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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贸易是连接古代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重要纽带。以丝绸为代表的东方奢侈品，通过贸易被贩运到罗马，激发了罗马社会对东方丝路的不懈探索。丝绸贸易之所以能够植根于罗马社会，在于丝绸具有宣示皇权和区分等级高低的政治功能。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等级和经济结构的制约，罗马社会并未形成全社会参与丝绸贸易的浪潮。 对丝绸认知趋于精准 公元前3世纪，匈奴帝国崛起后，通过战争、和亲、朝贡等方式，从中原获得大量丝绸制品。为换取游牧经济所需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匈奴通过西域诸国，将大部分丝绸贩卖到中亚，乃至更远的地区。公元前2世纪中期，波斯商人开始以贸易形式，将丝绸大量输往希腊和罗马世界。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动了西亚、中亚与中国丝绸贸易的繁荣。同样，罗马、希腊、西亚及西域的物产，也通过粟特商队和西域诸国贩卖到中国。因此，随着欧亚大陆游牧帝国、农耕国家、绿洲城邦国家群的形成，以及游牧经济、绿洲城邦、农耕经济的相互联结，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体系由此形成。 在欧亚丝绸贸易日益兴盛的条件下，罗马人对蚕、丝的认识已与真实情况相差不远。罗马时代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包桑尼阿斯在公元174年完成的《希腊志》中，虽然将蚕所吃的桑叶称为“绿芦苇”，将蚕一生四次蜕变误认为四年，把蚕的生长归结为“需要用小米来喂养”，但他第一次指出“丝”不是长自植物，而是由类似于蜘蛛的小动物所生产的。1世纪末，沿印度洋海岸航行的海员所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已经注意到，欧亚丝绸陆路东西段的枢纽位于今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富汗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2世纪中期，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马其顿商人梅斯从幼发拉底河口经巴克特里亚到石塔（今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进行贸易的路线。 总之，随着欧亚大陆丝绸贸易体系的形成和繁荣，罗马知识阶层对蚕、蚕丝生产及欧亚丝路的走向、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已有大致准确的认识。 并未影响罗马经济结构 受罗马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丝绸成为宣示罗马皇权和维护等级秩序的重要物资。拥有和穿着丝绸服饰，是罗马权贵和富人阶层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进口大量丝绸成为罗马社会内在的政治需要。远距离的运输、易货贸易和各中介环节的课税，使丝绸运到罗马后价格高昂。罗马学者老普林尼认为，以丝绸为代表的东方奢侈品贸易消耗了罗马社会的大量财富。他在公元77年完成的《自然史》中写道：“以最低的估算，从我帝国每年流入印度、塞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财富，合计达一亿塞斯特（Sesterces）铜币。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女人让我们付出的代价!”那么，丝绸贸易是否会对罗马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呢？我们不妨从罗马的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加以分析。 首先，公元前1世纪末进入帝国时代后，罗马经济处于较为繁荣的阶段，大量奴隶和黄金流入罗马。奥古斯都和后来的诸位皇帝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废除了过境税和对商人的种种敲诈勒索，镇压了土匪和海盗，以丝绸和珠宝为代表的奢侈品消费也被看作拉动商业发展的力量。提比略皇帝是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当有人向他奏请限制奢侈品消费时，他说：“我不知道，在宴会以及社交的集会上大家对这类事情是厌恶的，都要求加以限制。可是，如果决定用法律惩处这些东西，则现在诅咒这些东西的人又会起来说，这是国家的一场大祸，是对于全部显赫人物的致命打击，他会使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提比略皇帝之所以不想禁止奢侈品贸易，在于小农经济在罗马经济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工商业仅占据很少份额。 其次，城市经济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罗马城市一般只扮演邻近区域市场的角色。即便是大城市，其商业贸易覆盖面也极为有限。例如，罗马帝国东部的大城市安条克，其周边的较大村落都以自己的“草市”为工商业中心。 最后，除帝国政府和庞大官僚体系外，罗马社会中有能力消费丝绸的人主要是贵族、大官僚、富商、大地产主，这些人在罗马人口中所占比例是极少的。这些上层人士的大部分财富消耗在竞选、担任公职上，用来购买丝绸的金钱也很有限。 综上所述，丝绸贸易并未对罗马社会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其经济的正常运行。这也是为什么丝绸虽价格高昂但罗马仍能大量进口的主要原因。 丝绸商和织工地位不高 在罗马，从事丝绸等东方奢侈品贸易是一条致富捷径。埃及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是连接地中海、红海、阿拉伯半岛的枢纽，丝绸贸易给当地航运商人带来大量财富。例如，亚历山大港一位从事丝绸等奢侈品贸易的转运商人，曾将5000金币（约合70磅黄金）留给其继承人。当时，一个普通人只要有四五个金币，就能一年不愁吃穿。不过，罗马社会中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和大地产主却很少从事丝绸等奢侈品贸易。这是因为：一方面，罗马法律禁止元老院成员或特权贵族参与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考虑，他们依靠大地产即可获得稳定且高额的收入，无需从事充满风险的丝绸等奢侈品贸易。例如，一位普通元老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一般可以达到1000—1500磅黄金，最高可达4000磅黄金，此外还有大量实物收入。丝绸贸易虽是致富捷径，但根本无法与大地产收入相提并论。 在罗马社会，迅速致富的途径是为帝国政府服务和投资地产，大地产主被看作唯一的成功绅士。从事贸易的商人大多是被释奴或自由人，由于出身低贱，往往被人看不起，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他们即便想在罗马帝国政府中担任最低级的官员，都十分困难。从事丝绸等奢侈品航运贸易的船商，还要承担罗马帝国的沉重剥削，如为帝国政府运送粮饷，或者不得不将其商品优先供应给官方。虽然罗马帝国以黄金和谷物支付运费，并给予船主一些特权和土地，但是，由于3世纪物价上涨，政府给予的报酬甚至无法抵偿修船维护的费用。这就使从事远洋奢侈品贸易的船商无利可图。丝绸贸易本来就存在巨大风险，在罗马政府的肆意盘剥之下，甘愿从事这一贸易的商人并不多。 与丝绸贸易商的窘境相比，普通丝织工的处境也不好。4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限价法令，规定：普通丝织工纺织含有50%的丝织品，或者纺织无图案的全丝品，每天的工资为25银币；纺织菱形图案的全丝品，每天工资为40银币或60银币。当时，1斤小麦的售价约为6银币，加上其他生活支出，普通丝织工每天的工资仅够维持一家最低生活消费。就当时工匠的工资看，石匠、木匠、烧石灰工、面包师的工资每天均为50银币，是普通丝织工的2倍。普通丝织工的工资与清洁工、佃农、赶驴人的工资相当，仅略高于牧羊人（每天20银币）。可见，织工工资在工匠阶层中处于较低水平，其生活水准自然也处于社会下层。因此，除丝绸贸易通道上的亚历山大、推罗、安条克、西里西亚的塔索斯等主要港口和城市有一定数量的丝织工以外，罗马其他地区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一行当。 总之，在欧亚丝绸贸易体系中，罗马人对蚕、丝绸及丝路的认识已较为清楚。丝绸在罗马社会属于具有较强政治属性的特殊奢侈品，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风尚上，罗马都需要进口大量丝绸。罗马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工商业并不占据优势地位。作为工商业组成部分的丝绸贸易，更不会对罗马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冲击。丝绸贸易商的收益不稳定，社会地位也不高，丝绸织工的收入和地位处于社会下层。这使丝绸贸易和丝绸纺织属于罗马社会下层从事的非主流行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6世纪欧亚丝路贸易中的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15BSS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