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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七至满剌加

http://www.newdu.com 2019-12-0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万明 参加讨论

    马六甲海峡,又译作麻六甲海峡(英语:Strait of Malacca;马来语:Selat Melaka),是世界著名海峡之一。尽管这一海峡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却名不见经传。国际上习惯以马六甲称呼该海峡,是因该海峡得名于著名国际贸易港口马六甲(Melaka,Malacca),即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马六甲市。马六甲是满剌加的音译,由满剌加衍变而来,是该海峡专称。马六甲海峡闻名于世,始自15世纪初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其兴起后逐渐成为重要国际贸易港口城市。马六甲海峡崛起与满剌加王国兴起密不可分,满剌加王国兴起与郑和七下西洋有着紧密关联,然而,长期以来,存在郑和七次下西洋只有五次至满剌加之说。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外墙壁画上绘有中国海船,船幡上大写“郑”字,旁边标明“1409”。这明显是指郑和第三次下西洋途中,于1409年到达满剌加。郑和七下西洋究竟几次到达满剌加?这是理解郑和与满剌加王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明代史料记载多有缺失,使得疑点重重,迄今没有得到全面的考察与辨析。问题的关键点在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否有可能作为正使到满剌加赍诏赐印、封王建碑呢?兹就此再做全面稽考。
    时间上存在可能性
    从时间上分析,存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往满剌加赍诏封王的可能性。明朝洪武年间,明朝对外交往的30个国家中没有满剌加国。满剌加首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是在永乐元年(1403)十月,当时永乐帝派遣内官尹庆“赍诏往谕满剌加、柯枝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绢有差”(《明太宗实录》卷二三)。永乐三年九月,满剌加酋长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遣使随尹庆至明朝。拜里迷苏剌当时是以酋长身份遣使,而明朝随后将之“封为国王,给以印绶”,并因其国使臣之请,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永乐帝还亲制了碑文(《明太宗实录》卷四六;《正德大明会典》卷九八)。明朝与满剌加关系的建立是由尹庆完成的,然而我们注意到尹庆并非前往满剌加国赍诏封王之人,那么何人为第一次赍诏往封满剌加国王之人成为问题的关键。
    再看郑和下西洋,中外学者一般认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没有与满剌加发生直接关系的原因是在时间上不相符。《明实录》记载永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派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这似乎与九月以后满剌加封王之事缺乏联系,但考虑到下诏之日与出发之时是有一段时间距离的,郑和前往满剌加为其酋长封王还是有可能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发时间史载阙如,但依据《明实录》,宣德五年(1430)六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颁诏之日也在六月,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颁诏月份相同,而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的时间,却是在“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实际上已是次年初(《明宣宗实录》卷六七;祝允明:《前闻记》)。以此推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完全可能具有相同的时间表,也就不存在他与满剌加国使臣擦肩而过的问题。明代文献中没有满剌加首次来华使臣回国的记录,派遣何人送之归国也不得而知,他们有可能是随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回国的,存在着由郑和作为正使,在其第一次下西洋时赍诏赐印,建碑封城于满剌加的可能性。
    航海规律上具有必然性
    按照古代季风洋流的航海规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满剌加存在必然性。郑和下西洋航线的走向无疑受到季风洋流的影响。据马欢《瀛涯胜览·满剌加国》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航线,第一站在占城,“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南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可见先到龙牙门再到五屿,便到了满剌加。龙牙门即今新加坡南岸偏西海峡的石呖门(Selat Panikam),今名克佩尔港(Keppel Harbour),因其西口两岸有山挺立如龙牙,故有此称(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六甲海峡扼东西交通要道,是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与爪哇海的季候风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洋流起着不可估量的动力作用。在印度洋上,冬季盛行来自亚洲大陆的东北信风,夏季盛行由印度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形成了北印度洋所特有的“季风环流”。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在冬季出发,并在夏季返航,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季风洋流的规律。满剌加是船队候风启航回返中国的地点,因此郑和在满剌加建立官厂,聚积货物,待风顺集合回国,后来满剌加繁盛一方的奥秘也即在此。根据明人祝允明《前闻记》记载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详细航程,按照季风洋流的规律,下西洋往返都必经满剌加,并在满剌加有停留时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七次到达满剌加具有必然性。
    记载中可见确定性
    依据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确定其经过旧港到达了满剌加,而且我们找到了明代文献中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从满剌加归国的记载。
    中国从南海到印度洋,必经马六甲海峡地区,在郑和等亲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文中,明确第一次下西洋目的地是古里。第一次下西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旧港生擒陈祖义,其航行路线是先到旧港,接着就到满剌加,有《瀛涯胜览纪行诗》为证:“阇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齐过临五屿”(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当时依古名三佛齐存在的是旧港国,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记载:“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起程,顺风八昼夜至此”(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中华书局1954年版)。马欢《旧港国》:“旧港国,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番名浡淋邦,属爪哇国所辖。东接爪哇界,西抵满剌加国界”(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即今之巨港(Palembang)。按照地理位置,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旧港生擒海盗陈祖义之后,经旧港到满剌加是顺理成章的。最重要的是,虽然《明实录》《天妃之神灵应记》碑都没有记载第一次下西洋前往满剌加,但是在永乐五年九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归国时,《明实录》记有“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这无疑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满剌加的确切记载(《明太宗实录》卷七六)。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满剌加所在海峡地区的海盗问题由来已久。15世纪以前的马六甲海峡,不仅名不见经传,而且是海上的危险地带。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了15世纪以前马六甲海峡的状况,主要是在《龙牙门》的记载之中,“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于顷刻之间也”(汪大渊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龙牙门,即今新加坡海峡口,是进入马六甲海峡的通道。由此可见,当时的马六甲海峡是海盗出没之地,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危险地带。海盗活动是影响航运安全的一大因素。元末马六甲海峡地区海盗活动频繁增加,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经过马六甲海峡地区,就开始了整治海盗的活动,生擒了海盗陈祖义,为马六甲海峡扫清了海上的障碍。从此,马六甲海峡地区对海盗活动开始建立起应对机制,有利于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海道畅通,也有利于满剌加王国发展环境的形成。
    史料歧义导致旧说流行
    以上从可能性、必然性和确定性进行了分析,最后让我们探讨为什么会有“郑和五次驻节满剌加”之说,并对此进行分析与辩正。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的著述中,都明确记载了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到达满剌加之事。马欢《瀛涯胜览·满剌加国》:“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为满剌加国”(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所云时间均为永乐七年,即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之时。这正是形成郑和五次到达满剌加之误的来源。但存在的疑点是:在马欢记载中,迟至此时,拜里迷苏剌仍称“头目”,与《明实录》前此于永乐三年已“封为国王,给以印绶”的记载显然不能相合,而永乐三年十月永乐帝亲赐满剌加国的《镇国山碑铭》,似乎也不可能在四年后才由郑和捧至满剌加。
    因此,我们认为明朝两次赐印封王于满剌加的史实是,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封王建碑,而此后永乐五年满剌加印诰被暹罗所夺(《明太宗实录》卷七二),故又有永乐七年第三次下西洋之再封。《明太宗实录》《正德大明会典》均为官方权威记述,记永乐三年封满剌加王的时间应无误,问题应出在马欢、费信等人的著述。马欢等人以亲历下西洋者为学界所知,但是马欢是从第四次下西洋才跟随郑和出航,费信是从第三次下西洋才跟随郑和出航,他们的著述是私撰。因此,他们对于前此发生的事件,即明朝于永乐三年第一次封满剌加国王的印诰在永乐五年被暹罗国夺去,以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再次前往满剌加封王的档案资料,不可能确切了解。我们以往为他们的亲历者身份所迷,没有考虑到他们对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之前的第一、二次下西洋而言,并非亲历者。所以依据他们的记载形成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才前往满剌加封王,也就是郑和下西洋五次驻节满剌加的误解之说。
    综上所述,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第一次下西洋消除了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为马六甲海峡安全建立了保障,对海峡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与满剌加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成为丝绸之路国家合作共赢的典型范例,满剌加很快形成一个新的繁盛国际贸易中心,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了国际贸易港口的制高点上,从此这一海峡以满剌加王国之名凸显在世界地标之上。追溯马六甲海峡从海上劫掠的危险地带到国际贸易秩序井然的繁盛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发展历程,可以增进我们对15世纪初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郑和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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