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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11～14世纪,越南以我国宋代耀州窑系青瓷为主要仿制对象,烧造了“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其产品流向勾勒出一条经由北部湾沟通越南、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 关键词: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制瓷技术；区域交流；海上贸易 10～14世纪(相当于我国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发展时期,世界各地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刺激了大批窑场的兴起。其中,耀州窑青瓷受到了世界各地人民的青睐,也由此引发了国内外仿制耀州窑瓷器的风潮。古代越南(亦称“安南”或“交趾”)中北部地区窑场便在此背景下,以我国宋代耀州窑系青瓷为主要仿制对象,开始烧造“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其产品以碗类为主,主要烧制年代为11～14世纪。首先关注该类陶瓷器的,是在越南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日本学者。2006年,西野笵子在参考越南陶瓷器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内郊外Bai Ham Rong·Kim Lan遗迹出土的仿耀州窑系青瓷进行了制作技术与编年研究。2009年,西野氏又补充了三处遗存,将修正增补的内容发表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五期[1]。目前,除越南本地的四处主要遗存外,我国广西防城港洲尾地区、台湾澎湖地区以及日本博多、壹岐等地也有少量发现。由于国内学者关注较少,目前发现和识别出来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不多,但大致可以窥见11～14世纪越南青瓷的烧造技术与区域文化交流情况,以及流通分布反映的海上贸易等问题。 一、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主要发现 (一)越南地区 目前在河内郊外Bai Ham Rong·Kim Lan、Nam Dinh省Den Tran与Bai Ha Lan、以及Bach Coc遗迹群Xom Ben Ngu等四处地点发现仿耀州窑系青瓷[2]。 Bai Ham Rong·Kim Lan遗迹位于河内东部约15公里的金欗村(Kim Lan音译),西临红河,西北为越南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钵场村。据2001、2003年度发掘,出土数量众多的匣钵、垫具及陶瓷残片,惜窑炉已毁,初步判定主体烧造年代为13～14世纪,其上限可能早于11、12世纪。 Nam Dinh(南定)省Nam Dinh市郊原为陈朝太上皇执政的天长府故地。1971年于Den Tran遗迹出土陶瓷器粘黏残件及垫具,推测应为一处窑址。此外,据出土陶瓷器圈足内“天长府制”款识,可能为官窑所在。1995年又于Den Tran遗迹东约100米的Bai Ha Lan发现疑似窑址一处,出土大量较为精美的陶瓷器及匣钵、垫具等遗物。 图一各地出土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 1～4.防城港洲尾出土(2 0 1 6 Z W∶1 5 8、1 4 1、1 6 0、2 7 1)5、8～1 0.越南出土6.台湾澎湖地区出土7.日本出土[7] B a c h C o c(百谷)遗迹群位于N a m D i n h(南定)市V u B a n县T h a n h L o i社。1 9 9 8至1 9 9 9年,X o m B e n N g u地点调查、发掘出土大量陶瓷器残片。 以上地点出土的青瓷器以碗、盏、碟为主,年代主要集中在1 1～1 4世纪,相当于越南的李朝(1 0 1 0～1 2 2 5年)、陈朝(1 2 2 5～1 4 0 0年)时期。根据胎釉、纹饰与制瓷技术的发展变化,西野笵子将越南的仿耀州窑系青瓷分为1 1～1 2世纪、1 3世纪前半叶、1 3世纪后半叶、1 3世纪末至1 3 0 0年前后、1 4世纪前半叶五个阶段。 (二)防城港地区 防城港市位于广西西南部,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近年来,防城港市博物馆于公车镇洲尾、江山半岛怪石滩、东兴市竹山村等地进行沿海踏查时,发现大量宋元至明清时期青瓷、青花瓷器残片[3]。可识别的瓷片除若干本地窑口宋至清代青瓷、青花瓷片,浙江龙泉窑青瓷、广东或福建仿龙泉窑系青瓷,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窑青花瓷、福建德化窑青花瓷残片外,还发现十余片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碗、碟、钵、杯等残片。据其器形、胎釉、纹饰及装烧方式等特征,应为越南地区1 3世纪后半叶至1 4世纪上半叶生产的仿耀州窑系青瓷[4](图一,1～4)。 (三)其他地区 2 0世纪8 0年代,澎湖地区采集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若干(图一,6)。上述青瓷器原作“宋元时期泉州青瓷”刊载于《澎湖宋元陶瓷》一书。后经谢明良指出,应为1 4世纪越南青瓷[5]。 日本博多1 4～1 6世纪遗迹以及壹岐的水崎遗迹中亦见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器(图一,7)。其中博多出土的青瓷器有碗口沿、器底等。灰白胎,青褐釉,施釉至下腹或圈足,器内模印菊瓣纹,内底可见支钉垫烧痕迹,外底涂“铁汁”。根据其胎釉、纹饰和装饰特征,森本朝子认为是越南北中部1 4世纪后半叶至1 5世纪之间的产品。壹岐水崎遗迹出土者与台湾澎湖地区采集的青瓷碗无论器形、纹饰、胎釉特征等较为相似,应为同一时期产品。原报告根据遗存年代将其定为1 3 5 0年前后。西野笵子也据此将越南该期产品定在1 4世纪后半叶[6]。 二、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烧造技术与区域交流 (一)越南对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的仿制 根据各地出土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来看,在1 1至1 3世纪前半叶,越南地区对耀州窑系青瓷的仿制以外形模仿为主,制瓷技术仍延续本地传统。器类、器形较少,发现数量较多的碗、碟(图二,1、5、7),均为我国耀州窑北宋时期常见器形。胎土刻意模仿耀州窑胎色进行选料,釉色也以青釉为主。但胎质粗疏,釉色呈色不稳定,釉质浑浊。为避免粘黏,外釉至下腹。釉层厚薄不均,导致纹饰漫漶。器底施“铁汁”,为越南瓷器的重要特征之一。部分器物缠枝菊花纹、折枝牡丹纹饰制作较精细。装烧方式为涩圈叠烧,因而器物圈足较高、旋削足尖以减少接触面,足底涂白色耐火土。 1 3世纪后半叶开始,胎釉的选料和制备,瓷器的烧成气氛等制瓷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促进了器形的变化、瓷器品质的提高(图二,9)。由于采用支钉垫烧技术,圈足变得低矮。胎釉、纹饰均较前期精细。胎土选料或制备较前期进步,胎色浅灰,较致密。釉色较清亮,釉质较莹润。支钉垫烧者外釉多至圈足。菊花、牡丹等花卉纹饰继续流行,地纹多为忍冬,新见婴戏纹。涩圈叠烧向支钉叠烧,耐火土垫烧向垫饼垫烧的技术转变,是本期最显著的变化。 进入1 4世纪,越南制瓷工艺进一步提高,器类、器形、胎釉、纹饰方面均有发展(图一,5、8～1 0;图二,8、9)。除碗、盏、碟外,民间收藏还见盘、钵、盅、杯、罐等器形。胎釉、纹饰较前期更为精细,甚至出现专为上层人士生产的精细瓷器。除部分碗类延续耀州窑、广州西村窑的传统外,其余均为新见器类。纹饰方面也选择了较为流行的缠枝菊花、缠枝牡丹、折枝牡丹纹、婴戏纹(唐子纹)等。 其中,碗K L-N V H-S T-2 2 4从器形、纹饰来看,都与耀州窑折枝牡丹青瓷碗较为相似(图二,1、2)[9]。碗K L-N V H-S T-3 7 4仿制的牡丹纹,与耀州窑极为神似(图二,7、8)。上述纹饰在我国仿耀州窑系瓷器中均有烧制,因此越南仿制的缠枝菊花纹与耀州窑、西村窑、永福窑田岭窑、容县城关窑等均较为相似[10](图二,3～6)。刻划婴戏纹(唐子纹)的布局结构和纹饰特征基本延续耀州窑的二婴攀枝或二婴折枝,结构较为舒朗,地纹多为枝叶或海水(图二,9、1 0)[11];与广西地区三婴攀枝的结构布局稍有差异(图二,1 1、1 2)[12]。碗K L 0 3-H 5 L 1-5 7、碟K L 0 3-H 5 L 3-7 5,其口缘内卷,腹壁斜直,圈足低矮、刮削不平的特点,应为仿烧兴安严关窑敛口碗、盏;其常见的从口缘下方、腹壁至内底的模印菊瓣纹,亦为仿自严关窑(图二,1 3～1 6)[13]。该类碗、盏、盘在越南之外的广西防城港洲尾地区、台湾澎湖地区、日本博多、壹岐等地均有发现,推测为当时最大宗的内销和外销产品。可能源于对耀州窑系青瓷的喜爱,越南青瓷中多以忍冬纹为地,部分碗、碟甚至以刻划忍冬纹为主体纹饰,其制作较为精细,器形规整,发色较佳,且单件装烧,应为供应王室、贵族等社会上层使用。以上混合了各窑址特征元素而形成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正是中越两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代表性产物。 图二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与我国耀州窑系青瓷比较 1、3、7、1 3.越南出土碗(K L-N V H-S T-2 2 4、D T-5 0 8、K L-N V H-S T-3 7 4、K L 0 3-H 5 L 1-5 7)2、4、6、8、1 0.耀州窑碗(9 0 V T 2 6(3)Z 4 5∶4、9 2 V I I T 1 0(3)Z 7 4∶1 1、9 0 I V T 8(3)∶1 3、8 7 I T 2 0(2)H 3 6∶7、8 5 I I T 3(4)∶4)5、9、1 4.越南出土碟(K L-N V H-S T-1 9 6、D T-2 3 2、K L 0 3-H 5 L 3-7 5)1 1、1 5.严关窑碗(X Y Y 0 0 1、9 4 X Y G 0 0 5 7)1 2.中和窑缠枝婴戏纹印模1 6.严关窑盘(9 4 X Y G 0 2 0 1)[8] (二)越南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我国窑工的迁入 1 3世纪后半叶至1 3 0 0年前后(相当于南宋晚期至元初),越南瓷器由内底涩圈、器底涂抹白色耐火土的叠烧技术,转变为以泥团支钉垫烧。这一技术的产生,需要窑工对垫烧工具的形制、选料、原理非常了解。按照技术交流的层次来看,装烧技术的变化较难通过外形的观察来进行仿制,尤其垫烧具的类型更是难以通过流通商品中留下的痕迹来判断[14]。因此,我们同意西野氏的判断,可能有宋朝窑工的迁徙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 1 3世纪后半叶至1 4世纪,宋朝沿海地区使用支钉垫烧的窑场主要有广西北部的窑田岭窑、严关窑和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窑。雷州窑所用支钉为接触面积较大的泥团,且其产品以仿磁州窑釉下褐彩为主[15]。而严关窑支钉为接触面积较小的泥点;窑田岭窑使用尖细的支钉圈叠烧,同类支钉圈亦见于越南地区1 4世纪以后的窑场中[1 6]。 越南北部与广西地域相近,朝贡、边境互市往来频繁,海陆交通颇为便捷。南宋时期,越南与宋朝的贸易多集中在广西边境的钦州、横山寨、永平寨等处博易场,尤其“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17],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东南沿海及广西边境商民亦有入越南经商定居者,以致熙宁年间宋朝讨伐交趾前,诏令“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18]回国。在边境贸易中,我国的医药、乐器等传入越南,对越南的医学、艺术等产生了较大影响[19]。另外,南宋末(1 2 7 6年),元军入寇广西,位于战争前线的严关窑等桂北窑址先后停烧,窑工纷纷南下。部分窑工在战事平息后于柳州柳城[20]等地重开窑炉,可能亦有部分窑工为避战乱,随东南沿海地区商民迁入越南定居。 因此,越南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受桂北地区窑工迁入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北地窑工的迁入,促使越南制瓷技术显著提高,制瓷业不断发展,不仅出现了专供皇室贵胄使用的精细瓷器,还产生了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外销产品。与此同时或稍晚,越南地区也开始大量仿烧我国龙泉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瓷器,烧成了较具地方特色的“苹果绿”(a p p le g r e e n)、“铁绿”(i r o n g r e e n)青瓷,“象牙白”(iv o r y/c r e a m)瓷等,为1 4～1 6世纪越南陶瓷业的兴起及陶瓷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流通与海上贸易 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的发现,勾勒出一条经由北部湾沟通越南、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 北宋以后,交趾独立,交州不再充当中国贸易港的角色,宋廷亦将交趾排斥于市舶贸易体制之外。交趾与宋朝的官方贸易只能在广西沿边沿海的钦州、横山寨、永平寨博易场等几处进行,且民间贸易基本也局限于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和日本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最有可能通过闽粤商人自北部湾转运到达东南沿海及东北亚地区。 北宋早期,舶商多往来交、广两州转运贸易。“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众多,甚至广西人徐伯祥致书交趾国王时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21]。占城国也常有“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在此转舶贸易,使占城成为商客往来繁忙的“南方第一码头”。这些“中国商舟”、“商舶”、“北客”,除环北部湾沿岸的“土人、客人”外,主要为闽、粤舶商。钦州博易场除文献记载的香料、黄金、沉香、蜀锦、纸、笔、墨、米、布之属,贸易商品可能还有各地窑场的瓷器。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碗、碟、钵、杯等,应是交趾舶商通过博易场贩售至北部湾沿海的。与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同出的还有龙泉窑及福建、广东等地的仿龙泉窑青瓷,加之钦州鹿耳环江口出土了福建宋代同安汀溪窑系双面刻划花纹碗、青瓷碗[22],均反映了福建、广东等地商人“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23],至北部湾沿海进行贸易,贩回香料等土特产的近海贸易情况。闽、粤商人还常“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24],甚至走私至密州、登州等与辽、金贸易,朝廷屡禁不止[25]。 宋元时期,虽有泉州、明州等官方港口及航线赴日本贸易,但据地利的流求成为闽、粤、浙等地舶商转舶日本的中转站。过去一般认为台湾所见零星的宋、元陶瓷,多出土于北部河口与河岸地区,与临近的中流航线有关,可能是间接自流求输入或船舶临时停靠的贸易品。由台湾大坌坑遗址近年出土的陶瓷器组合来看,其1 2～1 3世纪的贸易瓷器组合,几乎与俺美大岛、日本博多遗址的贸易瓷器一致,以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同安汀溪窑系刻划花纹青瓷碗为主,另有建窑盏及景德镇窑系青白瓷等[26]。在台湾东南部的澎湖地区除发现少量上述窑系瓷片外,还有越南地区的仿耀州窑系青瓷。可见,在官方贸易体系外的流求,应是从福州、泉州等地沿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岛贸易航线中的一处中转站。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也随着这条航线,被闽、粤商人由北部湾地区越琼州海峡,中转至流求后,沿群岛北上至日本博多等地。根据各环北部湾地区、台湾岛周边、琉球群岛各地点发现的龙泉窑青瓷,德化窑白瓷,景德镇窑、漳州窑、德化窑青花瓷器残片,以及越南1 4～1 6世纪的青花瓷及仿龙泉窑系青瓷残片来看,这一转运路线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将环北部湾地区与东北亚地区连接起来,纳入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网络体系。 注释: [1][日]西野笵子:《模仿陕西耀州窑系与广西严关窑青瓷的越南陶瓷——以河内郊外Bai Ham Rong·Kim Lan、Nam Dinh省出土资料为中心的分析》,《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2009年。 [2]同注[1]。 [3]资料现存防城港市博物馆。 [4]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04页。 [5]谢明良:《遗留在台湾的东南亚古陶瓷——从几张老照片谈起》,《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6]同注[1];同注[5],第268~269页。 [7]洲尾出土者为防城港市博物馆藏越南出土者图片采自Vietnamese Ceramics:A Separate Tradition,Chicago: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1997,p.226,227,229,233澎湖出土者图片采自《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日本出土者图片采自《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8]越南出土碗、碟图片均采自《模仿陕西耀州窑系与广西严关窑青瓷的越南陶瓷——以河内郊外Kim Lan遗迹、Nam Dinh省出土资料为中心的分析》,《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耀州窑图片均采自《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05、117、119、123页;兴安严关窑碗、盘图片均采自《兴安宋代严关窑址》,《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22、32页;中和窑印模图片采自《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05、117、119、123、129页。 [1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古窑遗址》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35页;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永福县博物馆:《广西永福县窑田岭Ⅲ区宋代窑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2期。 [11]同注[9]第152页。 [1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兴安宋代严关窑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仁义:《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兴安宋代严关窑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22、27、32页。 [14]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6页。 [15]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遗办公室编:《海上丝绸之路——湛江文化遗产》,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16]John Stevenson,John Guy,Vietnamese Ceramics:A Separate Tradition,Chicago: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1997,p.92. [17][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5《财计门》,中华书局2006年,第196页。 [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中华书局,2004年第6692~6693页。 [19][越]吴士连、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本纪卷五《陈纪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城县文物管理所:《柳城窑址发掘简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3~79页。 [21]同注[18],第6692~6693页。 [22]同注[4]第103页。 [23][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217页。 [24]《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4560页。 [25]黄纯艳:《论宋代的近海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6]王淑津、刘益昌:《大坌坑遗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陶瓷》,《福建文博》2010年第1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