤砣, 当是整倍于斤的, 折合一斤均要比汉斤250克左右要重。渑池出土的瓜棱形铁秤砣重仅155克[48], 国家博物馆馆藏的5件铜秤砣中有3件重143.5～219.5克[48], 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北齐武平元年 (570年) 葫芦形铁秤砣重仅74克[48], 大多是轻于汉斤的。由天平发展至杆秤, 衡器变革的动力在于方便与精确。随着杆秤的兴起, 秤砣的质量应减轻以便于日常使用。北齐武平元年秤砣约为古秤1斤的三分之一, 很可能使用的是提钮在距挂物端四分之一处的杆秤, 最大可以秤量古秤约1斤的重量。 图一四杆秤图像和嘉禾屯窖藏出土秤砣和秤盘 1.敦煌莫高窟254窟北魏壁画称鸽图2.窖藏∶19 3.窖藏∶41 魏晋南北朝时期, 大小秤制并用, 衡器变革带来的计量变化主要发生在大秤制, 小秤则延续古秤制。西晋太康三年 (282年) 铜釜, 自铭“右尚方造一斗铜釜, 重九斤七两”, 实测2208克, 合一斤约234克[48]。而太康四年铜升, 自铭“尚方造铜升, 重四两十二铢”, 实测97.6克, 合一斤约347.6克[48]。但是, 杆秤在通行之初, 人们出于习惯, 是有可能将古秤1斤放大而不自知, 甚至是把早期杆秤的2斤当做新的1斤。[46]西晋时裴頠指出以今制按古书合药的危害, 史载:“荀勖之修律度也, 检得古尺, 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 可先改太医权衡。’”[56]这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当时一斤与汉斤的差别, 尽管此后一斤发展到“于古二为一”, 甚至“三为一”, 但都是在古秤汉斤基础上倍增的。因此曹休墓和嘉禾屯窖藏出土的秤砣斤制高于汉斤, 很可能是杆秤草创初期才有的现象。 图一五焦作嘉禾屯窖藏出土量、衡器及孟津曹休墓出土铜秤砣 1.嘉禾屯窖藏∶30 2.嘉禾屯窖藏∶29 3.嘉禾屯窖藏∶19 4.孟津曹休墓M44∶37 最后两件“勺形器”同样值得关注。勺形器直口, 腹较直, 平底, 口沿平伸一细长平带柄, 柄端有一小孔, 与一般铜勺明显不同, 形制近于汉代量器。窖藏∶30较大, 上口径8.2厘米, 底径7.3厘米, 高4.6厘米, 若不计厚度, 容量为217.7毫升。 (图一五:1) 窖藏∶29较小, 口径3.9厘米, 底径2.4厘米, 高约2.5厘米, 若不计厚度, 容量为20.6毫升。 (图一五:2) 两件容器分别合于汉末曹魏的一升和一合。文献记载, 曹魏量度略大于汉时量度。魏陈留王景元四年 (263年) 刘徽注《九章算术·商功》:“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 深一尺, 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 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 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57]十斗一斛, 王莽铜斛的10斗相当于刘徽所处时代的9.74斗, 如以王莽斛每升容量为200毫升计, 曹魏时“大司农斛”每升可容205.34升。东汉晚期光和二年 (179年) 铭大司农铜斛, 容20400毫升, 合每升今204毫升, 与早期的建武大司农铜斛 (容19600毫升, 合每升今196毫升) 相比, 其量度增大的程度与刘徽斛比之王莽斛大致相当[48]。因此刘徽所测的应为东汉晚期的官方铜量, 曹魏时很可能仍沿用东汉晚期的量器, 至晋太康三年, 量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59]。嘉禾屯窖藏出土铜升的容量更接近于东汉晚期的升量, 铜合容量则与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的容量相近[48], 二者大致符合十合为一升。因此这两件铜量器的时代在东汉晚期至曹魏, 最晚至西晋前期, 与衡器年代大致相当。 三 嘉禾屯窖藏性质的一点蠡测 嘉禾屯窖藏铜器为一套实用器具, 从年代学意义上可划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主要包括钫、壶等汉代礼制器具, 汉以后一般不再制作, 或制作得小型化、简单化, 但不排除有早期器具传至后世的。第二种包括龙首方形器、熏瓶、三足带盖盘、帐构、砚滴、跽坐熊灯柱、辟邪尊、铜秤砣和秤盘等, 这些器具的出现时间比较明确, 而因资料有限无法确知其形制演变和消失时间。第三种包括饮食器、灯、熏、唾壶、弩机等器具, 其自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制演变有序, 可供断代。嘉禾屯窖藏铜器中, 第一种情况很少, 如钫、壶以及酒器中的鋞、提梁壶;第二种情况比较集中, 有的出现时间可溯至东汉, 有的仅见于魏晋;第三种情况的铜器多具有东汉晚期以来的特征, 在魏晋墓中可以找到近似器例。通过铜器年代的逐一分析 (表一) , 可以认为嘉禾屯窖藏铜器年代为曹魏西晋时期。 窖藏铜器均为实用器具, 功能多样, 器物风格一致, 尺寸亦比较配套, 该窖藏应为一次形成。嘉禾屯窖藏多见汉末至西晋铜器, 既不见于东汉墓, 也不见于南北朝遗迹。而由于战乱动荡以及制瓷工业的发展, 瓷器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上升, 东晋十六国时期随葬铜器已非常少见。综合来看, 笔者认为该窖藏最有可能形成于西晋末年, 应与永康二年 (302年) 以来八王之乱事态扩大, 宗室相残, 至永嘉二年 (308年) 刘渊定都平阳后, 永嘉四年刘聪、石勒攻入河内这期间的战乱与避难有关。 焦作为汉代河内郡山阳城之所在, 北通上党, 南迫洛阳, 土地肥沃, 人口殷实, 经济富庶, 为文献记载和近年来山阳城周围千余座汉墓的发现所证实。河内产铜, 西汉时在河内郡怀县设置工官, 在今焦作东南的武陟县, 从数量众多的“河内工官”铭弩机可知这是一个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产品规格多的官方作坊。东汉光武帝据河内而兴, 遣寇恂镇守河内[61]。河内名士辈出, 豪强在此兼并土地, 发展庄园经济, 以焦作汉墓中大量精美陶仓楼为代表的生活明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盛况。山阳虽处四通之地, 但汉末战乱未波及于此。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 居浊鹿城, 在今焦作修武县东北, 食邑万户, 位在诸侯之上, 车服郊祀等皆如汉制[62]。直到汉献帝五世孙刘秋“立二十年, 永嘉中为胡贼所杀, 国除”[63]。山阳城西南的温县是司马氏故里,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在此地冶游久居[64], 是司马氏所倚重拉拢的势力。汉晋豪族聚居于此, 延续汉代发达的庄园经济和手工业传统, 直至晋末内战外扰纷起。永宁元年 (301年) 司马颖讨伐司马伦, 从河北南下会战于黄桥 (今河南淇县) , 渡河之后又命河内温县埋葬战死士卒[65]。建武元年 (304年) 司马越携惠帝亲征邺城司马颖, 败绩于荡阴 (今河南汤阴县) [65], 司马越于光熙元年 (306年) 屯兵温县[65]。永嘉元年马牧帅汲桑聚众谋反, 攻陷邺城, 于乐陵攻杀前幽州刺史, 进入平原抢掠, 山阳公刘秋被害[68]。永嘉四年刘聪、刘曜、石勒等围河内太守裴整于怀, 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 自为坞主, 刘琨以郭默为河内太守[65]。永嘉之乱, 石勒等攻入洛阳, 俘获怀帝, 此后建兴二年 (314年) 刘曜还攻河内太守郭默于怀。[65]河内几经易手, 山阳城在无休止的攻伐中毁丧殆尽。基于对铜器年代的认识, 可以认为嘉禾屯窖藏最有可能是在晋末丧乱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表一嘉禾屯窖藏铜器年代分布 窖藏铜器丰富精美, 其拥有者身份尊贵。铜器组合与同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出土物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河南新安M262和湖南安乡刘弘墓。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座晋墓保存较好, 随葬品丰富, 但未见铜镜, 洗砚池晋墓和安乡刘弘墓出土有铁镜, 铁镜应是符合高等级身份的器用。一些十分稀见的器具可能是为世家大族所专享, 特别是出现了与洗砚池晋墓所见五凤熏炉和仙人骑狮器相近的器具。嘉禾屯窖藏距山阳城遗址较近, 铜器完全为汉式风格, 出现了早至西汉和晚至魏晋的器具, 呈现出超前与滞后并存的长时段感。窖藏中不同时代器物共存、且均为实用器具的现象, 是不多见的。据此可以勾勒出拥有者的特点:安享富贵, 拥有较高艺术品位, 追求品质生活且秉承汉式传统;而另一方面窖藏铜器较墓葬出土铜器可能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嘉禾屯窖藏铜器生动展示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生活, 并使得通过铜器发现遗存间的联系成为可能。嘉禾屯窖藏与焦作、巩义地区的汉晋墓和窖藏之间的联系值得关注。1986年在焦作矿山机械厂工地发现有近千枚窖藏铜钱, 其中40%为东汉末年粗劣制币, 不见吴蜀货币, 故认为可能是三国时期遇战乱埋入[71]。周边晋墓大多出土有汉五铢和新莽货泉, 少见吴蜀货币。汉末山阳城未遭受大的经济破坏, 魏晋大族在此发展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山阳公封邑也在此地, 吴蜀货币不通行于此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这个铜钱窖藏很可能也与晋末丧乱有关。该铜钱窖藏较嘉禾屯窖藏更靠近汉山阳城, 二者是否存在联系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嘉禾屯出土汉代窖藏铜器[J].华夏考古, 1995 (2) .原简报中未见编号36的器物, 仅介绍了40件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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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东汉时期的兽形插座比较常见回首咬柱状, 见于东汉司徒刘琦墓以及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另外, 洛阳孟津东汉中期墓出土有一件兽形帐座, 说明此种造型可溯至东汉中期, 但非常少见。 [3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J].考古与文物, 1993 (1) . [38]贾宁.论汉晋时期一类方形扁壶[J].东方博物, 2014 (1) . [40]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州市博物馆.鄂城六朝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258-259. [41] 汉代甑孔有聚合与底心或满布于底面两种情况, 后者更注重实用价值即蒸汽之均匀和通畅, 有些排列成比较美观的图案。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386. [42]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芜湖市文物局.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J].考古学报, 1983 (3) . [4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 (C12M262) 发掘简报[J].文物, 2004 (12) . [44]孙机.关于焦作窖藏铜器与其中的杆秤[J].华夏考古, 1997 (3) . [45]《永乐大典》卷11599, 《政和本草》转引“唐本草”按语。文献转引自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23-24.唐代苏敬奉敕撰《新修本草》于高宗显庆四年 (659年) , 而这段关于晋衡制的论述见于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之《合药分剂料理法》。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5:33. [46][55]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23-25, 24-29. [4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J].文物, 2011 (9) . [48][50][51][52][53][54][58][60]国家计量总局, 中国历史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155, 91, 97, 90, 187. [49]渑池县文化馆,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J].文物, 1976 (8) . [56]房玄龄.晋书·裴頠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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