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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1882-1952）撰写了一本被后世誉为“奇人、奇事、奇情、奇文”的《艽野尘梦》（艽，qiú，荒远，此处“艽野”代指青藏高原）。该书描绘了清末西藏的自然山川、社会实况，也详细记录了清末秘密会党在军队的活动情况。当时入驻西藏的清军主要由内地抽调而来的川军组成，其中有很多即为“袍哥”，亦即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正是在军中会党成员的主导下，驻藏清军发生内讧，史称辛亥“拉萨事件”，对鼎革之际的西藏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学界尚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拉萨事件”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也有学者认为，整个事件不过是清军中的哥老会首领以抢掠资财为目的、并导致西藏局势严重败坏的“兵变”。作为事件亲历者的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详细叙述了入藏清军中会党的所作所为。通过该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末发生在西藏边陲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也可以借以窥测清末秘密会党对军队的渗透。 一宣统元年（1909）英军入侵西藏，主持政教事务的十三世达赖先向清廷求援，随又恐清军入藏后不撤，令藏地军民阻截。其时清军已集结成都，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的陈渠珍上《西征计划书》，随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的督队官，进藏抗英平乱。陈渠珍在工布江达、波密等战役中表现英勇，升任管带，与其他清军一起驻扎于波密春多寺（今波密县倾多镇倾多寺，为西藏著名“桃花沟”的中心地带），亲眼见证了入藏清军“兵变”时哥老会成员的表现。 据陈渠珍回忆，在拉萨兵变之前，驻藏左参赞罗长䄎前赴波密出任协统，以节制诸将。上任途中，罗长䄎就听其参谋周春林谈到：“哥老会势力，已布满全藏，军队尤甚。前此败退鲁朗，乃军队不服从官长命令，而惟彼中会首意旨是从，致有此败。今兵气益鹗张，官长拥虚名而已。我军远屯塞外，脱有事变，危险不可言矣！”罗长䄎为清末乙未科（1895年）进士，虽然出身文职，但学贯中西，通晓军事，其父罗信南又为湘军中的重要将领，因而对湘军中哥老会的危害素有所闻。故他在拉萨听到哥老会之名即“深恶之”，此次受命到前线统领入藏诸军，在参谋多次提醒下，遂决意对军中的哥老会“严加整顿，以除后患”。（《艽野尘梦》） 不久发生的偶然事件，促使罗长䄎将其设想付诸行动。当时驻守春多的清军排长王雨膏，因处罚部下违纪兵士稍有“失当”，被军中哥老会组织得知，即由一清军正目（相当于班长）出面在郊外“传堂”，责以跪刑。罗长䄎从所居春多寺楼上望见军中的排长竟然向一位班长长跪不起，迷惑不解，遂派参谋前去查问。周春林回报说，这是军中哥老会在执行“帮规”。罗长䄎闻讯大为震怒，认为堂堂军队之中，“排长处罚一士兵，而正目挟哥老会之力，竟可使排长长跪，尚成何军队耶！”下令严查军中的哥老会组织。不久，他便得知入藏清军“官兵入会者，已占全军百分之九十五。其总公口为‘聚集同’，分仁义礼智信五堂，以川人刘辉武、甘敬臣等为首领，即彼中正龙头也。本营（即陈渠珍管带之营）军需张子青副之。其重要首领，共十三人。其时甘、张等六人驻德摩；余七人驻波密”。罗长䄎侦知其情，决意痛加惩处，遂于1911年12月27日“遣马弁持密札往德摩，令管带保林执甘（敬臣）、张（子青）等六人杀之。驻波密首领七人，则密令（周）春林五日后捕杀之”。罗长䄎自以为两处同时动手，布置妥帖，万无一失。未料突起的变故，不仅给他本人带来杀身之祸，更导致整个西藏局势亦因之大坏。 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通过《泰晤士报》传递至拉萨。波密军中哥老会成员得知其讯，很快哗变：“次日午刻，炮队队官湛某，亦四川驻防之旗人也，忽被士兵杀之。继而官长被杀戮、被殴辱、被驱逐者踵相接。盖今晨已得拉萨密信，各部纷纷扰动。”当日深夜二更，发动兵变的哥老会又围攻协领所居春多寺，罗长䄎连夜逃至陈渠珍营中，狼狈躲避。此时他捕杀哥老会首领的密札尚未暴露，但清军统帅的权威已顷刻瓦解。《艽野尘梦》记录了一个细节：“后一护兵，为（罗）长䄎携一狐裘至。兵士某，即前夺之，曰：‘我辈寒甚，参赞无需此矣！’”可见其概。随着事态的发展，哥老会的气焰愈发高涨。陈渠珍记称：“时军队解体，哥匪横恣，三五成群。在余室内，亦明目张胆，‘对识’叙礼。其首领，即贱如夫役，亦庞然自大。众起立，余亦起立。众敬礼，余亦敬礼。号令无所施，权谋无所用，听其叫嚣，天日为暗。”入藏川军随即失去控制，甘敬臣、张子青等哥老会头目前赴拉萨，“将谋大举”。变乱的哥老会成员则终日噪动，“但闻拉萨来人甚多，不时秘密会议，内容无从刺探。终日乱兵呼朋引类而至。余虽深恶痛恨之，亦不可如何也”。管带陈渠珍因平素与营中军需官亦即哥老会副龙头张子青素有交情，近侍司书、卫士亦多会党中人，故未受伤害。但作为协领的罗长䄎，则很快噩运降临。不久，离军避居的陈渠珍得其司书驰马相告，谓“参赞（罗长䄎）已被（哥老会）义号赵本立，陈英等勒死于山下喇嘛寺矣”，并嘱咐陈渠珍早做“戒备”。稍顷，陈英即率军中哥老会气势汹汹地来到陈渠珍居处，“入门，即大言曰：‘罗长䄎阻挠革命，已杀之矣。’”陈渠珍心中惊恐，“一时不能答”，稍后始称大家身处藏境险地，“此耗传出，恐于我军不利”。陈英等声称“我等与长䄎同命。彼不死，我等首领不能保”，同时又谓“革命事重，推公出而领导。请明日即行”，要陈渠珍立即前赴拉萨。陈渠珍“唯唯应之”，随又“默念参赞被杀，余日与豺虎为伍，能幸免乎？！不觉泪下”。陈渠珍此处仅叙罗长䄎被勒死，但其实况则要惨烈得多。据后人回忆，哥老会中的某位首领搜寻到罗长䄎之后，“以绳缚之，系马尾后，鞭马曳行，凡数十里，至喇嘛寺，罗已气绝矣”，随又将其尸体焚毁，其惨其酷，可谓见者惊心。 二罗长䄎因前任协统钟颖入藏时“毫无营规”，决意乘波密平定之机查禁哥老会，很大程度上实属整顿入藏清军的要举。但付身藏事、有平定波密之功的罗长䄎，竟因此遭遇奇祸，入藏清军亦因之解体，正是辛亥之际秘密会党在清军中严重渗透的缩影。哥老会是以下层游民为主的结社组织，与天地会、青帮并称为清代有名的“三大会党”。哥老会大约于清代中期在长江上游地区兴起，在四川境内多称“袍哥”。其后随着船工、水手的活动，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湖、江浙一带发展。晚清时期，哥老会又渗入到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军体系中，并随着湘军的驻防与裁撤蔓延至全国各地。据曾国藩记载，早在咸丰末年，哥老会就已在湘军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批牍》）时人估计，湘军“勇丁入会者，亦十之三四”。（《辟邪纪实》）同治五年（1866），户部尚书罗惇衍曾奏称：“各营勇纷纷拜会，名曰江附会（即江湖会），又一名帼老会（即哥老会），其匪首则称为老帽，出入营盘，官不敢禁。”（《清实录》）左宗棠因此感叹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左宗棠奏疏续编》）虽然早在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就在湘军营规中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曾国藩全集》）同治六年，左宗棠又奏上《拿获会匪正法片》，随经清廷颁谕：“嗣后军营武职人员，如有入会为匪……现系充当勇丁，即照勇丁一律科罪……其游勇随营勾结为匪者，无论有无官职，获讯确实，即行正法。”光绪十七年（1891），军机处又寄发上谕：“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朱批奏折，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张煦奏）次年，清廷正式颁发《严办会匪章程》，不断加大查禁力度。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查禁过程中“专主内严外宽之说，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薛福成选集》），查禁哥老会的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到清末时，哥老会在军队中的渗透情况更加严重。如陈渠珍营中的哥老会成员张子青，即利用其担任军需官的机会，不仅优待伤兵，结纳人心，同时“凡官长兵夫过往者，子青遍交欢之。挥金如土，供应极丰。于是藏军（指入藏清军）识与不识，皆慕其名。士兵尤倾向”，一跃成为军中哥老会的副龙头，也成为军中一呼百应的实权人物。（《艽野尘梦》） 正是借助其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包括哥老会在内的秘密会党，也在清末鼎革的社会变动中发挥出重大的历史作用。史料记称：“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人，亦大半来自会党。”（《新世纪》1903年第42期）这自然引起革命党人的积极关注。湖北科学补习所就专门设有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成员输送入伍，以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因素。后人回忆，贵州新军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云南新军步兵第73标、第74标中的目兵（兵卒中的小头领）和中下级军官，甚至“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陕西新军中，也有很多人是会党成员。其中辛亥革命前一年建立的哥老会通统山，在坐堂大爷张云山的积极活动下，初开山堂就吸收了一千多名哥弟，“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几乎占到新军总数的四分之一。陕西哥老会还在新军中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他们的哥弟”。（《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陕西会党因此成为当地反清革命的主要力量。会党首领通过“三十六兄弟歃血结盟”、林家坟会议，与革命党人结成联盟，陕西各地遂以武昌起义为号角，“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辛亥革命纪事》）。被会党严重渗透、驻扎于昆明附近的新军第73标、第74标，则成为云南“重九起义”的主力军。贵州省城首先发难的陆军小学和新军营，其骨干绝大多数也都是哥老会成员。其他活跃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西乃至内蒙、新疆、西藏等省军中的会党势力，同样积极投入反清武装斗争之中，为各省革命的发动与独立，立下了很大功劳。 学者指出，清代中后期，名目繁多的会党组织在各地迅速涌现，“绵延数百年，遍及廿余省，会员之众，实难数计，声势之盛，撼地震天，而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达到最高峰”。（魏建猷：《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前言）会党与新军之间的关系，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内容。清末新军中有不少人属会党成员，或出身于会党。流落江湖的许多会党头目也曾为营伍中人，或与军队联系紧密。会党和新军之间互相渗透，兼有会党、新军两种身份者渐成普遍现象。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高潮的迅速形成，与各地会党对军队的渗透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认为，相当数量的清朝新军和防营士兵加入会党，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大厦的支柱行将摧折的信息”。（陈辉：《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这些情况值得后人深思。 作者简介 郑永华，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主编《北京宗教史》等。 史文锐，1969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副教授，著有党史、党建以及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多篇。 (责任编辑：admin) |